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华夏民族一直都有抗击异族入侵的传统。才子之乡富顺也不例外，历史上从不缺少抗击外侮的仁人志士，他们或群体，或个人，在灿若星河的历史天空里辉映着抗侮图强的耀眼光芒。这当中，群体代表有南宋时在怀德镇虎头城坚持抗元达十年之久的富顺军民，个人代表有甲午战争时筹巨款雇舰队欲万里奔袭日本的“四川报业第一人”宋育仁。这些壮举,都曾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打下深深的印痕，也成为富顺历史上代代相承的抗侮基因。

刘光弟雕塑（图片来自网络）

“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也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光第字裴村，清咸丰九年（1859）出生在富顺县赵化镇。清光绪九年（1883），进京应试名列二甲第88名，赐“进士出身”，经朝考后授予刑部广西司主事，可谓年轻有为。不幸的是，风华正茂的光第处在一个外忧内患、灾难深重的旧时代,这对于一名刚进入士大夫行列并且想要实现个人抱负的新科进士来说，前进的方向无异于荆棘丛生。但从小就在艰难困苦中玉汝以成的光第，在民族和国家危亡面前，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爱国志士不同于常人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

在光第出生前，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先后发生，加上夹杂其间的太平天国起义，整个中国满目疮痍。光第出生后，川滇地区又爆发李蓝起义，他的童年在“南关一炮丑魂飞”“襁褓当年在贼围”的记忆中度过。之后，沙俄于清同治十年（1871）出兵侵占新疆伊犁地区，日本于同治十三年（1874）侵犯台湾，英国于光绪二年 （1876）借口“马嘉理案”强迫清政府订立《烟台条约》……幼小的光第在国家一次次遭受内忧外患、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逐渐长大。

   在光绪九年（1883），刘光第以二甲第八十八名的成绩中进士，被授职刑部主事。从此开始了其官宦生涯（图片来自网络）

光绪九年（1883），第一次参加京试的光第即金榜题名，成功的喜悦让他诗兴大发。他在《登第后寄内》诗中这样向家人报喜：

灵鹊无端喜报知，瑟琴私幸不长离。

可怜上苑花看后，犹是深闺镜听时。

天远几时闻吉语，月明满地起相思。

慈亲合有开颜处，晨夕高堂要善窥。

从秀才到举人再到进士，光第在短短三四年里屡战屡捷，在科举道路上一帆风顺。这不仅实现了他十多年“励志向学，思欲为世有用、显扬先人”的梦想，同时也是对“卖屋而买书”、使其“读书发名”的母亲的最好回报，确实是一件值得庆祝一番的喜事。但短暂的兴奋过后，光第再也高兴不起来。他在给自己的十年同窗挚友胡正之的《北行诗柬正之四十韵》中说：

春色丽皇都，云树望燕蓟。

看花长安道，侥幸博一第。

人喜我心忧，中朝时势际。

孽芽潜已伏，纷糅叹积弊。

康回捩坤轴，蚩尤弄妖彗。

鼓扇肆砅夷，屡遘阴霪沴。

东南水灾重，鼠贼况有备。

隐忧在外夷，虎狼中国奰。

一人歌泣怀，持此安所置？

都门富才薮，隽英亦少匮。

悃愊立其间，窒碍使闷闭。

北京的春色确实迷人，但“积弊”“水灾”加上“外夷”“虎狼中国”等内困外侮，让刚履新刑部主事的光第顿感“心忧”“泣怀”乃至“窒碍使闷闭”。

此后数月，光第通过对朝政弊病和官场风气的耳濡目染，从“心忧”转向“洗革”。他在其读书心得《都门偶学记·十九》中直截了当写到：“近今时势之变，仕途太坏，士风次之。此等实在关系国家元气，非极力振刷，加意洗革，深恐孽芽已伏，一朝溃败，便不可治。”从此，“振刷”“极力振刷”等词成为光第书信与作文中的高频词，他甚至在时局面前发出“气运视人心为消长，有志斯世者，何以图之”的呐喊，变革图强之志在光第内心悄然生长。这一年,光第24岁。

光绪九年（1883）十一月，几乎就在光第告假回乡省亲的同时，中法战争爆发了。乡居在家的光第，并没有因为远离政治中心而麻木不仁，他仍然心系国家安危，密切注视着西方列强的最新动向。

