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 2023年04月01日 10版)

吴中胜 赣南师范大学二级教授,江西省百千万工程人选、江西省“双千计划”人选、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常务理事,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等。

《文心雕龙》元至正十五年刊本 资料图片

《文心雕龙》元至正十五年刊本 资料图片

《文心雕龙》书影 资料图片

《文心雕龙》明弘治十七年冯允中本 资料图片

从《文心雕龙》的历代研究来看,人们通常是把它视为文章学理论著作,而不是视其为文章作品的。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明代王文禄说:“文之妙者……三国、六朝得八人焉:曹植、祢衡、张协、陆机、刘峻、江淹、庾信、刘勰是也。”(《文脉》卷二)王文禄所列三国六朝八位“文之妙者”,《文心雕龙》作者刘勰名列其中。

今天的讲座,我们沿袭王文禄这一思路,也把《文心雕龙》当作文章作品来品读,分析一下它自身的文章艺术。至于分析角度,我们按中国文章学固有的艺术分析套路来,重点关注其字、句、篇和用事等方面。这也是中国文章学最富于民族特色的方面。尤其值得探讨的是,刘勰《文心雕龙》的文章艺术思想,有没有在他自己所写的《文心雕龙》中得到落实。

字法:庸常字眼孕巧义

刘勰很重视文章用字,《文心雕龙》专门设有《练字篇》,其他篇目里面也有一些论述文章用字的内容。相关的思想在《文心雕龙》有较好的落实。我们认为,《文心雕龙》用字有以下几个特点:常见、精准、变化。

六朝文风,当时人崇尚丽辞到了诡巧的地步:“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文心雕龙·定势篇》)刘勰虽然也喜欢文章言辞漂亮,但反对诡异之辞,刘勰说:“拙辞或孕于巧义。”(《文心雕龙·神思篇》)就是说,平常拙朴的字眼也能表达巧妙的文义。目前尚无精准的大数据统计对《文心雕龙》到底用了哪些字(重复使用算一个字)、哪些字最常用等问题进行详尽分析。但我们通过阅读《文心雕龙》文本,也不难看出,刘勰的思想在《文心雕龙》行文中得到较好落实——有学者曾经对《文心雕龙》特殊用字的运用情况进行了统计。情况如下(括号内数字为运用次数):

神(61)、心(112)、质(34)、文(584)、情(149)、志(82)、事(169)、采(101)、体(192)、通(70)、变(66)、辞(346)、奇(49)、正(82)、习(11)、学(52)、才(120)、气(81)、深(58)、诡(32)、风(112)、清(46)、杂(52)、信(29)、诞(9)、义(136)、贞(12)、回(10)、约(32)、芜(5)、丽(59)、淫(20)、典(71)、雅(94)、远(51)、奥(18)、精(49)、显(27)、附(37)、繁(55)、缛(16)、壮(19)、新(47)、轻(24)、靡(31)(见“《文心雕龙》特殊用字在全书之分布表”,胡纬著《〈文心雕龙〉字义通释》,附录二,〔香港〕文德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2月版)

由于汉字绝大多数是单音节字,所以中国文章学所说的字法,实际上就是词法。陈书良先生曾对《文心雕龙》中的一些重要词进行过分析,分两个等级,其中一级词有18个:道、才、气、物、心、象、志、风、文、体、奇、赋、隐秀、采、通变、规矩、司契、圆等,每个一级词下面又分若干二级词,两级一共175个词。如“心”下面有10个二级词:心、素心、成心、文心、神、思、思绪、思理、神思、虚静等。(《〈文心雕龙〉释名》)刘勰所用的一级词和二级词,都是常见词,没有一个生僻难懂的。考虑到刘勰所在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无论是从时代风气还是骈体文的要求来说,当时人都崇尚华辞丽藻甚至到了追新逐异之地步,刘勰多用平常字眼,在当时可谓特立独行了。

