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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市地情

宜宾经济社会开发较早,先秦时农业生产已较发展,尤其以种植水稻、荔枝、姜、蒟、橙、茶等知名于世。秦汉间,是“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将蒟酱远销番禺(今广州),马、牦牛、僰僮转运内地的物流道口。宜宾城近郊出土的汉代陶陂田模型,更见证了当时此地水利灌溉、水稻种植技术的创新进展。《齐民要术》还引述了“犍为僰道、南广,荔枝熟时百鸟肥,率生稻田间”这一史实。唐、宋以来,市境麻纺织、果品加工、酿酒、煮盐、制茶等手工业大有发展。唐开元至宋末(773—1276年)前后510年,戎州、叙州“贡葛”、贡“纻布”、“葛纤”不断。戎州荔枝煎,唐元和时已向朝廷进贡。唐代重碧春酒,宋代姚子雪曲、荔枝绿、春碧等名酒,曾使诗人杜甫、黄庭坚、范成大等为之倾倒。长宁、江安的盐,筠连、屏山等地在茶马互市中大量提供的茶,成为当时王朝倚重的地方名产。至明代,屏山、珙县等地已出现采煤、冶铜、炼铁工场。宜宾县越溪河一带,居民不下十万口,“无不耕之土,牛羊成群,鸡犬相接,五里十里,日中为市”,一片安定繁荣景象。

从明天启元年(1621年)至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由于遭受了60年左右严重战乱和灾荒,叙州府田地荒芜,人口大减,清康熙二十五年全府仅3040户。从顺治时起,即采取“移民实川”政策,湖广、闽、粤等11省移民入住宜宾,直至雍正初方使农业生产逐渐恢复到明中叶水平,人口有了较大增长。雍正六年(1728年),叙州府田土共2.16万顷,人户35421户。

清乾隆中期以后直至20世纪末,生产力发展虽短时仍有曲折甚至倒退,但总体上处于不断进步状况,宜宾地方经济和社会事业,呈现了三个前所未有的历史发展峰期。即清中叶和清末,民国时期的抗日战争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1、清中叶、清末是宜宾地方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一个新时期。

地方经济发展有三个特点。一为农业生产条件改善,11省移民各用所长,使粮食稳产增产。当时,仅宜宾县地域即有12处知名水利设施,其中6处灌田千亩以上,多的灌田六千余亩。其余各县,如南溪百里冲、珙县青山坝、长宁海马洞等兴办了小型水利工程。清嘉庆本《宜宾县志》物产部分所记谷、蔬、木、竹、果、花、药7类农作物,已达159种,由于稳产,其中95%至今在市境传承种植。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叙州府志》记载南溪等地引种了水稻“湖广糯”、“六十早”等早熟品种。嘉庆时南溪知县翁注霖所写《南广杂咏》诗之一,即记述“一肩就早登程,仓斗何如市斗盈。不惯吃来包谷饭,都缘米价甚公平”。反映出粮食增产之后,玉米已退出主食。清末宣统二年(1910)叙州府人口已增加到300万以上,这并非偶然。

二是市场经济开始发育,清末全府十三厅、县除雷波厅缺统外,已有场镇268个。场均人口多的7440余人,少的也有1800余人。兼之清中叶以来“水陆交汇,贸易四达”,特别是与邻近的云南省商贸往来不断,大量土产、山货、药材通过马帮、背帮、挑脚运到宜宾,达到了“搬不空的昭通,塞不满的叙府”这种程度。南广河、关河(横江)经过疏浚“运盐而上,运铜而下,往来称便”,宜宾城中的叙渝帮、省帮、金关河帮、盐帮等木船运输东下泸、渝、汉口,远达南京、上海,北上乐山、成都,西到云南滩头,商旅不断。各场镇兴起后,坊、粉坊、油坊、槽坊开设,脱离农村的手工业者增多,市场交易开始形成、发展。宜宾城已是“各省局钱与宝川局钱一例通用,价值并无低昂”。清嘉庆中(约1812年)“每纹银一两,换制钱一千文”,货币流通正常,物价稳定。上引南溪知县翁注霖《南广杂咏》中的另一首,还记述“赶场百物压街檐,北集南墟名号添。且喜局钱通已遍,不需携米掉煤盐”。

三是在“洋务运动”和“变法图强”思潮推动下,宜宾城手工业、商业进一步繁荣,出现了现代产业萌芽现象。由于城市商业发展,又推动了中药材加工、丝棉纺织、杂粮酒酿造、木刻版印书形成作坊。清末光绪年间(1875—1908),出现了铁轮高机机织宽布,并设厂生产玻璃,城中兴办了电报、邮政汇兑、钱庄、票号,有了轮船航运。当时城中线子市(今人民路东段)形成了每天定期的棉、纱交易与雇工市场,鲁家园开办了大同印刷局使用铜活字印刷。马家巷生产的玻璃制成酒瓶、亮瓦、灯罩,销往云南、贵州。南溪、江安的“漏棚”将本地甘蔗榨汁生产了砂糖(红糖)、白糖、冰糖。大北街刘鸿发杂货店的“猪油票子”(每张兑制钱一千文)流传到了云南昭通、昆明。

在农业、手工业、商业新发展推动下,宜宾的教育、医药卫生以及文化、体育、社会慈善等事业也出现新的进展。

2、民国时期的抗日战争阶段。

抗日战争期间,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民族精神振奋,抗敌救亡运动高涨,宜宾人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接纳了来自华北及沿海与下江内迁的工厂、机关、学校、科研和金融、商业机构等,使得地方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进入了又一新的阶段。工厂内迁为宜宾现代产业奠定了基础,为地方工商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时机。学校、科研机构内迁,促进了宜宾教育、文化、医药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金融机构、商界和能工巧匠内迁宜宾,促成了战时宜宾工商业繁荣。交通、邮电事业发展,使城市面貌发生变化。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内战,复又抓壮丁、田赋连续征实,同时实行征借。因为大量增加军费,导致通货膨胀,地方经济崩溃,人民生活朝不虑夕,社会事业处于停滞状态,商家歇业,工厂停工,不少学校已停课。

3、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宜宾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奋发图强,艰苦创业,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宜宾。虽然在“三年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中,经济社会发展有过曲折,但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撤地建市以来,宜宾经济空前发展,社会事业持续推进,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城乡面貌焕然一新,经济总量排名全省第四,宜宾已成为举国闻名的“中国酒都”“中国竹都”和改革名城。

来源:宜宾市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