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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研县地情

何栗(1089~1127),字文缜,宋代仙井监( 今仁寿、井研一带)人。政和五年(1115年),中进士,廷试第一,为历史上乐山唯一的状元。授秘书省校书郎,次年任提举京畿学事,后召回任主客员外郎起居舍人,再升中书舍人兼侍讲。宋徽宗数次了解其德才,拟委以谏议之职,有朝臣说其与苏轼是同乡不宜为言官,遂出知遂宁府。不久召回任御史中丞,主管纠察百官事宜。任上,以奸邪专横15宗罪弹劾楚国公、太傅、太宰王黼。王黼抗争不服,何栗又上书七章,使王黼及其党羽胡松年、胡益等皆被罢官。事后,何亦以徽猷阁待制出知泰州,钦宗赵桓即位后复召任御史中丞。靖康元年(1126年)八月,升翰林学士、尚书右丞、中书侍郎(副宰相)。中魁10年,入值中枢。时金人要宋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及赔款黄金500万两、白银5000万两、牛马各万头、缎百万匹,否则将举兵南下。朝臣集议,宰相唐恪及诸大臣主张按金方要求迅速割地赔款以求苟安。何栗力排众议,申言:三镇之地是国家根本、京师屏障,不能轻易放弃。金人不割地要南侵,割地依然要南侵,与其割地赔款苟安于一时,不如整军经武击退其来犯。疾言厉色,声辩再三,并在对策上建议分天下23路为4道,如京师戒严,可传令各道前来保卫。钦宗欲依其议,惜宰相唐恪与尚书左丞、门下侍郎(副相)均力主议和,从中阻碍。钦宗乃倾向于和,并拟依从唐恪之言将都城西迁洛阳。何栗援引苏轼的话:“周朝失计,莫如东迁”(意即周朝最大的失误就是将都城从长安迁至洛阳),才把惊魄不定的钦宗劝阻下来。八月末,金兵分兵两路大举南侵,九月攻陷太原,十月攻下真定府(今河北正定),要宋划黄河为界,河东、河北全部归金。钦宗惊慌失措,对金人要挟一一听命,并下诏河北、河东军民“仰开城门,归于大金”。但河北、河东各州县坚守城池,不肯出降,金军仅得石州(今山西离石)。

靖康元年闰十一月初,金军长驱直入,兵临东京(今河南开封)城下,唐恪见事不妙,辞官逃命。钦宗拜何栗为相(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恢复三省旧制。时康王赵构(即后来的宋高宗)在河北,与朝廷信使不通,何栗建议立赵构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密草诏书与皇帝,坚持斗争。面对排山倒海而来的金军,已成无援孤岛的汴梁城中卫士不满3万,金军趁大雪攻城,是月下旬京师陷落,钦宗命何栗随济王(越栩,徽宗第六子)到金营求和。金帅不许,要徽宗亲去商议割地,时已退位的徽宗已惊扰成疾,钦宗不得已自己前往,何栗随行,向金订下割地赔款称臣纳贡条件。因短期内无法凑足大量金银,十二月二日何栗又随钦宗到金营,被扣为人质。在金营,何栗为国家破亡、君臣受辱,有心报国而无力回天仰天大哭,赋诗一首:“念念通前劫,依依返旧魂。人生会有死,遗恨满乾坤。”绝食而死,时年仅39岁。

胡世安(1592~1663),字处静,号菊谭,井研县人。少有异才,被称作神童,事亲笃孝。明天启四年(1624年)举于乡,崇祯元年(1628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崇祯七年分校礼部,九年典浙江试,十年补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明末李自成义军进京后,曾受夹刑。清世祖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以原官被征召起用,改授翰林院侍读学士掌院事。顺治二年,管国子监祭酒事。后迁内翰林国史院学士。顺治三年,担任《明史》副总裁,教习庶吉士。顺治五年八月,任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国史院学士。同年十月,母忧,奉旨在京守制,服阙,补原官管右侍郎事。九年三月,升任礼部尚书。胡世安博览群书,通晓掌故,致力于制定清朝开国之后的典章法规。曾上书提出恢复乡试以广纳人才的建议,被朝廷采纳。顺治十二年,以主持科举选拔人才有功,加太子太保。后有人弹劾他荐人不当,所制定典礼亦有不妥之处,被革去太子太保,降职三级照旧办事。顺治十四年,充经筵讲官。顺治十五年,任内阁大学士,入直办事。继以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复加太保兼太子太保、太傅兼太子太傅。顺治十八年,任内秘书院大学士。后因病致仕,寄居山西汾阳。清圣祖康熙元年(1662年),改殿阁衔仍为内三院,任命胡世安为内秘书院大学士。1663年,病逝,终年71岁,葬于汾州治所(今山西隰县)。

