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9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胜利粉碎四川军阀刘湘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六路围攻，蒋介石不甘失败，10月7日急飞西安亲自策划“川陕会剿”，接着派“参谋团”入川，监督川军“进剿”。又派嫡系胡宗南部入川，接替川北一带防务，准备参加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围攻。为迅速恢复和加强根据地各项工作，巩固胜利成果，粉碎敌人“川陕会剿”，红四方面军继毛裕镇党政工作会后，1934年11月中旬在巴中清江渡召开军事工作会议。总指挥徐向前作军事工作报告，总结反六路围攻的经验，对军事训练等各方面工作作了总结与布置，要求部队加紧准备，以粉碎敌人的“川陕会剿”阴谋。会议决定在部队经过休整补充后，集中主力向嘉陵江以西及甘肃南部发展，把川陕边革命根据地扩大为川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并策应中央红军入川。

1935年初春，红四方面军结束广（元）昭（化）战役及陕南战役后，于2月中旬回师川北，准备在苍溪阆中一带西渡嘉陵江，并做好渡江准备和训练。3月28日夜至29日，红四方面军实施强渡嘉陵江战役，以强攻和偷渡相结合，在总指挥徐向前、副总指挥王树声等指挥下发起渡江作战。

红四方面军突破敌嘉陵江防线后，立即挥师西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攻占嘉陵江西岸一些重要隘口和城镇。被击溃之敌田颂尧二十九军江防部队纷纷逃向射洪、盐亭、三台等城区集结；邓锡侯二十八军主力龟缩于广元及其以北地区，另有三个旅和军部所率之部分机动兵力，布防于梓潼、魏城、江油、中坝、绵阳。红四方面军总部命令：红三十一军攻占昭化后，将主力推进至羊模坝、三磊石地区，并围困广元；红九军和红三十一军一部向江油大举进攻；红四军渡江后，为掩护方面军左翼安全，主力迅速向梓潼推进。

红四军随红三十军和红九军之后渡江，主力一部从剑阁的武连、开封、金仙、元山、王河、长岭一带向梓潼的马迎、二洞、马鸣、大安（今自强）地区前进；南翼一部从苍溪的白桥、禅林，阆中的桥楼、思依、枣碧，南部的双峰、升钟、罐儿场（今太霞）、店子垭（今店垭）、桐子坪（今桐坪）一线向梓潼的乱石沟（今大新）、仁和、文兴、宝石等地进发。红九军、红三十军之一部从剑阁的武连、开封、元山、金仙及县城（普安）等地分兵向梓潼进击，迅速西进南下梓潼。

坐镇梓潼城之川军二十八军军长、四川“剿匪”第一路军总指挥邓锡侯在红军挺进之时，认为如果红军进占梓潼等地，势必给绵阳、成都造成威胁，影响整个四川安危，为挽回败局，他从后方抽调五个团组成所谓“攻击兵团”，亲自上阵阻击南下红军，以解广元被困守军之危。

4月3日，红军根据战略需要，为牵制和阻击绵阳、成都方面川军，确保主力红军西进，造成佯攻绵阳、成都之声势，从精神上震慑敌军，分别从剑阁、苍溪、阆中、南部等地境内，兵分七路，进军到梓潼。

第一路，红军先头部队从剑阁县武连出发，经梓潼县演武铺、小垭乡党家梁（即猪楼子梁）到街坊河和小垭子（今小垭乡）。

第二路，从剑阁县武连出发，顺梓潼演武铺山梁，穿过梓潼县的大信陈、天宝场、中兴场、陈家河（今仙峰乡）、倒石桥（今双板乡），进入江油县的马鞍寺。

第三路，从剑阁县武连境出发，过演武铺、上亭铺，并在上亭铺分兵，一部从右侧下山越潼江，占领百顷坝（今许州镇），一部直奔七曲山大庙，并在大庙设立红军指挥部和卫生所。

第四路，从剑阁县开封场碗泉山出发，经豆花子梁，过土地岭梁到梓潼观音寺（今建兴乡），再越灵主山至上亭铺，分道去百顷坝和大庙山。

第五路，从剑阁县的金仙、王河出发，到梓潼的马迎寺（今马迎乡），并在此设立红军政治部。再由马迎兵分两路，一路由申家梁至三河坝（今自强镇）；另一路占领老龙场、燕儿山，向梓潼县城逼近。三河坝红军再由大鍪山顺尖山子南下至兴隆场（今玛瑙镇）。在兴隆场箭杆岭与当地土豪李正基团队相遇激战，击溃土豪团队，占领兴隆场。再溯潼江而上，经柏树垭、金银垭进占石牛堡（今石牛镇），又分兵到卧龙山（今卧龙镇）、黎雅庙（今黎雅镇）；另一部从石牛堡分兵到双峰寺（今双峰乡）等地。

第六路，从剑阁县境的演圣寺、元山场（今元山镇）出发，进入梓潼县头庙山、坟台石、朝阳庵、神道碑、仁和场（今仁和镇），与从分水岭、石马桥、乱石沟（今大新乡）过来的红军会合后，分兵到宝石桥（今宝石乡）、班竹槽（今定远乡）一带开展工作。

第七路，从苍溪、阆中过江的红军，先头部队经剑阁金仙、阆中思依，南部保城庙、升钟寺、罐儿场（今太霞乡）、店子垭（今店垭乡）、桐子坪（今桐坪乡）及富驿、金峰等地，经过龙尾山、老龙山等地战斗后，分别进入元山、黑土坝、二房坝（周家场）、分水岭和盐亭县石牛庙（今石牛庙乡）、茨芭垭、高观、石印场等地，再转战进入梓潼乱石沟、石马桥、金罐子、梁家坝、老林坝、弥江寺、秋树岭、青云宫、头庙山、二庙垭、重阳庙等地，然后分兵到仁和、文兴、宝石等地，与从元山过来的红军会合后，在乱石沟打败盐亭茶亭的樊平安民团，在宝石、定远交界的枣儿垭至小茅寺一带，击溃梓潼、剑阁、盐亭三县交界的土豪组成的民团后继续前进。

