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光明日报记者 陈慧娟《光明日报》（ 2020年05月16日 07版）

    1月4日，山东省夏津县特殊教育学校特教老师贾凯涛在给学生上刻瓷工艺课。新华社发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特殊教育学校老师张娜与学生交流互动。新华社发    

    在江西省南昌市三联特殊教育学校，特教老师何兴武给学生解答问题。新华社发

【民生汇】

张峻绮3岁的时候被诊断为自闭症，和别的小朋友一起在外面玩不到5分钟，其他孩子的家长就会发现他的不同。

今年23岁的张峻绮在庇护工场（为身心障碍者设立的就业服务机构）接受职业训练，他每天自己乘公共交通往返，通过劳动获得收入，基本上可以照顾自己。对于自闭症患者来说，是比较理想的状态。妈妈戴榕将这归功于张峻绮所接受的教育和所处的环境。

特殊教育曾被形容为“地球背面”的“月光教育”，而现在已得到长足发展，成为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的“阳光教育”。在第30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及残障儿童家长共同关注特殊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1.以教育促进残障孩子身心发展、融入社会

站在校门看，这所学校和普通学校没有什么区别，淡褐色的校门带着一些设计感，操场上国旗飘扬，对面的教学楼素净整洁。但再深入，就会发现一些不同。除了15间标准的教室外，一些教室的布置近似室内游乐场，这些被称为辅助功能室的地方和教室数量相同，包括感统训练室、多感官康复训练室、言语与听力训练室等。在这里，掌握自理生活的能力，培养出自己的兴趣爱好，远远比学习成绩更重要。

不同之处还有，这里的学生较少，只有120名，一个班8至15人不等，老师则有58位。

这是广东省揭阳市特殊教育学校。某种意义上来看，这所成立于2013年的特殊教育学校颇具有代表性。

根据1987年全国第一次残疾人抽样调查，当时我国1~15岁学龄特殊儿童少年约650万人。而当年全国特殊教育学校仅有504所，在校残疾学生5.2万余人。随着国家财政性特殊教育经费投入不断增加，到2018年，特殊教育学校达到2152所，在校人数达到66.59万人。同时，如揭阳市特殊教育学校一样，有严格的建设指标和师生比例要求。

但张峻绮并没有在特殊教育学校就读。“对重度障碍的孩子来说，需要在特殊教育学校完成教育，更多孩子还是应该在普通学校就读。”尽管意味着更多付出，更难坚持，戴榕仍然决定让儿子在普通学校和普通孩子一起上课，接受融合教育。

“我国对于残障孩子的教育安置形式主要有四种，即进入特殊教育学校、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在普通学校的特教班就读，或者送教上门。”成都市特殊教学学校老师雷英从事特教工作近30年了，她介绍说。

戴榕认为，让他们在普通的环境中生活、像其他人一样学习社会交往的融合教育，是目前解决和推动残障人士平等参与和社会融入的最核心最基础的方式，“如果这个阶段不能实现这种融合，他们在成年之后几乎不可能冲破社会障碍、自主地参与社会生活”。

由于对自闭症缺少了解，学校存在排斥心理，张峻绮小学入学曾遭受拒绝。后来入读的学校虽然给与了宽容友好的环境，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老师缺乏特殊教育知识。戴榕需要为学校提供自闭症相关介绍、孩子的日常记录，每遇到更换老师，就要细致沟通。从孩子三年级开始她请了专业老师在学校陪读，自己充当督导，共同制定孩子的个别教育计划，包括设置不同的学习目标，自己制作试卷检测，等等。

如今家长们的负担有了减轻的趋势。

2.融合教育：对特殊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双重挑战

最重要的变化是师资力量的增长。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洪宇介绍，很长一段时间里，特教老师在教育领域处于地位不高、不受重视的境地，特教也属于边缘学科。因此在特殊教育学校数量与入学的残障孩子都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具有特殊教育专业学科背景的老师紧缺。

2013年揭阳市特殊教育学校刚成立时，江周敏也面临着这样的困境，为了招聘到特教专业的老师需要到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而现在仅在广东省内，就有华南师范大学、岭南师范学院、广州体育学院等多所高校开设了特殊教育专业。

更现实紧迫的做法是做职业培训。

这个过程并不容易。以成都市为例，2015年起成都市教育局制定并开始实施“融合教育教师培训讲师团项目”，雷英与其他二十多位具有实践经验的优秀教师作为讲师团成员，开始探索适合成都的本土培训体系。他们邀请美国、北京、台湾等地特殊教育名家授课，经过三年的摸索实践，终于形成了自己的课程与培训体系。这些课程既包括基本的特殊教育理论，也包括具体如自闭症的孩子可能出现哪些问题及如何应对等。

