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宇明 宋晖 王玉红《光明日报》( 2023年05月06日 11版)

邢福义先生被誉为中国“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之一,也是国学大家。他在《光明日报·国学版》上,曾刊发文章20余篇,后连同他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结集为《光明语学漫议》,由商务印书馆2020年出版。

邢先生的国学类文章大致可分四方面内容:其一,语言学与国学的关系,如《语言研究的“向”和“根”》《国学精魂与现代语学》等;其二,词语阐微,如《“救火”一词说古道今》《“人定胜天”一语话今古》《“诞辰”古今演化辨察》等;其三,国学学科建设的理论思考,如《国学的学科化与一流追求》《语言哲学与文化土壤》等;其四,学林人物的学术传承,如《两次指点》《邢梦璜与文化黄流》等。古代以文字、音韵、训诂为内容的小学是经学的翼羽,而今语言学也应与国学有姊妹般密切的关系。然当今的语言学家涉足国学者不多,邢先生是少数特例。他的国学研究与汉语研究交织交融,且蕴含着当代知识分子的高贵品格,特色鲜明,自成一派。

语言学与国学交融互渗

邢福义先生的国学思想,建立在对汉语、特别是汉语语法深刻的认识上。“汉语语法重‘意’不重‘形’。形式上框架简明,没有繁多的标记;表意上灵活多样,隐性语法关系十分丰富。理解汉语,特别是阅读汉语古籍,最主要的障碍不是语法。正因如此,我国古代率先出现的语言学著作是讲词义、讲文字、讲语音的《尔雅》《说文解字》《广韵》等等,而不是语法学专著。”(本文所引皆出自邢先生发表在国学版的文章,不一一注明)1898年,马建忠所著《马氏文通》首次引入西洋之“葛郎玛”(语法),中国语言学才从传统小学进入现代语言学。传统小学未重视语法亦能取得成就,与汉语“隐性语法关系丰富”不无关系。汉语的沟通功能,尤其是书面语,可以通过“意会”方式实现。

邢先生所谓的“丰富”,从另一角度说则意味着“汉语语法系统的复杂性”。欲在纷繁复杂的语法现象中提炼出规律,需反复对比研究方能实现。邢先生在长期的语言研究中,概括出“两个三角”的语法研究理论,其“小三角”是“语表形式、语里意义和语用价值”,“大三角”是“普通话、方言和古代(近代)汉语”。“小三角”要求形式与意义相结合相验证,且要顾及语言使用价值;“大三角”则体现了研究的广阔视野,纵看古今,横看普通话与方言。多角观察,多方照应,才能看清事实,立论公允。邢先生对有争议的语言现象,从不武断结论,如“人定胜天”,到底是“人定/胜天”还是“人/定胜天”?邢先生认为两种表述各有其观念取向。古代用法原本应为“人定/胜天”,可称为客观理性式,即客观看待“人”与“天”之间的强弱关系,二者孰强孰弱可以相互转化,显得头脑冷静,富于理性。古文根底深厚的现代人,还会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现代通常用法则为“人/定胜天”,可称为主观意志式,即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激励人凭借自己的力量去改造大自然,充满豪情壮志。用语言学的结构-层次分析来论说“人定胜天”,独得妙诂,独生妙趣。

事理贯通古今

邢先生的国学研究常能古今贯通,看似微不足道的问题,却能“小题大做”,巧成文章。对研究者而言,古今的观念既要清晰又要模糊。所谓“清晰”,是要有时代意识,敏锐识别语言之变,哪怕是语义、用法上的毫末之异。所谓“模糊”,是不要太拘泥于古今,要穿越古今,语言演变会带来语感变化,使用者会对语言进行重新分析。邢先生对“诞辰”“诞辰日”“诞辰××周年”的讨论,便是“穿越古今”的范例。