胡世安学识渊博,广涉经、史、子、集之书,融会贯通,著述甚丰,卓然成一家之言,为明清之交的著名学者。北京市天安门原为明、清两朝皇城正门,始建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称“承天门”,清顺治八年(1651年)重修,改称“天安门”。同年胡世安所作《九月二十五日朝散同部院诸老登眺新构天安门》,为迄今所能见到的文学史上第一首咏天安门的诗作:“象阙冠云区,历历引崇阶。旭光浮金碧,佳气匝城来。带潢疏太液,尘气辨天衔。悬想重轮夕,烟芜净九垓。玉衡端北位,符正协三台。支鸟鹊曾标观,凤凰已去台。曷壮勾陈居,名胜掞骚才。缅兹萃王会,铜龙答阳开。工师拜手语,柏梁匪所侪。经营成不日,无假梯航材。攀跻同昔吕,指顾起今猜。耿耿百年心,老眼重徘徊。”

胡世安曾三上峨眉山,收集史料,考查古迹,访问老僧,写成《译峨籁》一书传世,孤本藏北京图书馆。1986年,峨眉县地方志办公室骆坤琪、郑必辉赴京全文抄录并点校,后由乐山市市中区地方志办公室毛西旁校注,1988年12月铅印流传。这是现存最早的峨眉山史书,为保存峨眉山文史作出了重大贡献。

李心传(1166-1243)字微之,一字白微,号秀岩,李舜臣长子,南宋隆州井研县人。幼年随父读书,经州县推荐,参加贡举不中。从此绝意于功名,开始闭户著书。毕生数十年,潜心著述,终成南宋著名文学家和史学家。

心传随父读书时,得睹《裕陵玉牒》,既大增见识,也培养了研究史学的兴趣。他深感南宋国势艰危,许多忠良之士业绩行将失传,国家军事、礼乐制度,日益废驰,乃立志述史。收集高宗建炎(1127)至宁宗嘉泰七十多年间朝野旧闻,写成《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20卷。宁宗开禧元(1202)年正拟续修乙集,有人劝他,不要因写野史为当权者忌,铸成文字狱。他只好服从朝廷安排,去编写《高宗要:录》(后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历时三年写成。全书共二百卷,循司马光《资治通鉴》体例,编年系目,纂述南宋高宗三十六年间(1127-1162)事,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相衔接。《高宗要录》以《日历》、《会要》等第一手资料作为主要依据。然后尽量收集正史以外的稗官野史,以及所谓“天下散失旧闻”,加以鉴别,“可信者取之,可削者辨之,可疑者阙之,集众说之长,酌繁简之中”。更可贵的是:“独于淮西富平之偾事,曲端之枉死,岳飞之见忌,一一据事直书”。后世誉为“一宋之良史”。明代辑入《永乐大典》,清代辑入《四库全书》。

时李心传又想到未完成的《朝野杂记》乙集,慨然叹息:“撰写真史,何罪之有?”于是开始续撰《朝野杂记》乙集。经八年,于嘉定九1216)年七月成书。《朝野杂记》体例与《会要》相同,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互相经纬。马端临《文献通考》称此书为“南渡以来野史之最详者”。王士祯《居易录》亦称其“大纲细目,杰然悉备,为史家之巨擘,言宋事者当必于是有证焉。”《四序全书总目提要》称:“其书于高、孝、光、宁四朝礼、乐、刑、政之大要,以及职官、科举、兵、农、食货,无不赅具,首尾完赡。”同年,又撰《丙子学易编》15卷。此书博采诸家论说之长,兼容并收,颇得《易经》精华。

嘉庆十七(1224)年正月,宁宗赵扩诏求程伊川(颐)后代,拟加录用。李心传乃参取自伊川被荐从学以来一百四十年间道学兴废事迹,萃为一书,谓之《道命录》,记载程颐、朱熹进退始末,录其褒赠、贬谪、荐举、弹劾之文。颇有谴责蔡京、秦桧之词,从中可窥见其政治倾向。