刘勰要求文章用词严密精准,所谓:“字不得减,乃知其密。……善删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辞殊而意显。字删而意阙,则短乏而非核;辞敷而言重,则芜秽而非赡。”(《文心雕龙·镕裁篇》)那么,要根据什么标准来确定文章的用字是否严密精准呢?刘勰认为,文章用字要服从整体结构,所谓“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文心雕龙·风骨篇》)言辞风格要根据不同文体的特点来确定,即“辞共体并”。(《文心雕龙·风骨篇》)下面这段话即体现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的用字严密精准:

故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监;撮举同异,而纲领之要可明矣。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干。(《文心雕龙·明诗篇》)

这是刘勰在总结诗体特点时的一段话,他说四言诗是“正体”,五言是“流调”,体现其宗经观念,《诗经》是四言为主,故以四言为“正”,其特点是“雅润”,其中的“雅”恰是《诗经》的重要特点。五言是诗体的变化发展,是“流”,其特点是“清丽”,其中“丽”体现了魏晋以后五言腾涌时代“诗赋欲丽”(曹丕《典论·论文》)的时代风貌。“正体”“流调”“雅润”“清丽”用词精准,是对诗体特征的精准概括。随后刘勰又对作家的诗歌特色进行了精准描述,分别用“雅”“润”“清”“丽”来描述张衡、嵇康、张华、张协等诗的特点,他认为曹植、王粲有“兼善”之美,而左思、刘桢则不免“偏美”了。又比如:“左思奇才,业深覃思,尽锐于《三都》,拔萃于《咏史》,无遗力矣。”(《文心雕龙·才略篇》)“锐”“萃”两个字非常精准,准确描述出了左思的《三都赋》和《咏史》在当时超群拔俗的巨大影响。史料记载,当时左思《三都赋》写成后,许多人竞相传抄,一时之间洛阳纸贵。一批名人批注推荐,皇甫谧“为其赋序”,“张载为注《魏都》,刘逵注《吴》《蜀》”,卫权作《略解》,张华叹为“班、张之流也”。(《晋书·文苑传》)《三都赋》由此尽显锋芒,产生轰动效应。《咏史》八首是左思诗歌的代表作,入选《文选》。钟嵘《诗品》评曰:“文典以怨,颇为清切,得讽谕之致。”由此可知,刘勰分别用“锐”“萃”两个字,精准地概括了左思《三都赋》和《咏史》诗在当时的巨大影响。

《文心雕龙》的文章用词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同一个意思尽量用不同的词语来表述。如:

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铭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文心雕龙·宗经篇》)

这段话中,“首”“源”“本”“端”“根”都有开端、源头的意思,刘勰用了不同的五个字来表达同一个意思。又如:

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弘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文心雕龙·定势篇》)

这段话中的“准的”“羽仪”“楷式”“师范”“体制”“从事”都有“以……为准则”的意思,刘勰却一连用了六个不同的词语来表达,让行文语句不生硬呆板,显得灵动变化。尤其是在排比句式中,文义排沓而出,刘勰用词精当又富于变化的行文特点得以尽显。

句法:玉润双流自从容

刘勰重视文章句法,《文心雕龙》专门设有《章句篇》。跟字法一样,刘勰也主张从文章整体去考虑句子的作用,所谓“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为章,积章而成篇”。刘勰注意到文句声调节奏问题:“离章合句,调有缓急。”就像唱歌跳舞一样,有所谓“缀兆之位”“抗坠之节”。刘勰特别强调,文句表达要“随变适会,莫见定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刘勰的这些观点都属于新颖独到的见解。在《文心雕龙》自身的句法运用上,刘勰也能很好地贯彻自己的这些主张。

《文心雕龙》作为一部文章学理论著作,涉及诸多概念术语的界定和阐释,这时候使用判断句式是最合适的了。刘勰在解释这些概念术语时,就多用词刚义析的判断句式。如在解释何谓“八体”时,刘勰连续用八个“者也”判断句:

若总其归途,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典雅者,镕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远奥者,馥采典文,经理玄宗者也;精约者,核字省句,剖析毫厘者也;显附者,辞直义畅,切理厌心者也;繁缛者,博喻酿采,炜烨枝派者也;壮丽者,高论宏裁,卓烁异采者也;新奇者,摈古竞今,危侧趣诡者也;轻靡者,浮文弱植,缥缈附俗者也。(《文心雕龙·体性篇》)