光绪十年（1884）春，光第抽空到省城成都例行公事般拜访官员，算是新任京官向地方官府报到。在拜见永宁道观察使（即道台，川南各州县最高长官）沈守廉（字洁斋）时，他留有《呈沈洁斋观察（甲申）》一诗。诗的最后部分，他这样写到：“半壁东南峙，三年教养均。边隅易摩擦，全局费经纶。鄙意愚同杞，夷氛患逼秦。安危论道济，忧乐念公真。”此时的中法战争已从中越边境蔓延至国内，光第在诗中既表达对边关战事的忧虑，又对治理内地的沈大人寄予厚望。随着中法战事的推进，爱国忧民的光第如坐针毡，以诗言志成了他表达爱国情感的一种方式。这期间，他相继写下《露坐》《排闷》《观音滩渡口》《遣兴》等诗，“露下且闲坐，海南方战争”“遥怜老诸将，横海断长鲸”“慈云需利济，南海战争年”“豺狼横海肆，花草竞秋荣”等标识国家罹难的诗句，无不表明对国家遭受外侮入侵的焦灼内心。

光绪十一年（1885）三月二十日，光第母亲王氏于赵化镇家中病逝。此时的法国侵略军继上年将战火从陆地扩大到东南沿海之后，又继续进犯浙江镇海、台湾澎湖和广西镇南关等地，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面对家丧国破，守孝在家的光第寝食难安，恨不能亲赴战地移孝为忠，就连睡梦中都发出一阵杀敌报国的惊叫。他的《梦中》一诗，反映了当时他爱国主战的思想：

梦中失叫惊妻子，横海楼船战广州。

五色花旗犹照眼，一灯红穗正垂头。

宗臣有说持边衅，寒女何心泣国仇。

自笑书生最迂阔，壮心飞到海南陬。

最终，横跨三年的中法战争以镇南关大捷为清军赢得一次难得的尊严，稍稍为清政府挽回一丁点儿颜面。但遗憾的是，清朝统治者未能将反侵略战争进行到底，镇南关大捷的胜利只换来与法国签订一纸所谓的和平条约——《中法会订越南条约》。新条约承认法国吞并安南（今越南），从此中国西南门户大开。不败而败的消息传来，正赴泸州为赵化文昌书院买书的光第十分愤慨。于是，他登上长江与沱江交汇处泸州八景之一的忠山，愤然写下《泸州登忠山感赋时海南用兵也》两首七律诗。其一为：

到眼江沱会合才，登高怀抱转难开。

秋无燕雀嬉堂幕，夜有蛟龙泣凤台。

南海艰危前局在，西山平远古愁来。

武侯遗恨知多少，且向飞楼问老回。

同年九月，光第应约与同乡好友乘舟夜泛沱江宝华寺下，捕食“退秋鱼”。光第作诗《同人约食退秋鱼夜泛舟宝华寺下（四首）》，其二云：

妖彗东南动，时方靖海天。

水雷沉石郭，炮雨碎戈船。

上相和戎意，中兴伐罪年。

满腔愚惯苦，淘落浪沙边。

光第在诗中表达了壮志未酬的无奈,更把无处可泄的怨气洒向以李鸿章为首的签约权臣，抗侮图强的家国情怀呼之欲出。

光绪十四年（1888）三月，光第三年守孝期满。是月二十八日，他带着家人踏上返京为官之路。到刑部履任后，光第在给自流井刘举臣父子的信中袒露自己的入仕态度：“惟现在时局方艰，国家多故，不患不做大官，但惧官愈大时，愈觉负疚耳。”“做官先办得勤字，然后讲慎字，清字是做官本等，不待言。”“时会如有可乘，尚欲为国家极力振作一番。”在今天看来，很难相信一个小小的“刑部候补主事”竟然有如此高的政治自觉。但可以确定的是，初入仕途的光第胸怀大志，对人生充满美好期待，甚至略带豪情满怀，展现了一个崇尚“修齐治平”的士大夫形象，似乎一条光明而充满梦想的道路正在他眼前铺开。这一年，光第29岁。