理宗宝庆二(1226)李心传已年逾花甲。由崔与之、许奕、魏了翁等人推荐,由四川制置司敦促送至都城临安,理宗赐予进士出身,担任史馆校勘,专门修撰《中兴四朝帝纪》(南守高宗、孝宗、光宗、宁宗)。这一工作接近完成时,因受人攻击,回到成都府担任通判。随升任著作佐郎,兼四川制置司参议官。朝廷许以不必参予参议官工作,专设书局,招用属官,续修《十三朝会要》(北宋九朝加上南宋的四朝,原由赵汝愚等修撰未成)。

端平三(1236)年书成,李心传应诏赴临安,任工部侍郎。当时已年过七十,对于当时政治黑暗,纲纪败坏,他上书痛陈,反受别人攻击,改任提举宫观的闲职,到潮州居住。

嘉熙二(1238)年三月,朝廷迁李心传为秘书少监、史馆修撰,续修前宝庆二年尚未完成的《中兴四朝帝纪》。李心传引荐高斯得、杜范、王透等为检阅文字,高斯得修光、宁二帝纪,次年书成,其中《宁宗纪》末卷载有理宗与济主事,为丞相史嵩之不满,擅自更改这段记载,李心传为此愤然去官。不久,卒于湖州(今浙江吴兴县),终年七十八岁。今尚存著作有《学易编》5卷、《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20卷、乙集20卷、《道命录》5卷。《宋代蜀文辑存》还收录其文篇。

廖平(1852-1932)井研县盐井湾人。初名登廷,字旭陔,字季平,号四益(四译),晚年更号为六译。家贫苦,父母兄长节衣缩食供他读书,因而极勤奋。夜晚常立于寺庙大殿中,借神灯照读。无钱买书,常借读借抄,甚至从废纸堆中寻觅断页残篇以供阅读。清同治十三(1874)年参加院试,受四川学政张之洞赏识,录取第一,补县学(秀才)。光绪二(1876)年,由官方供奉,进入成都尊经书院深造,始钻研《春秋》经学,受著名学者王闿运指导。五年中举,七年注《谷梁传》,次年成《谷梁集解纠谬》二卷和《公羊何氏解诂十论》。其说多为前人未发之论。廖平毕生从事经学研究,经学观点前后有六次变化,故晚年更号六译。他研究经学的目的,在于“通经致用”,想从孔孟哲学中寻找救国治世药方。这虽然是不能实现的,却可见其爱国之心。

光绪十五年廖平中进士,钦点湖北某县知事。以母年老请改教职,任龙安府(治今平武县)教谕。后,历署射洪县训导,绥定府(治今达县)教授、尊经书院襄校和嘉定九峰书院、资州艺风书院、安岳凤山书院院长、四川国学学校校长等职。他桃李满门。康有为曾经接受廖平观点,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张之洞致书廖平,谓康有为为其嫡传弟子,梁启超为再传弟予.廖平是公认的晚清著名经学大师。

宣统三(1911)年任《铁路月刊》主笔,支持四川保路运动。四川军政府成立,聘为枢密院院长,对于川中军政要项,多有谋献。

民国8(1991)年患风湿麻痹症,右肢偏废,仍然不断讲学著作。常以左手写字,以应慕名而求墨宝者,10年,兼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华西协和大举教授。13年回井研,以多病之故,钻研医术,写成医书二十多种。

廖平一生尊孔读经,讲求孝悌忠信尊卑,但与当时一般士大夫比较,思想尚属开明。五四运动后,他令家里女孩子放脚,同意她们和男孩子一同上成都读书,并剪去发辫。支持子孙和部分青年的进步活动,如成立“研新社”,创办《研新》刊物,打菩萨,抓督学烟灯游街,举行游艺演出等。还赠送演出用的幕布。演出时,临场观看。县中封建势力极其不满,但因他在场,亦无可奈何。凡此,均开井研风气之先。

廖平一生著述甚丰,主要的辑为《四益馆经学丛书》,后又增为《六译馆丛书》。民国21年为拟出版,亲赴成都。行至乐山,突发大病,返回,未及抵家,卒于河耳坎(今磨池乡),终年81岁。