这类判断句就是刘勰多次提到的“断辞”,所谓“辩立有断辞之义”(《文心雕龙·征圣篇》),“断辞辨约”(《文心雕龙·定势篇》),“断辞必敢”(《文心雕龙·比兴篇》)等。判断句使本来容易混淆的问题清晰明断。

《文心雕龙》是用当时流行的骈体文写成的,文体所限,文中大量运用对偶句式。对偶句式的运用,行文节奏铿锵,有排山倒海之势,辞采情韵并美:“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文心雕龙·丽辞篇》)《文心雕龙》中有许多这类辞采与情韵并美的对句,又如:“一人之辨,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文心雕龙·论说篇》)“谈欢则字与笑并,论戚则声共泣偕。”(《文心雕龙·夸饰篇》)“丹青初炳而后渝,文章岁久而弥光。”(《文心雕龙·指瑕篇》)“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篇》)等等。这类句子已经成为《文心雕龙》的标识性名句,为其气贯长虹的文势、抑扬顿挫节奏的生成增色不少。

刘勰认为,自然又精妙的偶对,往往给人“玉润双流”的美感,但语言平庸的偶对却很难使人眼睛一亮,读来昏昏欲睡:“若气无奇类,文乏异采,碌碌丽辞,则昏睡耳目。”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就很好地处理了两者的关系,他在行文中往往“迭用奇偶,节以杂佩”,时时杂以散句,使文势严整又气脉畅通,“奇偶适变”,则率然成趣。(《文心雕龙·丽辞篇》)如“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文心雕龙·章句篇》),如果写作“振本末从,知一万毕”,也是工严的对句,但节奏上却显得拘束紧凑,刘勰就加上“而”“矣”两个虚词,骈散“杂佩”一下,工严之中配以散调,节奏抑扬又从容自如。《文心雕龙》是用当时文坛盛行的骈体文写成的,骈体文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四六句。刘勰认为,写文章不必机械地遵循四六原则,而要视情况灵活变动。他说:“若夫章句无常,而字有条数: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文心雕龙·章句篇》)刘勰在这里提出的是,句式不能太机械,要懂得“应机之权节”。我们这里就拿《文心雕龙》开篇一小段话来展开分析: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文心雕龙·原道篇》)

其中“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这就是骈文规范的四六句。此外,刘勰安排五字句、六字句、七字句、八字句,四六杂言交互使用,既节奏抑扬,又摇曳多姿、姿态横生,这就是刘勰语言艺术的高妙之处。刘永济先生评曰:“虽其自著仍用骈体,而能运用自如,条达通明,能以瑰丽之词,发抒深湛之理。”(《文心雕龙校释》前言,刘永济著《文心雕龙校释》上册,中华书局2007年10月版)

刘勰还批评了当时文坛盛行的追新逐异“效奇之法”:“必颠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辞而出,回互不常。”(《文心雕龙·定势篇》)用今天的文学理论来说,这就是通过颠倒语序以达到奇特效果的陌生化手法。刘勰是反对这种“效奇之法”的,他在《文心雕龙》的理论阐释中,也绝不会为了对偶而去追新逐奇。刘勰认为:“是以搜句忌于颠倒,裁章贵于顺序,斯固情趣之指归,文笔之同致也。”(《文心雕龙·章句篇》)《文心雕龙》文章中许多句子如行云流水,如“独步当时,流声后代”(《文心雕龙·论说篇》),“岁月飘忽,性灵不居”(《文心雕龙·序志篇》)等,出语自然,不觉其对仗之工严。

篇法:文脉贯通标三准

刘勰很重视文章篇法,《文心雕龙》专门设有《附会篇》。此外,在其他一些篇目中,刘勰也谈到一些篇法思想。如:“原始要终,体必鳞次。”“故能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跗萼相衔,首尾一体。”(《文心雕龙·章句篇》)刘勰提出的“三准”说,是其篇法思想的集中体现:

