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年俗体验与身体记忆

人类学青年学者、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教师 李殿荆

　　对湖北人来说，过年和过早一样，都是生活的要紧事。

　　临近年关，我去武昌丁字桥老街区拜访朋友，看到不少人家的阳台上挂着香肠和腊肉，年味高悬。正如叶调元《汉口竹枝词》所写：仲冬天气肃风霜，腊肉腌菜尽出缸。生怕咸潮收不尽，天天高挂晒台旁。

　　今年我们家祖孙三代准备各自过年，没有追求传统意义上的团圆。然而，在彼此的电话问候中，“还有多久过年”这个话题总被提及。无论是热闹还是安静，作为一种文化标记，春节在我们心中都有非常重要的分量。

　　我父亲是河南人，幼年随家族迁往湖北沙洋。祖父母起初保留了不少河南年俗，经过将近五十年的调适，除了除夕夜还吃饺子，祖父母几乎全盘接受了湖北的地方年俗。

　　在我们家，河南与湖北两种过年礼制从分庭抗礼到逐渐交融，在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等一系列不可切分的身体感知中深刻影响着我对春节的感官记忆与身份认同。

　　除了春联、灯笼、压岁钱和爆竹声，让我记忆深刻的是那些儿时“舌尖上的体验”。腊月间，外婆制作腊肉、腊鱼，用红纸封包酥饼时，奶奶忙着炸油果以及准备本地流行的鱼糕与蟠龙菜。我仍然记得外婆家酥饼刚出柴火灶、揭开鏊盖时热气蒸腾的画面与香甜的味道，酥皮层次丰富，黑糖馅软硬恰到好处，甜而不腻。

　　由于南方人多以大米为食，鏊往往过年制作酥饼时才会拿出来使用，火候通常由外婆这样的老师傅来把关。每鏊可出三五十个酥饼，待其冷却形状微塌，舅舅与舅母会用裁好的玫红色油纸十个裹成一筒，包好以米糊封口，这样就成为拜年的春礼了。遗憾的是由于工艺繁杂，酥饼在我高中时期就很少见了。不过，也正因为稀缺，酥饼、玫红色油纸与笨重的鏊锅带来的感官记忆才更加深刻。

　　我硕士和博士阶段开始做人类学研究并走进田野，在云南、四川和西藏看到不同地方的人过新年，才发现中国年俗的多样性。更有意思的是，无论在哪里，人们都会谈及过年带来的时间度量变化和新旧年俗的博弈。在拉萨，人们对于新年有三个时间度量维度：公历的元旦、农历的春节和藏历的新年，每一个维度都有其特殊意义，都被人们重视。在过年这件事上，除了时间和空间上的年俗差异，还有非常明显的代际差异。年是什么？年俗是什么？谁来决定怎么过年？已经是因人而异的问题了。

　　十年前，我在英国伦敦读研究生。正月初一，我赶完作业已是下午。想着过年的时候至少也得花心思做点吃的，我便去宿舍附近的超市花3英镑买回两小只猪脚。超市卖得便宜，但不会帮着处理食材，而我只有一把切蔬菜的小刀。我用小刀顺着骨节，花了两个多小时把猪脚变成一个个小块，终于做成了美味的胡萝卜土豆烧猪脚。身在异乡，有了家乡的味道，我也算是过了一个有滋味的年。多少年来，这样的身体记忆始终伴随着我的生活。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7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