红军在乘胜进军梓潼中，形成从北到南、从东到西的全面推进，战斗的足迹覆盖了梓潼县全境。

曾向梓潼官绅表示“誓与梓潼共存亡”的邓锡侯，为免遭更大损失，只好放弃进攻红军计划，将黄鳌、李树骅两个旅共四个团分别留置于梓潼、魏城两地，自率其余队伍向绵阳撤退。梓潼县长张年、保安团长黄清源亦率部逃匿安县、北川护财保命。

红军进入梓潼县境后，首先扼控各地险关要隘和高山碉寨等制高点，逐步向县城逼近，形成对县城的军事包围。红军在梓潼进行的战斗大的有三次，一次是4月5日的城东凤凰山战斗，红军以少胜多，取得胜利，敌军以彻底失败告终；二次是4月12日，在副军长许世友率领下的一个团，在梓潼城南石牛堡取得阻击战胜利，逼敌旅长黄鳌临阵脱逃，星夜奔逃绵阳；三次是4月18日，红四军军长王宏坤和红十二师师长张才千等，率领红34、36两个团，在梓潼城南进行长卿山血战，红军占领长卿山，虽经敌军先后四次调动飞机13架次轰炸，黄鳌部拼死抵抗，红四军十二师仍歼灭敌人二十八军据守梓潼的两个团，胜利占领梓潼县城，邓锡侯险些被捉。4月19日，红军以“西路军政治部”的名义，向全军各部队和各地区印发战斗捷报。

1935年4月17日，红军在区乡游击队配合下，在梓潼仁和附近的凉水井，对盘踞于梓潼、盐亭两县边界的盐亭保安团黄东平部的21、22团进行毁灭性打击，端掉黄部驻盐亭来龙场（今来龙乡）金台寺的老巢，解除了威胁。

红军进占梓潼后，加强党政建设。从进占梓潼开始，便充分发动群众，广泛宣传马列主义和红军政治主张，建立苏维埃政权。先后建立梓潼县、百顷坝和重华3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又建立赵家扁、谢家祠、雍家扁、莲花寺、唐家桥等5个区苏维埃政权，建立马迎寺、三河坝、仁和场、石牛堡、黎雅庙、金龙场、卧龙山、永利寺等17个乡苏维埃政权，先后还建立白山垭、何家坪、罗汉桥、红豆场、弥江寺、头庙山等139处村苏维埃政权。全县各级苏维埃政权共有干部698人，其中县苏12人、区苏15人、乡苏98人、村苏573人。

随着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红军在梓潼大力组织群众，相继建立一些群众组织，特别是建立地方武装，对支援革命发展赤区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红军在梓潼期间，共建立各级地方武装游击队170个，有游击队长等干部320人，游击队员6500人。

红军在梓潼动员出走群众返家生产，在全县开展打土豪、分浮财的斗争，丈量田地，开展土地革命，组织生产，发展经济。

为开辟新区工作，彻底粉碎敌人“川陕会剿”阴谋，红军向群众宣传：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共产党是为穷人翻身求解放的党。我们受苦人，要想自己当家作主人，掌握自己命运，就要组织军队向反动派作斗争。群众踊跃地参加红军。王宏坤在回忆录《我的红军生涯》中写道：“我们在梓潼住了六七天，在这里发动群众，这里的群众参军踊跃，没用几天我们即扩红五六百，解放后在海军舟山基地任政委的张维汉同志就是这次参军的。”据不完全统计，梓潼全县当时15万多人口中，参加红军的有7000多人。他们绝大部分在长征途中牺牲。经过20世纪80年代清查，已知姓名可考的有359人，英名被载入《四川省梓潼县革命烈士英名录》。

梓潼人民支援红军，积极参军参战，给红军通风报信，带路，反映当地土豪劣绅情况，运送药品，抢救伤员。全县各级苏维埃政府共为红军缝制军衣1万余件，光石牛堡安家湾缝纫组就缝制军衣500余件。县城文峰村群众抬送红军伤员100多里到剑阁武连红军医院治疗。

红军离开梓潼时，全县有近1万人护送红军至江油，还有不少人护送红军到北川通口片口、松潘茂县和草地等才返回梓潼。

红军离开梓潼后，反动军阀及官僚地主、土豪劣绅进行疯狂反扑，对梓潼人民进行血腥屠杀、反攻倒算。据不完全统计，被清乡团杀害的苏维埃干部有145人，被还乡团和匪兵杀害的游击队员和群众多达447人，其杀人手段残酷多样，惨不忍睹。许多地方变成“无人村”“无人湾”，许多人家数代被杀，变成死绝户。通过解放后调查，全县被保安团、清乡团杀害的红军干部战士有名有姓的共60人，加上苏维埃干部、游击队员积极分子合计650余人。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红军长征对梓潼人民的影响，永远无法磨灭；红军在梓潼播下的革命火种，在人民的心中永存！红军离开后，梓潼人民继续坚持斗争，安置和保护红军流散人员及伤病员，掩护苏区干部、游击队员和烈士遗孤，珍藏红军文物，保存烈士遗骸，开展抗暴斗争和抗日救亡运动，终于迎来1949年12月梓潼的彻底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