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丽的长篇小说《从军记》（百花文艺出版社2022年12月出版），字里行间囊括了作家的多副笔墨，也蕴含了作家如琢如磨的人生记忆，可称之为一首延续了三十余年的“农家军歌”。

　　20世纪90年代，一批作家集中推出了一系列刻画农民军人的小说，将“农民军人”这一重要的军旅文学主题向前延续和推进。当时笔者提出的“农家军歌”概念，不仅在一段时间内概括了军旅作家作品的风貌，还影响了军旅作家在此后一段时间内的文学创作方向。三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文学思潮依托着社会文化的演变几度变迁，为什么说当前新鲜出炉的《从军记》仍然能划归到“农家军歌”行列呢？其主要原因在于小说着力刻画的主要人物——主人公李晓音和她的两个哥哥，以农民身份参军，在部队完成了身份的转变，与“农家军歌”的主题高度契合。并且，作家自己对《从军记》的定位也是如此。诚如文清丽所言，写一部“农家军歌”的想法就像一颗文学的种子，自她参军的那一天开始就埋在心里，经过数十年的酝酿，感到时机成熟方才动笔。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军记》是文清丽的文学根脉所系，是她积累了数百万字文学创作之后的一次回归、一次飞跃，是作家最为珍视的文学资源，也是对“农家军歌”的深情回望，是对这一文学现象相隔数十年的回响。

《从军记》插图 杨奕绘

　　但是，细读《从军记》，会发现这部作品又不止步于回响，相较于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主题有其新鲜和独到之处。首先是时间跨度上的不同。以往“农家军歌”聚焦的是农民军人个体当下的际遇和感受，着重描摹农民鲤鱼跳龙门之后的身份转变和随之遇到的一系列困境，而缺乏对人物长时间段的追踪和命运书写。而《从军记》则是以个体牵引家庭，继而带动群体，描绘了李晓音与家人、战友在长达几十年的部队生涯中的生活际遇与命运沉浮。它更像是经过岁月沉淀升华而来的家族史和生活史写作，其间包罗着人物见闻、生活经验，同辈人之间的情感纠葛、生命选择，以及后代人的成长经历、观念更新等立体化的家庭内容和社会内容，且这些书写辅以女性细腻的观察和丰富的细节，因此整部小说显得尤为扎实和厚重。

　　其次是小说风格基调上的差异。在那个集中书写“农家军歌”的文学浪潮中，作品采取的是平视视角，可视为当时文坛“新写实”思潮在军旅写作中的具体彰显。然而这种“平视”由于小说的内容大多以作家亲身经历为蓝本，素材多源于农民军人在现实军营中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和情感困顿，整体呈现出一种沉郁的艺术风格。与之相比，《从军记》的底色则更为乐观、昂扬和激越。同样是“贴着人物”的写作，文清丽将个人真实的成长经历和所思所感融入这部作品，那些具体而微且无从复制的生命体验，写活了李晓音所在的西北高原上的一草一木，也写活了让李晓音等人走向广阔天地大有可为的现实军营，读者一路跟着李晓音从农村到城市、从家乡到军营，见证了一个质朴而胆怯的农村女孩成为一名女战士的历程。

　　《从军记》写作的可贵之处在于，作家不是为了塑造一个成功者而写。文清丽动笔之初就为主人公设置好命运的支点，走出芳华岁月，从女战士成长为女大校，从女学生成长为女作家。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李晓音遇到了许多阻碍和困难，其间有困惑、有迷茫、有痛苦，但更多的是以乐观向上的心态和行动，在并不充裕的生存空间中辗转腾挪、拼搏奋斗，一次次为自己争取更好的出路，一步步沿着人生路径的上坡进军。我们在阅读过程中更多地感受到人物向上的动力和拼搏的勇气，而非苦闷之中的投机，或者求而不得的放弃，这比此前的“农家军歌”更迈进了一步，实现了某种超越。当然，写作基调并非评判作家水平高低的依据，作品在深度与广度上的开掘才是作家需要着力精进的方向。如今我们回顾过去，“农家军歌”作为一个军旅文学中比较重要的文学思潮，在当时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或许能够说明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譬如人物面相的单薄、写作资源的非可持续性等。而《从军记》中，李晓音和她的两个哥哥显然具有更为长久的生命力，他们在军队的成长轨迹，是与共和国的发展进程高度重合的，这些人物能够跟随军队的发展一步步坚实迈出自己的人生步履，恰是因为他们身上所表现出的坚忍、顽强、善良、淳朴等优秀的品格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品格更为接近广大农民群体的精神底色，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底色。

　　《从军记》借个体反映群体，借家族反映时代，具备了“农家军歌”向纵深发展的延展性，让读者在一个女兵的成长史中窥见了波澜壮阔的时代变革。在这个意义上，《从军记》再一次让“农民军人”这个文学形象从历史的微尘之中重现面孔，并且带有朝露般的明朗气息和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厚重气质，为军旅文学的发展推进提供了新的生长可能性。

　　《光明日报》（ 2023年04月12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