此后，讲师团作为市级特殊教育研修团队，选拔区级的一线教师进行培训，并帮助建立区级研修团队，再由区级负责校级的培训内容。

对于普通教师的培训，除了转岗特教老师外，更广泛的正是要进行融合教育。

特殊教育的意义，在雷英看来和普通教育的方向是一样的，“要促进孩子们的身心发展，培养自理能力，发展一技之长，最终融入社会，过上有质量的生活”。

因此，在普通的学校随班就读是特殊教育提倡的方向，也是国际的主流趋势。江周敏与雷英都感到，近年来，轻度残障的孩子进入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的人数在增多，进入特殊教育学校的大多数属于中、重度残障。

雷英直言，融合教育对于特殊教育来说，是一个重大变化，现在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不仅肩负本校学生的教育工作，通常也承担了本地特殊教育资源中心的工作，为普通学校提供支持。对于普通学校教育来说，同样影响重大。作为融合教育的主体，普通学校的老师要在照顾普通学生学习的同时，兼顾完成残障学生的个别教育计划。同时，普通学生如何接纳不同群体、如何在班级营造积极氛围、如何开发每个孩子的潜能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等，对于普通老师都是不小的挑战。

因此如果普通学校中有残障学生，班主任、任课老师同样要接受特殊教育培训。2016年，教育部规定招收5人以上数量残疾学生的普通学校，一般应设立资源教室，同时配备适当资源教师，为残疾学生的学习、康复和生活辅导提供全方位支持。资源教师的培训对于融合教育来说尤为关键。

周洪宇在调研中感到，目前融合教育还存在质量不高的问题。广州市梧童树教育中心老师钱紫馨，为随班就读的残障孩子提供专业陪读，对此感触更深。她介绍，残障孩子相比较一般孩子更强调个别教育，作为融合教育中对于残障孩子的支持力量，要在控制情绪、正常社交、培养兴趣、学习辅导四个方面提供帮助，如果孩子能尽早接受干预，有些可以在两年之内适应学校生活，独立起来。“但是目前因为资源教师大多不够专业，可能由校医、心理咨询师等担任，数量上也不足以完成一对一的个别教育计划。因此一些有条件的家长选择了请社会机构中有特教经验的老师去学校陪读。陪读老师的费用在广州大概要7000元，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门槛很高，但是对于一段时间只能陪读一位学生的老师来说，却不是很高的收入，因此老师的队伍一直不够壮大，也容易流失。”钱紫馨说。

此外，尽快研发专业的特殊教育评估工具是雷英认为眼下最急迫的任务，“在普通学校接受特殊教育的孩子大多不能用试卷、分数来衡量他的学习质量、进步与否。所以需要一个科学的评估工具和体系，来准确评估学生的基础能力，进而设置合理的教学目标，建立准确评估学生发展情况的机制和质量监测体系”。

3.推动特殊教育义务教育阶段之外的“两头延伸”

毋庸置疑的是，现在特殊教育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

“对于特殊教育，十七大报告中的提法是‘关心’，十八大报告强调‘支持’，十九大报告明确为‘办好’。”其中的明显递进让江周敏感到振奋，“原来我们把特殊教育当作‘地球背面’的教育，它是小众的、主流视线之外的‘月光教育’，现在不论是社会的关注，还是行业内部的发展，都让特殊教育成了‘阳光教育’。”

随之而来的是对特殊教育各方面更高质量的追求。比如，此前特殊教育学校的师生比为1︰3.5，但随着中、重度残障学生比例提高，护理、教学的难度加大，雷英认为应该增加专业人员。而江周敏作为广东省人大代表，在2020年广东两会上提出建议，应加快提高特殊教育津贴。

特殊教育的义务教育阶段得到长足发展后，这些来自不同地区、共同关心着特殊教育的老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提出了要关注“两头延伸”的问题。

“一头”是学前教育，对于心智障碍的孩子来说，能够在0至3岁进行干预，会对孩子恢复社会功能有很大的好处。这需要幼儿园、甚至早教机构有能力筛查、干预心智障碍的孩子。而目前有能力接纳残障孩子的学前教育公立机构数量严重不足，导致了入园难的问题。

另外的“一头”是九年义务教育之后的继续教育与就业。

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扎兰屯市副市长杜明燕近年来一直在关注残疾人的发展问题，她说：“对于边疆地区来说，最现实的问题首先是要把义务教育阶段的特殊教育办下去、办好，让残障孩子结束义务教育后，继续享有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的机会，将来获得一份谋生的职业，对于他们真正融入社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目前设有特教班的职业高中以及专门针对残障群体的职业高中数量有限。江周敏将学校教育与就业的衔接称为特殊教育的“最后一公里”，而这也是他认为最急需解决的问题。

周洪宇告诉记者，在即将到来的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他会提交一份《关于尽快全面实施残疾学生15年免费教育的再建议》，建议2020年进一步扩大实施15年特殊教育免费的省份，争取在“十三五”的最后一年（2020年）至迟在“十四五”的第一年（2021年）内，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残疾学生15年免费教育，将特殊教育免费涵盖至学前教育到高中教育教育阶段。

（光明日报记者 陈慧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