是以草创鸿笔,先标三准: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馀于终,则撮辞以举要。然后舒华布实,献替节文。绳墨以外,美材既斫,故能首尾圆合,条贯统序。若术不素定,而委心逐辞,异端丛至,骈赘必多。(《文心雕龙·镕裁篇》)

所谓“三准”就是要注意文章的开头、中间、结尾,以及首尾照应、整体连贯,所谓“首尾圆合,条贯统序”。刘勰在自己的《文心雕龙》行文中就非常讲究开头、中间、结尾和照应连贯艺术。

刘勰说,文章开头要“设情以位体”,就是要确定文章内容,统领全篇。《文心雕龙·原道篇》第一句“文之为德也大矣”就统摄了全篇,清代纪昀评论说《原道篇》“截断众流”,而我们要说的是,这第一句又“截断”整篇。刘勰把文章与天地万物之间同生并起、互联互通的关系一下子就点出来了。

又比如:

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文心雕龙·通变篇》)

在这一段中,刘勰开头就亮明“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的观点,接着说“诗、赋、书、记”,这是“名理相因”的,是“有常之体”,“文辞气力”,这是“无方之数”。正因为体之有常,所以要“资于故实”,也正是因为数之无方,所以要“酌于新声”。只有既通又变,才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这样就自然引出“通变”的总命题,破题鲜明,落笔自然。这开头一段起了很好的导引作用。

刘勰认为,文章中间部分要“酌事以取类”,即根据内容选择典型事例,展开思想观点。这部分尤其要结构清晰,避免杂乱无章。比如《文心雕龙》文体论部分20篇,刘勰自己就明确指出,每一篇的展开思路就是四句话:“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文心雕龙·序志篇》)

这里我们拿《明诗篇》来举例说明:刘勰首先“释名以章义”:“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我们知道,诗有三训,志也,承也,持也。但刘勰只训为“持也”,体现其以儒家为根本的思想。接着从“昔葛天氏乐辞”一直谈到“近世之所竞”,这是“原始以表末”。谈到每一个时代的诗歌时,刘勰都举证代表性的诗人诗作,这是“选文以定篇”。最后加以总结:“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监”,这是“敷理以举统”。这样的论述,思路井井有条。

明代高琦引《丽泽文说》的话说:“看文字,须要看他过换及过接处。”又云:“过接以结上生下为妙。”(明代高琦《文章一贯》,见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2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版)好的过接,可以使文章段与段之间脉络连接、血脉贯通。否则就容易出现文章上下断裂、文脉不畅。

我们这里再选取《文心雕龙·原道篇》第一段末尾和第二段开头部分,来分析刘勰的过接艺术:

旁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花,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

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

这两部分文字中,第一段末尾“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这句话起的就是“结上生下”作用。前面刘勰谈到龙凤、虎豹、云霞、草木、林籁、泉石,这些都是“无识之物”,或“形立”或“声发”,文采郁然。所以“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这前半句是“结上”,即总结上文。人是“五行之秀”“天地之心”,即所谓“有心之器”,当更有文采才是,这是自然提到了“人文”,所以“有心之器,其无文欤?”这后半句就是“生下”,即引出下文。更美妙的是,第二段一开头刘勰就说“人文”二字,就是承接第一段的意思接着往下说,自然而然地完成了段与段的过接。不仅文意衔接,语言也勾连。就像一个连环套,环环相扣,上下妙合。

刘勰认为,结尾部分“撮辞以举要”,即总结全文,总结的同时要照应前文。清代张谦宜认为,文章要“互相顾盼”(《絸斋论文》卷四,见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4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版),也就是前后照应。《文心雕龙》的行文在这方面也可圈可点,尤其能体现这个特点的是50篇赞语。关于“赞”,刘勰说得很清楚:“赞者,明也,助也。”刘勰认为,“赞”是“唱发之辞”“唱言为赞”《文心雕龙·颂赞篇》通俗一点来说,“赞”就是总结讲话,所以需要照应前文。如《文心雕龙·时序篇》开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结尾赞语曰:“蔚映十代,辞采九变。”一头一尾,开合照应。

这里我们再举一例,即被清代纪昀称为“诸赞之中,此为第一”的《物色篇》赞语:

