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我们专程南下成都，采访了曾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兼晋绥军区政委李井泉的儿子申再望。听他讲述了父辈那代人的故事！

李井泉的儿子申再望

李井泉，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政治工作者。

申再望，李共泉同志之子。1948年11月生于山西省兴县，毕业于重庆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从于都到遵义，革命信念不动摇

我的父亲李井泉18岁参加南昌起义，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先后任红三十五军政委、江西军区独立第三师政委、红二十一军政委，先后与司令员邓毅刚、萧克、刘畴西、寻淮洲并肩作战，多次取得红军反“围剿”胜利。后由于“左”倾路线执行者把持中央领导权，李井泉受到错误打击和批判。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他任中央纵队干部团政治教员。1934年10月10日，李井泉随干部团开始了两万五千里的艰苦征途。

1937年，李井泉在陕西富平

11月上旬，长途跋涉中的红军给养越来越困难，部队常常一天吃不上一顿饭。这时候一些领导人想到李井泉，任命他为中央纵队没收委员会主任，派他去筹粮筹款。当时李井泉受到的错误处分并没有解除，但他没有丝毫埋怨情绪的，带着他的部下四处筹粮，为中央纵队解决每日所需的给养。

在筹粮过程中，李井泉反复强调：只能没收地主恶霸和官僚豪绅的财物粮食，不能没收民族工商业者的货物钱款，更不能动群众的一针一线；对一些衣食无着的贫苦群众，还要将没收来的粮食、财物分给他们一部分。李井泉任没收委员会主任期间，他的部下未违犯过群众纪律，红军的政治影响因此得到扩大。

据中央纵队司令部的袁光回亿，没收委员会的任务是先于中央纵队一两天抵达目的地开路设营，在李井泉的指挥下，没收委员会査获了土豪劣绅在遵义城外山洞里暗藏的粮食、财物，分给当地的贫苦老百姓，人民群众非常欢迎和拥护红军。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不仅挽救了危急中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央红军，也使一大批受到错误处分的同志迎来了转机。一年多来备受打击的李井泉被任命为中央直属纵队政治部主任，重回红军的重要领导岗位，协助纵队司令员刘伯承抓思想政治工作。

遵义会议会址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开始了四渡赤水的运动战，李井泉先后三次进入四川省古蔺县和叙永县。当时中央纵队有300多人和一个警卫营，其中包括中央机关的领导和受伤医治的将领。这支数百人的队伍在行进中有几里长，一直跟随红军主力，为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和避开敌机的狂轰滥炸而昼夜行军、跋山涉水，途中克服了疲惫、饥饿等种种困苦。毎到一地，主力作战部队进行短暂休整时，纵队政治处便要抓紧时间完成各项工作：组织红军宣传党的政策，没收地主、土豪粮食分给贫苦百姓，开展战斗动员，宣传防空知识，组织祝捷大会，安置敌军俘虏。在途经苗、彝族聚居区时，还组织红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尊重民族习俗，不惊民、扰民。

毛泽东冕宁派任务．中史电令继续北上

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在凉山州的会理县休整，中央召开了会理会议，决定继续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李井泉率队在农村开展宣传动员工作，所到之处写下一幅幅红军标语。

1935年5月、红军到了凉山州的冕宁县。5月22日晚，军委纵队政委陈云召集会议，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出席会议。会上陈云提出李井泉留在当地担任县革命委员会主席，陈荣檀（陈野苹）任副主席。李井泉发言道：“陈荣檀是本地人，由他任主席，我任副主席、帮助他工作。”陈野苹后来回忆道：“那时候，从政治经验、水平咋比得上他，差多了，差得远了，我还是个毛桃子’。

5月23日上午，冕宁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县城内的文庙召开。朱德在会上讲话说：红军是自己的军队，我们穷苦人要解放，要出路，就要武装起来，自己解放自己。冕宁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全力发展武装，组织群众建立了数百人的抗捐军，收缴了官僚地主的财物粮食，在冕宁休整的红军及时补充了给养，还动员青年参加红军。中央红军过冕宁九天，就有200多名青年参加红军。

5月23日晚，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集了陈云，王首道、李井泉、陈荣檀、廖志高等人参加的干部会议，毛泽东在桌上铺开一张地图，分析了大渡河两岸形势和冕宁、越西等地如何开展游击战的问题，指示王首道、李井泉等人要做好长期打游击战的谁备。毛泽东说：要在这里同敌人周旋确实很不容易。你们把这些工作做好，就会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就能在这里站住脚，并且逐步壮大自己。