“最早见到的‘诞辰’,应是唐中宗李显所题‘十月诞辰内殿宴群臣效柏梁体联句’(《全唐诗》卷2)”。“诞辰日”等于说“生日日”,这种现象看似叠床架屋,但“语言现象往往不是二加一等于三的绝对化关系”,“‘诞辰日’是以‘诞生日’的语义角色出现的,‘诞辰日’中‘辰’的意义已被弱化而脱落。”这与“窗户”“兄弟”等偏义复词的道理是一样的,“窗户”只指窗,“兄弟”可以只指弟弟。这也与“凯旋而归”类似,“旋”即是“归”,“凯旋”的语义本来已足,还要再续上“而归”,成为四字格。仔细观察还会发现,现代汉语里“诞辰多少周年”的说法多于“多少周年诞辰”,邢先生通过语料库的数据说明语法有类化的特点,“少数服从多数”,语言现象能不能说最终还是“群众”决定,这就是所谓的“语用导向”,就是所谓的“约定俗成”。邢先生纵论古今,“唯求实尔”!他不赞成语言学家充当“语言警察”,常说“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

研究扎根泥土

国学和汉语学是最具民族特色的学问,虽然我们的理论抽绎也许还有诸多不足,但不能跟着外界理论走,人云亦云。邢先生对中国学术的世界地位一直心心念念,常说“语言学研究如果总是跟着西方走,奉行‘拿来主义’,迟早有一天,汉语事实会成为西方语言学的注脚”。在与世界接轨的问题上,他反复强调“要想跟强者接轨,自己必须先是强者,小羊不能和狼接轨,要提高我们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学术地位”。

邢先生的“自强”就是强调研究要根植于中国大地,其内涵异常丰富也特别现实。比如汉语的字母词问题,是学界和社会长时间关注、争论的热点,对此问题,邢先生更关注的是字母词的语用价值,即在汉语中字母词有无作用、有何作用。“语言事实观”是主导学者判断的圭臬,“起着特定作用的某些英文字母。比如起游移泛代作用的X,起表示次序作用的a-b-c-d,起作为人物称呼作用的阿Q等等”。邢先生看待语言现象从来都是辩证的,不仅要看字母词的作用,还要看到其局限性。字母词的不当使用也妨碍交际,字母词“缺乏实实在在的群众基础。在内容上,英文字母词具有较大的学科术语性和行业习用性。从受众方面看,绝大多数字母词是看不懂的。比如OLED(有机发光二极管)……”他建议编写一本《英文字母词词典》。“《现代汉语词典》已经开了一个好头,但‘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中收词过少,满足不了需求。比如IPO就查不到,CSSCI就查不到。”语言学研究和国学研究有很多现实共通之处,特别是在“辞达而已矣”这一点上是统一的,关于表达的研究永远是两者的契合点!

学者的家国情怀

观其文可知其人,观其人可知其文。道德文章本为一体。邢先生的学术观念来自先生的朴学精神,来自先生的家国情怀。他慎独、唯实,研究问题讲究小心求证,论证问题尽量穷尽材料,写文章追求“九字诀”:看得懂,信得过,用得上。

2018年出版的《寄父家书》,收录了邢先生1955年至1991年写给父亲的信件。有封信是这样写的:“中华水土,养育了中华文化、中华科技、中华风骨。当今的中国人,重视外国理论的引进,但也懂得,再好的理论,都必须适应中华水土,才能在中国开花结果。中国人有充分的冲劲和自信。”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周清海教授高度评价这段话:“重视自己的中华水土,是民族自尊的表现。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情怀。”

传统情怀亦是国学精神。邢先生始终心系国家,将个人奋斗与国家振兴紧密关联。他在1956年3月24日的寄父家书中说:“在国家号召向科学进军之际,孩子(邢先生信中自称)也已订出了向科学进军的规划。暂以六年为期。目前的指导原则是在争取优异的成绩的基础上,重点深入。”这个“进军”目标实际上持续了他的一生。2016年,邢先生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时突出强调了学科建设问题:“在建设一流学科中有所作为,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在自强自立、敢于锻造中国学派上狠下功夫。综观中国语言学的各个分支和各个领域,具有共性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创新性理论不多,原创性学说缺乏;另一个方面,是醉心摩登,急于求成,弄虚作假也随之而泛滥。”

2月6日,邢福义先生辞世远行,但他的学术思想会烛照学林,他振兴中华学术的追求会代代接力,必能实现。“做学问难……只有大家共同努力,而且一辈辈地接力攀登,才有可能不断取得可喜的进步!”

(作者:李宇明,系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宋晖,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王玉红,系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