刘光第故居（图片由作者提供）

只是，与5年前第一次入京的情况相比，时局似乎更糟糕一些，光第的万丈豪情很快被现实浇灭。他在信中谈到：“京中大致萧条，人心渐维系不住，大非好消息，第时切忧思！但如大厦然，已经风销雨蚀，木坏虫生……此等家屋，尚能望其长久耶？”“朝廷一切政事，皆系苟安目前，敷弄了局。今日所说，明日又翻；今年所定，明年又变。大臣偷安旦夕，持禄养交；小臣斗巧钻营，便私阿上。办事认真者，以为固执而不圆通；上书直言者，以为浮躁而不镇静。甚有因认真而撤去差使者，因直言而革去官职者。”“前缅甸为英人所吞，今安南用兵数年，费财损兵，仍与法人讲和，而以其地付之，后来不知作何了局也。”面对朝政腐朽、官场腐败和外侮频生，光第心中愤恨难平，心情无比糟糕。经过一番挣扎调整，他决心要有所作为。认为要解决当前问题，“古人之志事尤当取法”。那段时间，宋代的李纲、明代的孙承宗及清代中兴名臣胡林翼都成为光第学习的榜样，《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及“古人近人政书”等古籍都成为他阅览的经典。

可这种与书为伴的日子没过多长时间，甲午战争的炮火再次将光第从“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短暂静谧中拉回现实。光绪二十年（1894）夏天，中日战火大开，眼看平壤沦陷、东三省及山东半岛被占领、洋务运动的心血之作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号称天朝的大清帝国昔日屡败西方列强，如今竟然又被东洋小国如此欺侮，“守分待时”的光第又一次受到深深刺激。他不再“藏于自己”，而是勇敢走上前台揭露朝弊、鞭挞权奸。“海军武备尽用贪懦之人，所费巨款尽以报效颐和园及阉宦、军机。”“权奸阉宦，俱是深结太后，以致大势不可为。”光第深深感到，处于生死存亡关头的中华民族，再不变法图强，“神州陆沉”只是时间问题。此时的他完全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把甲午惨败的矛头直接指向慈禧太后及其权臣。这种勇者无畏的选择，在当时需要何等的气魄和胆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过后，光第迈出了更大的步伐。他决定冒不测之险，直接向光绪帝书陈自己的变革思想，这就是石破天惊的《甲午条陈》。

《甲午条陈》中，光第提出的四条建言：一是请皇上“乾纲独断，以一事权”，请慈禧太后“颐养天和，宁神谧志”；二是请皇上对“吏治不修，军政大坏”等过失“下诏罪己，团结人心”；三是请皇上“严明赏罚，以操胜算”，要求对李鸿章等十人给以处置或罢归；四是请皇上“隆重武备，以振积弱”，要求开设“算学、制器、测量、管驾诸务”“多聘外国教师，分门传习”“兼募洋将训练，添设武备学堂”，要把东三省作为“根本之地，宜添设督抚，开办铁路，屯田诸政，移民垦土，转饷治兵”。光第还在前言中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指出日、俄两国对中国的威胁，“今倭已形猖獗，恐俄亦隐然思逞”，请皇上“勃然发愤，内断于心，披览史册，鉴古今之成败，周知海内，酌中外之利害。然后为开创之规模，为继述之事业”。全文洋洋洒洒近三千字，充分揭露慈禧太后及其权臣是朝政腐败、国家衰弱的根源，展现他“师夷制夷”的革新思想和维新良策，体现光第在国难当头的责任担当和抗侮图强的变革主张。

刘光第诗作《泸州登忠山感赋时海南用兵也》（图片由作者提供）

按清制，拥有上奏权的官员是有限的。其中,在中央是各衙门的堂官（尚书或侍郎）、各军事单位的长官、谏台的言官和皇帝身边的词臣，在地方则为各省总督、巡抚、学政、提督及各八旗驻防长官。而司员士民等中下级官员和一般民众要想上书，则必须通过有上奏权的机构与官员代奏，代奏人还得确保所陈内容无“违悖字样”。无奈官阶为“刑部候补主事”的光第没有直接上奏权，只能通过刑部堂官代奏。因此，光第在条陈的开头和结尾提出请求，“为呈请代奏事”“敬恳堂台披阅，可否转为代奏，以备朝廷采择”“伏乞察核，据情代奏”，一连三次提出“代奏”，可见光第对上书皇帝的迫切。遗憾的是，“条陈呈堂时，各堂官均失色推诿，互相规卸”，代奏条陈之事竟然不了了之。对此，光第惊呼“世道人心颓败已极，可骇可痛”，内心已出离愤怒至极点。