5月24日，中央红军离开冕宁向安顺场进发。这时，形势又发生了变化。毛泽东认为冕宁一带不宜发展游击战争，于是嘱咐朱德，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发来电报：“井泉：依据我们今日经过夷民地域经验，此间山地一时难容外籍红军小游击队独立活动，完全依托夷民，又易与汉民造成对立”，来电要求王、李撤离冕宁。李井泉接到电报后，当即与王首道带领一部分红军和抗捐军战士，随罗炳辉、何长工领导的红九军团北上，从泸定县铁索桥过了大渡河。为阻断敌人追击，李井泉奉命带红九军团后卫部队炸掉泸定桥。

率部飞夺泸定桥的杨成武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占领泸定城后，一直到离开时，桥还完好无损地悬于湍急咆哮的水面上。原来是留给井泉同志率领的部队的。那时我和井泉同志还不熟悉，但共同的斗争已经把我们联系在一起了，我们执行的都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命令。”

之后红九军团又接到朱德急电：迅速进军四川天全，夺取天全河上的铁索桥，掩护中央红军主力通过天全县境。李井泉与红九军团政委何长工一起，协助患重病不能吃饭的罗炳晖，指挥红九军团昼夜兼程直插天全河上游，从国民党军手中夺取了三座铁索桥，并攻克天全县城，使中央红军主力得以顺利通过天全，翻越风雪交加的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一部在懋功会师。

雪山草地，生死考验

1935年6月17日，作为中央红军后卫的红九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李井泉被调到红四方面军，任第九军政治协理员，在懋功等地等粮备战近两个月。8月，李井泉随第九军连续翻越了梦笔山、卡子山、格地山三座雪山，据《陈伯钩日记》记裁，第九军仅在8月19日翻越卡子山时就有20名战土因寒冷和疾病失去生命。接着第九军进入茫茫草地，继续北上。8月28日，李井泉被任命为红军总部二局一科代理科长，在朱德总司令身边工作。他跟随红军总部进至甲本塘，准备渡过噶曲河。可是红军总政委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的方针，强令部队南下。9月3日，李井泉不得不随红军总部掉头南下再过草地。此间他仍尽力工作，协助刘伯承绘制、审査、填改了金川河流域交通路线图。

10月的一天，红四方面军直属纵队在卓克基一个大喇嘛庙召开全体党员大会，时任三十一军副参谋长的李聚奎到会场后，和李井泉坐在一个角落，他悄悄和李井泉议论：“党中央北上了，紅一方面军北上了，那就说明红四方面军这次南下是有问題的。”随后会场内有人要求朱总司令站出来发表一个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声明”，只见朱总司令从容不迫地站起来，对大家说：“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率军北上，这是党中央的决定。至于你们要我发表个声明反对毛泽东，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朱德的话音刚落，有一些人就围攻他。刘伯承同志见他们围攻朱总司令，就说：“现在不是开党的会议吗？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朱总司令？”“火力”就又转到刘伯承身上了。会议在张国焘的操纵下，通过了“决议”，污蔑北上红军是“右倾逃跑”“机会主义”。会议结束时已是深夜，当晚李聚奎没有回三十一军军部，而是和李井泉在一个喇嘛庙里过夜。两个人睡在地板上，合盖一条毯整夜没有合眼，都为党和红军的前途担忧。

野心膨胀的张国焘在卓木碉另立“中央”之后，李井泉与来自红一方面军的干部对张国焘的分裂意图十分不满，他们这种态度所遭到的结果是受到排挤。不久，他在红军总部的代理科长职务被免掉。

10月，刘伯承兼任红军大学校长后，一批原红一方面军干部被调至红军大学工作，李井泉任上级政治科教导员，科长是彭绍辉。他们随红大沿大金川河南下至金川、丹巴地区，再次翻越夹金山，来到天全县红岩坝。

在红军大学，李井泉与红四方面军的学员谈心，尽力把同志们的思想統一到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上来。

1935年年底，红四方面军在百丈关战役失利，张国焘的“南下计划”碰壁。1936年初，在党中央的一再规劝下，在中央红军北出陕甘取得重大胜利打开了局面的事实推动下，在红四方面军将士希望再次北上的呼声下，张国焘不得不接受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决定西进康北，迎接红二、六军团前来会师。