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

《物色篇》的开头是诗意的:“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四季景物“相召”,人们为之或“情畅”或“心凝”或“志远”或“虑深”,一片树叶、一声虫鸣,都足以“迎意”“引心”,更何况是清风明月的夜晚、白日春林的早晨?大化自然似乎有情有意,与人们情感互动。刘勰在赞语中也回应了开头的这一诗意场景,山水云树纷至沓来,心目为之“往还”“吐纳”,无论是春日还是秋风,四季物色与人之情兴之间是来往赠答的关系。如是这般,物色写活了,不仅有情有意,而且还与人互动。此赞为全篇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表达也灵动活泛,堪称诸赞第一。

用事:用旧合机善化用

用事是骈体文的重要特点,刘勰很重视文章的用事艺术,《文心雕龙》专门设有《事类篇》。刘勰认为,如果用事用得好,就像自己说的话一样自然;如果用得不好,则多少年后都是瑕疵,所谓“凡用旧合机,不啻自其口出,引事乖谬,虽千载而为瑕”。(《文心雕龙·事类篇》)刘勰又说:“庸事或萌于新意。”(《文心雕龙·神思篇》)平庸的事例也能产生新意。刘勰反对一味地“引书以助文”(《文心雕龙·才略篇》),他认为一味地引书只能算是堆砌典故,看似博学多才,实际上对文章有害无益。清代张谦宜把这样的堆砌比作笨猪做窝:“凡四六对偶,但取典故,不论年代若何、邪正若何、顺手顺口,一味挨排,如猪衔草铺窝,岂论好歹净秽,此大病也。”(《絸斋论文》卷四,见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4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版)

《文心雕龙》在用事方面就是根据文情文势本身的延展来摄取典故的,而这些典故也为《文心雕龙》的文理阐释增色不少。

刘勰特别注重化用经典来阐述自己的文论观点,如:“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趋时必果,乘机无怯。望今制奇,参古定法。”(《文心雕龙·通变篇》)这一段话就分别化用了《周易·系辞》中的“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变通者,趣时者也”以及《汉书·武帝纪》“稽诸往古,制宜于今”等古籍语句。传承了经典的意思,但表述上不是简单地复制转述,而是化用。

再如:

“是以君子藏器,待时而动;发挥事业,固宜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楩楠其质,豫章其干。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若此文人,应梓材之士矣。”(《文心雕龙·程器篇》)

这段话分别化用的经典包括:《周易·系辞下》:“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周易·文言》:“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法言·君子》:“或问:‘君子言则成文,动则成德,何以也?’曰:‘以其弸中而彪外也。’”陆贾《新语》:“楩楠豫章,天下之名木,生于深山之中,产于溪谷之傍,立则为大山众木之宗,仆则为世之用。”《汉书·司马相如传》:“其北则有阴林巨树,楩楠豫章。”《论语·述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孟子·尽心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参见吴林伯著《〈文心雕龙〉义疏》下册,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11月版)刘勰的表述精准地概括出了理论观点,整齐的句式又间以散句,两两而出,节奏感很强。

《文心雕龙·知音篇》多用典故来说明知音难觅的道理,如“昔储说始出,子虚初成,秦皇汉武,恨不同时。既同时矣,则韩囚而马轻,岂不明鉴同时之贱哉?”这段话说到秦始皇和韩非子、汉武帝与司马相如的故事。这两个故事中的人物身份地位相同、命运类似,适宜连类比譬。两个皇帝都是“鉴照洞明”的人物,尚且“贵古贱今”,更何况其他人了,这就更加确证了刘勰所说的存在“同时之贱”的道理了。

诚如刘永济先生所言:“《文心》一书,即彦和之文学作品矣。”(《文心雕龙校释》前言,刘永济著《文心雕龙校释》上册,中华书局2007年10月版)从文章艺术的角度来说,我们能够看到《文心雕龙》是一部字法精准、句法精妙、篇法精巧、用事善化的精美文章大作。结合文章学理论,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文心雕龙》的精深理论,也能看到其精妙的文章艺术和生动言说,两者结合,正是富于民族特色的中国文章学基本特征的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