末代经学大师廖平是独步儒家治国理政思想巅峰的佼佼者,其“通经致用”与“托古改制”的经学革命“于近代思想界有转捩之功”(候諤语)。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中说:“始终专心讲论,堪称今文经学大师的要算井研的廖平。他讲今文经学要比康有为早些,康有为的《伪经考》《改制考》是从廖平的《辟刘篇》《知圣篇》推衍出来的”。四川大学舒大刚、杨世文主编的《巴蜀全书》重要成果之一《廖平全集》共收集廖平专著108种,集外单篇48种。《廖平全集》获“第二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国学成果奖。

熊克武(1885—1970)字锦帆,井研县盐井湾人。清光绪二十九(1903)年东渡日本,学习军事。

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在东京第一批加入同盟会,被选为总部评议部评议员。不久,与秋瑾等人一同归国。在上海与于右任等集资创办吴淞中国公学,其间曾护送孙中山乘法国邮船由日本经上海去南洋。

孙中山观察革命大势,认为:“扬子江流域将成为中国革命必争之地,而四川位居上游,更应及早图之。”熊克武于光绪三十三年奉孙中山命,以四川省同盟会主盟人身份返川,先后领导发动江安、泸州、成都、叙府等地武装起义。

光绪三十四(1908)年春到东京,购买枪支弹药。运到重庆发动广安起义、嘉定(乐山)起义。

宣统三(1911)年四月参加广州黄花岗之役,带领喻培伦、但懋辛等17人负责袭击督署后门。寡不敌众,队伍被冲散,只身一人,在当地群众掩护下脱险。武昌起义爆发后,聚集在上海的四川革命党人公推熊克武为蜀军北伐军总司令。次年3月5日,率三营部队抵重庆,蜀军政府委任他为蜀军一师师长。

“二次革命”中,组织四川讨袁军,被公推为总司令。以三万人自重庆分两路迎战袁世凯调来的五万军队。后来由于袁世凯下令通缉孙中山、黄兴、李烈钧、廖仲恺、熊克武等革命党人,遂出走日本,行前赋诗明志:“男儿有志壮游东,意气鲸吞万代虹。拯教同胞心欲赤,直摸胡首剑光红。”在日本参加孙中山组建的中华革命党。

二次讨袁时,到昆明与蔡锷及唐继尧等人商讨讨袁大计。滇军入川,首战告捷。熊克武回川以四川招讨军司令名义,组织一支五千人部队,开赴前线,与滇军并肩作战,重创曹锟部队。护国运动胜利,被任命为第五师师长和重庆镇守使。

民国7(1918)年1月就任靖国军总司令,与滇、黔军联合对抗北京政府在四川的督军刘存厚。于2月25日攻克成都,刘存厚败走陕南。同年3月孙中山依据四川省参议会公推,任命他为四川督军。主持川政几年,结束了滇、黔、川军之间的对立,创办四川讲武学堂,实行田赋一年一征,整顿混乱的币制,与民休养生息。

民国13(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7月,广东军政府委熊为建国联军川军总司令。11月12日,孙中山到北京,临行用英文写密信给熊:“余此次北上,讨论南北统一大计,阻力很多,前途未可预料,但无论如何,仍需以武力为后盾。你为我党老同志,必须深明此意,望即将所部集中武汉一带,相机行动。”民国14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北京,熊克武率三万之众,到达广东连山、连南、阳山一带,参加北伐。9月到广州。汪精卫、谭延闿、蒋介石等捏造熊勾结陈炯明,图谋颠覆广东政府,扣押熊克武等人,囚禁于虎门炮台达两年之久。

民国16(1927)年3月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释放熊克武出狱,经香港转上海治病,密谋反蒋。其后,长期隐居成都,一度迁居香港。民国28年抗日军兴,自香港经武汉返川,广泛团结各派地方势力,一致对外,共济时艰。在国防委员会襄赞军机时,多次在会上陈述己见,多有建言。但是蒋介石对他不放心,派宪兵在他的成都住宅站岗。

抗日战争胜利后,与但懋辛等在重庆创办中国公学,联络民主人士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民国38(1949)年9、10月间,解放大军逼近成都,熊克武和刘文辉等人商拟起义。

蒋介石邀集熊克武等成都耆宿谈话,诱迫他们携带家属去台湾。熊克武在去留的大节上毫不犹豫,毅然留下。同年12月25日,他发表书面声明,表示真诚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

解放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同志多次称赞他:“识大体,顾大局。”

来源:井研县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