1936年2月底，李井泉跟随红军大学一起，第三次翻越夹金山。3月上旬，又翻越了长征中最大的雪山一一党岭雪山的夏羌涅阿垭口（海拔4810米），来到道孚，炉霍地区，筹集粮草，进行再次北上的准备。这片地区人烟稀少，高寒缺粮，又是藏区，筹集粮食成了红军将士面对的最大困难，部队减员非常之大，这是李井泉在红军生涯中度过的最困难的时期。

到达炉霍后，部队的行动方向成为广大指战员关心的问题。红大参谋长兼高级指挥科科长张宗逊回忆说：一天，李井泉与郭天民、曹里怀到张宗逊住处闲谈。曹里怀当时任“军委”一局局长，了解部队行动的情况。他谈到兼任红军先遣军司令的刘伯承同志来电内容，说去西宁的沿途人烟稀少，大军不能通过。后来有人将谈话内容报告红大政委何畏，何又报告给张国焘。张国焘以非法的“中央军委”名义，给以曹里怀、张宗逊、李井泉、郭天民四人程度不同的处分。事后他们发现，他们是张国焘列入“拥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名单并加以监视的对象。

1936年6月，红二、六军与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前夕，张国焘迫于压力，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会师之后，经中央和红二、四方面军诸将领的共同努力，张国焘同意北上。6月中旬，徐向前总指挥率领红四方面军总部直属队、红军大学和红四方面军一部作为再次北上的中纵队，从炉霍出发，开始了又一次艰苦卓绝的雪山草地行军。

这次北上、翻越了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六座，走过了更多草地，到达包座，时间长达一个半月。在这次长达45天的长途行军中，为保证以尽可能少的减员抵达目的地，红军总部严格规定：每人携带的粮食“每天只能吃四两”，过了噶曲河后增至七两，违者最高的惩罚是“处決”！为了保证所有战友都能顺利到达目的地，已任红军大学上级政治科政治教导员的李井泉多次召开党的会议，与大家一起商讨克服困难的办法，严格执行粮食管理和节粮措施，组织学员们沿途寻野菜或打鱼来充饥，还适时地进行政治鼓动与动员，天天宣布到达包座的日程和行程，提高学员们战胜困难的信心与勇气。

这次行军结束后，上级政治科减员人数为九人——在红大各部中，这是减员较少的一个単位。

加入二方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

1936年9月，红二方面均到达的哈达铺镇

9月初，红四方面军走出草地到达甘肃省宕昌县的哈达铺，与红二方面军胜利会师。李井泉见到了在中央苏区的老领导任弼时和萧克等多年不见的老战友，也得到了党中央在陕北开创了新局面的确切信息。红二方面军领导人贺龙向红四方面车提出要干部，刘伯承便把李井泉和彭绍辉推荐到红二方面军。

李井泉来到红二方面军以后，被任命为第二军团第四师政委，师长是戸冬生。

红四师刚走出草地，干部战士都很疲惫虚弱。李井泉做了上任后的第一个报告，动员全师同志克服疲劳、克服困难，争取早日实现三军大会师。红四师指战员士气高昂地投入了行军和战斗，部队经陇南礼县上坪、洮坪的险峻小路突袭成县，歼灭国民党中央军一个营，攻占成县县城。接着，李井泉又与师长卢冬生指挥四师打退了国民党中央军一个旅另一个团的反攻。随后部队又驻守徽县县城，胜利完成了红二方面军总部下达的任务。

9月下旬，红二方面军的英勇奋战改变了西北战场的态勢，前来接应的红一方面军从宁夏西进攻占甘肃会宁县城，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条件已成熟。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县城，与红一方面军会师。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在完成钳制敌军、保障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在宁夏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长征以三军大会师的喜庆场面胜利结束了！

李井泉长征后到达陕北与红二方面军干部合影

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李井泉先后在红一、四、二方面军战斗，历时两年，他的经历在红军指战员中是极少有的，无论在哪支部队，面临何种情况，他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两万五千里长征，他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经历炮火、疲劳、饥饿、寒冷和疾病，无数次战斗和行军的严酷考验，把他锤炼成一位百折不挠的红军英才。

来源：中华魂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