任 勇

《光明日报》( 2024年11月15日 11版)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治理理论在政治学研究中居于重要地位。进入新时代,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学界从基础性知识、建构性知识、集成性知识等不同维度,推动政治学知识自主性程度的提升。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了“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我们应在以往研究基础上,结合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国家治理实践,明晰研究范畴、完善研究逻辑、突出研究重点,不断夯实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

明晰研究范畴

合理自恰的研究范畴既能够为知识体系的形成提供清晰的整体框架,又能够保证科学的学术边界。过去一段时期,学界在对治理理论进行研究时,更多热衷于引介基于西方政治社会情境所形成的理论,而对中国情境下国家治理实践及其理论考虑不足,以致经常出现理论前提与研究内容无法适配、研究结论无法回应迅速发展的中国实践等问题。因此,深化国家治理研究,首要的就是结合中国国家治理实践明确相应研究范畴。

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推进,以治国理政新发展新实践为核心而形成的国家治理知识生产、分享、应用以及创新渐次展开。学界从不同侧面逐步深入国家治理研究内部,而这个过程是与从全面深化改革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同步进行的,充分反映了中国国家治理实践从夯实基础、立柱架梁,到全面推进、积厚成势再到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全过程。这一过程在赋予国家治理研究以强大生命力的同时,也极大充实了治理研究原有的知识框架,以鲜明中国特色明晰了国家治理研究范畴,进而拓展了未来中国政治学自主发展的理论空间。

具体来讲,国家治理研究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治国理政实践为核心内容而展开,因此国家治理研究范畴的确定,既要考虑中国国家治理变迁中深厚的历史底蕴,又要考虑国家治理结构中的横向主体和纵向空间因素。从历史演变看,中国在从传统国家到现代国家转变的过程中,经历了连续不断的内生性演化并积累了丰富的国家治理经验,最终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横向主体来看,国家治理在不同主体关系层面,分别形成了党的领导、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市场治理等内容。从纵向空间来看,国家治理在不同空间分布层面,分别形成了城市治理、乡村治理、边疆治理等内容。以上研究范畴,不仅体现了中国治理的基本特点,而且可以与其他国家政治学研究进行对话,使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既体现时代观照又具有世界视野。

总体上看,在学界共同努力下,立足新时代治理实践,国家治理研究涵盖的内容逐步清晰、研究范畴更加明确,为政治学自主知识的有效生产奠定了良好基础。目前,在国家治理研究范畴之内,围绕诸如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全过程人民民主、新时代“枫桥经验”等具体治理领域,已形成了众多具有较强自主性的政治学知识,有力支撑了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完善研究逻辑

一个完备的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要具有强大理论说服力并能够有效指导实践,其知识生产必须基于合理的研究逻辑。具体到国家治理研究,其研究逻辑既体现对象、方法、过程以及结论之间的合理自洽和有序关联,又纳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国化时代化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思想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等基本要素,具体包括价值逻辑、制度逻辑与运行逻辑。

价值逻辑层面。任何一种类型的国家治理,都面临何为基本遵循的前提性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增加了推动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的内容。这就要求在国家治理实践中更加重视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更加强调社会发展实绩实效和人民满意度,同时也从价值逻辑层面为国家治理研究提供了更为鲜明的标准和依据。

制度逻辑层面。中国的国家治理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之上,所有的治理实践都围绕包括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不断成熟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仅为国家治理提供了可靠制度保障,也为制度研究供给丰富资源。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加强顶层设计、总体谋划,破立并举、先立后破,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制度建设,是国家治理研究的主轴之一,由其衍生的制度产生、发展、执行、创新及互动等,都应纳入国家治理研究逻辑当中,从而彰显中国国家治理研究的制度特点。

运行逻辑层面。中国国家治理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强调问题导向,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各种类型的治理机制,不断提升国家治理的有效性。随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实践的推进,国家治理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和矛盾必定交织叠加、错综复杂,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通过优化体制机制来破除各种深层次障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坚持问题导向,出台了一系列涉及体制机制改革方面的重要措施。对于国家治理研究而言,应聚焦制约高质量发展的新旧治理难题,对提升治理效能中的各种机制进行学理化研究,总结发现其运行规律和机理,以治理机制的研究突破助力国家治理的高质量开展。

总之,国家治理研究的价值逻辑、制度逻辑和运行逻辑,均深嵌于政党、国家、政府、社会以及市场等政治学研究核心内容之中。未来,需要立足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结合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的特点,不断完善国家治理研究逻辑,提升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科学性和理论说服力。

突出研究重点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统筹全局、把握重点,聚焦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重大问题谋划推进。与此相适应,深化中国国家治理研究也是一项系统工程,以国家治理研究推动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需要结合改革实践,突出研究重点。概括来说,国家治理研究应重点关注以下三个方面。

国家治理中的制度理论研究。相比较而言,西方国家治理理论主要呈现出去国家化与非中心化的特点,而中国国家治理更加侧重集中统一基础上的制度安排和制度建设。自古以来,中国就逐步形成了包括朝廷制度、郡县制度、科举制度、监察制度、军事制度等一整套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发挥领导制度、组织制度等在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作用,国家治理实践与制度建设内容相互联系、相互支撑,制度是治理的根本依据,治理是制度的具体落实,共同构成中国国家治理研究的一体两面。随着制度建设的不断推进,制度理论研究在国家治理研究中日益重要,推动制度建设和治理效能转化融合成为重中之重。同时,还要与以往政治学中较为丰富的制度知识与制度研究相互参考循证,深入挖掘国家治理中的制度文化资源。

国家治理中的重大关系研究。作为一个超大型国家,中国在推动国家治理有序发展中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而一些关键性重大关系直接涉及国家治理的有效性。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同志围绕调动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一切积极因素,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目标,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中带有全局性的十大关系。改革开放后,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事关国家治理全局。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事关改革成败和国家治理是否有效。例如,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需要围绕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目标,灵活处理不同场景下的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应从这些事关国家治理的重大关系入手,围绕党的领导、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等具体领域,发掘其内在理论张力及其政治学内涵。在此过程中产生的政治学知识,会显著增强反映超大型国家治理现实的知识生产的自主性。

国家治理的新兴领域研究。中国作为一个正在迅速发展的大国,治理领域各种新情况新现象新命题不断涌现,亟须给予及时关注并将其纳入知识生产当中。从实践来看,无论是社会领域、市场领域还是技术领域,都在随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而发生急剧变革,这就需要国家治理研究及时给予关注跟踪并实现政治学知识生产和再生产,将国家治理研究的一般性原理与新兴领域结合,拓展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视野。例如,发展新质生产力,就需要构建与其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在改变人们生产、生活、思维方式的同时,会极大推动经济、社会、思想各方面的变革,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治理研究如何参与其中,积极与其他学科开展理论对话并作出相应的知识贡献,是建构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需要。再如,“构建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城市治理共同体”命题的提出,一方面深化了对人民城市等城市治理和社会治理领域的认识,充实了国家治理已有研究范畴;另一方面在与西方城市政治学理论对话过程中,以中国本土治理理论和实践情景推动了政治学自主性知识的产生。

总之,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是一个系统工程,国家治理研究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并会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随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我们需要在完善已有研究和对人类政治学有益成果进行吸收借鉴的基础上,追踪国家治理实践的变与不变,从多方面深化国家治理研究,不断增强研究的理论厚度和说服力,为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任 勇,系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