甲午战败，国家受辱、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曾一度点燃光第“振作一番”的斗志。但条陈不递，空有一腔凌云志的光第“时发愤仰屋太息，抚膺而伤气，减食而损眠，坐视无可奈何而已”。与条陈一起付之东流的，还有他那一系列抗侮图强的思想主张。“含血喷天，决眥切齿”之余，“胸中勃然莫遏之气，遂乃一一发之于诗”，苦闷之中的光第竟然接连作古诗数十首，以表“太息痛恨”之意。光绪二十一年（1895）三月二十三日，《马关条约》正式签订，日本获得巨额战争赔款和前所未有的侵略特权。消息传来，光第两称“投降”，直言“可叹可恨”。“呜呼！以一堂堂中国，而坐坏于数人之手，岂不可惜！”“数年以来，穷也穷不死人，惟去年（1894）以来，所见所闻之事，真是要气坏人，愁坏人也。”一日不如一日的国家局势，深陷伤心痛苦中的光第对朝政不免悲观失望，退隐之意逐渐萌生。“明年回福建一行，然后一游东南山水，卷而怀之，如吾乡李西沤先生（即李惺，垫江县人，清代教育家）故事，终老田里，著述名山，于愿足矣。”归隐之前，光第打算先去福建祖籍地凭吊先人、联络宗亲。

光绪二十一年（1895）八月，光第四子鹤年出世。但第九次当爹的喜悦仍然没能改变光第离京出游的决定。同月，他告假南下，直奔祖居地福建省武平县探亲而去。这一路，光第“由京师航北海以达南海”，于冬月初抵达武平祖居地湘坑湖。在与族人愉快相处两三个月之后，光第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春离开武平，取道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上海，由江轮换乘海轮北上，于六月初六返回京师。回归途中，他特在武昌作短暂停留，登门拜见湖广总督张之洞。奇怪的是，有“晚清中兴名臣”之称的封疆大吏与名不见经传的“候补主事”相见，居然“痛谈时事”。笔者按光第的刚直性格猜测，在这位自己“时时想闻风采”的朝廷大员面前，光第向其表达对朝政的不满和吐露心中的郁结定会不少。但“公不以为狂，且出过许之语”，由此可见张之洞对光第才学人品的赏识。一年后的八月，正逢张之洞六十寿辰，光第撰写《湖广总督张公六十寿序》以示贺寿，把张之洞比作春秋时期的政治家子产，大加赞赏张之洞在总督两广、两湖期间的政绩和中法、中日战争中的作为。张之洞对光第所送的这一特殊寿礼“颇欣赏”“览之称善”，两人的彼此好感度可见一斑。

福建武平一游，光第“游览山水，略消愤懑”，加之有张之洞的鼓励赞许，返乡归隐的念头顿消，救国图强的志向又重新树立。他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三月十五日给自流井刘庆堂的信中说：“为人臣子，思去其位，总觉有不忍决然之意，并非恋贪禄位也。以为稍缓须臾，或有振作之一日，乘此机会，尚可有为，而平生自许之志，亦借以稍酬一二。”在此期间，光第的思想也有了新的变化。一是开始关注君权与西方民权，论及外国民政议院制度时，他认为“君权不行，遂仿照外国参用民权之法”；二是对梁启超任主笔的《时务报》高度评价，并从中学习维新变法新理论；三是支持宋育仁在四川办理商务矿务及《渝报》，让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得到广泛传播；四是参与创办“蜀学会”，且积极参加其中的重要活动。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二十九日，礼部尚书孙家鼐奏请将早期维新派冯桂芬著作《校邠庐抗议》发交部院卿寺堂司各官签注意见，以征求改革意见，得到光绪皇帝批准。借此机会，光第除盛赞皇上“言路大开”外，一口气提出47条变革建议“以备采择”，遂成《论〈校邠庐抗议〉》一文。文章论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教等领域，提出变法思想非“轻弃吾中土之法而学外洋”，是“洗涤吾后世之弊政、而恢复吾古时之良法也”，并预言“本朝之治，将跨越汉、唐，直追三代”，其主体思想与四年前的《甲午条陈》一脉相承。这是光第继甲午年后又一次力主抗侮图强，可见其对投身变法事业的坚持和向往。

甲午惨败后，割地、赔款等丧权辱国的行径激起朝野内外强烈反应。特别是在康有为等维新派的影响下，光绪皇帝也逐渐坚定变法决心，意识到“为政之要，首在得人”，于是多次下诏求贤。此后的两三年时间里，保举现象普遍盛行。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谕旨，“戊戌变法”正式开始。与该谕旨同时下发的还有一道明发上谕，要求各省督抚荐举“品学端正，通达时务，不染习气者”“以备朝廷任使”。这是光绪帝连发的第三道上谕，可见其对人才的需求非常迫切。七月十三日，与湖广总督张之洞私交甚厚的湖南巡抚陈宝箴上书荐举刘光第、杨锐等17人。时陈宝箴深获光绪帝信任，在他所保举的17人中，获光绪帝当日谕令“预备召见”的多达13人。其中，获“预备召见”的刘光第和杨锐后来直入中枢机构，这在戊戌变法的保举例中实属鲜见。七月十九日，光绪帝召见光第询问治国之道，光第“对颇详直”“力陈时危民困，外患日迫，亟宜虚怀图治，上称善”。召对后，光绪帝在光第的名字上画上朱圈。七月二十日，光绪下诏：“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著赏给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事宜。”头天召见，次日颁布任命，堪称惊人的超擢。虽说只是“军机章京”，但谕旨中有两条特例，一是“四品卿衔”，二是“参与新政事宜”。七月二十一日，光第入值军机处的第一天，光绪帝同时颁下朱谕一道：“昨已命尔等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并令参与新政事宜。尔等当思现在时事艰危，凡有所见及应行开办等事，即行据实条列，由军机大臣呈递，俟朕裁夺。万不准稍有顾忌欺饰。特谕。”清朝的上谕多由军机章京拟稿，军机大臣修改，皇帝审定。而由皇帝亲拟朱谕，数量很少。由此可见，光绪帝对光第等人的重视与重用。可惜光第等四位新任军机章京并未经慈禧太后同意，在新旧党争中被慈禧太后视为康党，这为光第后来遭难埋下了祸根。八月初一日，军机章京任上仅十天的光第在给胞弟厚村（刘光筑）写信时说：“因有‘参与新政’四字，遂为嫉妒者诟病，势如水火，将来恐成党祸。”足见光第的政治敏锐性和可预见的观察力。

光第入值军机处后，与谭嗣同一班，每日的工作是“分看条陈时务之奏章”，即专门审阅司员士民的上书，签拟处理意见后呈皇帝批阅，相当于光绪帝的秘书班子成员。一般情况下，军机处每日奏折不过十余件至二十余件。进入光绪二十四年（1898）以来，数量开始增加，至四月“维新变法”启动后，数量再次上升。特别是六月十五日准许司员士民上书言事后又有新增，每日处理的折件数倍于平时。加上这些条陈动辄几千字，其工作强度可想而知。在此期间，光第在家信中说：“兄二日一班，每日三更后入直（值），忙迫极矣！”经查，从七月二十一日至戊戌政变前的八月初五日，光第等四章京在15天内共收到上书294人次至少359件，看来光第的“忙迫极矣”绝非空话，半夜三更上班在所难免。光第的勤政，来源于他从光绪帝的振作中看到了国家的希望。他在私信中表达了当时的心境：“现在皇上奋发有为，改图百度，裁官汰冗，节费练兵，改科举之文，弛八旗之禁，下诏求言，令州县市民均得上书言事，决去壅蔽，民气大振。”

世上确有一语成谶之事，“党祸”真的在光第预言中来到。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突然发动政变，不仅剥夺光绪帝独立行政的权利，并且下令抓捕康有为及其弟康广仁。这一天距光绪帝下令变法仅103天，距光第入值军机处仅15天，距光第的诡异预言仅5天。初九日，慈禧太后的逮捕范围又从康氏两兄弟扩大到7人，光第不幸名列其中。初十日，光第被关押至刑部监狱。十三日，光第与康广仁、杨深秀、谭嗣同、林旭、杨锐被“即行处斩”，喋血于他工作仅十年的京城。他一生希望通过变法图强从而实现国家不再遭受侵略欺凌的梦想不得不戛然而止，年轻的生命就此终结，不禁令国人扼腕痛惜。康有为给光第题写挽联，梁启超、赵熙、宋育仁等为光第立书作传，纷纷彰表其为民族进步而变法图强的壮举。这一年，光第年仅39岁。86年后的1984年，原国家主席胡锦涛撰文盛赞光第为“奋力图强革新的慷慨志士”。

从1898至2018，光第已离世两轮甲子。120年后的今天，让我们透视光第从儒士到志士的十年抗侮图强之路，这对于理解光第深刻思想变革和他爱国忧民、变法维新、刚直自励、慷慨献身精神有着重要现实价值。新时代里，我们正在戮力同心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在追求实现历史性突破和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同时，更应该吸取历史性教训，以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早日实现。

谨以此文，纪念刘光第殉难120周年。

（载《巴蜀史志》2018年第5期，总第219期）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