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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6-23 10:30:25

雪山草地战友情 ——忆我的母亲孟瑜

作者:龙铮 发布时间:2016-04-26 15:48:00 浏览次数: 【字体:

孟瑜(1920-2009),开国少将龙飞虎夫人。原名李翠芝(曾用名:李秀春),四川阆中人。幼年父母双亡,被迫做童养媳。1933年7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万源保卫战、鹰龙山遭遇战等,任通江妇女独立营战士、班长、排长。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三过草地,两过雪山。到延安后任中央军委办公厅生产处协理干事。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兼新四军)驻武汉、桂林、重庆办事处和中共中央驻南京代表团工作人员。解放战争期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八军八十二师后勤部政委,参加渡江、淞沪、进军福建、闽北剿匪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任福州军区司令部直政科副科长。1981年3月按正师职待遇离休。1955年授予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红军是穷人的队伍

我的母亲孟瑜,1920年10月出生于四川省阆中县鹤峰寺乡唐家村一个穷苦农民家庭。因为借了地主两斗粮食还不起,年幼的母亲就被卖去做了童养媳,还被缠了双足。每天超负荷的劳作还挨打受骂受尽折磨,几次逃跑被抓回来打得更厉害,有一次差一点被打死。母亲觉得自己命苦,活不下去了。真是天无绝人之路,苦难深重的母亲终于盼来了穷人的队伍。

1933年7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30军88师264团到了阆中三庙沟。12岁的母亲来到三庙沟,看到一个姑娘大声讲着“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道理,她的话深深沁入到母亲心里:跟男人平等了,就不会受欺负了,就可以活命了啊!母亲为了能参军虚报了两岁,可登记的同志仍嫌她小,要求必须征得父母同意。但当他得知母亲已父母双亡且是个童养媳时,就让母亲参加了红军。次年母亲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10月,母亲加入通江妇女独立营。妇女独立营全是女同志,平均年龄像母亲这样十三、四岁的小丫头,也有十多个。最让母亲高兴的是上级发给她一支“汉阳造”步枪。那时,母亲还没有枪高,扛在肩上很吃力。人家笑她是“小鬼吃大馒头”。妇女独立营的生活紧张又愉快。母亲还清楚地记得,“共产党”“毛泽东”“革命”“农民”、自己的名字等字就是那时学会读写的。政委常常给战士们上政治课,讲“马克思主义”“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共产主义”,等等。她们参加了万源保卫战、鹰龙山遭遇战等战斗,站岗放哨、运武器粮食、抬伤员;做衣做鞋、护理伤病员;宣传,扩红,争取俘虏。领导知道母亲会唱歌跳舞,将她调入总部,分配到剧团。母亲与王定国、何莲芝等妈妈们在剧团做宣传员。团长后来是李伯钊妈妈(杨尚昆夫人),许多歌舞都是她和政委张琴秋编的。她们曾留学苏联,还给同志们跳过“水兵舞”“农庄舞”等。在剧团的日子里,她们又是宣传员,又是工作队员;又干医务,又当后勤。

长征路上从石头中熬盐

不久,剧团随着31军军部到达嘉陵江边。1935年3月19日,他们随红四方面军胜利地渡过了嘉陵江,开始长征。14岁的母亲踏着一双“解放脚”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强渡嘉陵江之后,红四方面军在剑阁、梓潼、彰明、中坝等地打了一连串的胜仗。接着向西进发,愈走愈荒凉,遇到的困难也愈多。不仅吃不到粮食,也吃不到盐。从中坝出发时,带了一些盐,但都分送给沿途困苦群众。因此没多久,部队也就没有盐了。三餐都是白水煮野菜,又苦又涩,十分难吃。几天下来,同志们都瘦了,走路时头晕眼花,两腿有千斤重。

6月中旬的一天,部队到达茂州。这时地里长的青稞和苞米快要熟了,沿途桃树枝上挂满又红又大的蜜桃。大家已经一整天没吃东西,但谁也没伸手去摘一只桃子或一根苞米。部队住下后,立即去各村筹粮。这里是汉藏杂居的地方,群众十分贫苦,又受了白匪的欺压。老乡们都躲到山里去了。走了大半个村子,一个人影也没见到,没有筹到盐、粮。

有几个老乡回村,发现红军不但没有拿他们一针一 线,还把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消除了疑虑,便上山把老乡陆续叫回来。大家挨家挨户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这儿居住的大都是贫苦农民,受尽军阀、地主的压迫,听了红军战士们讲的革命道理后,便积极行动起来支援红军。群众还告诉红军:山顶上有一种白石头,放在锅里煮,能熬出盐来。上级研究了这些情况后,决定部队在茂州休整一段时间,开展筹粮和熬盐活动,为进入藏族地区作好物资准备。

母亲和战友们登上大山找到了那种白石头,用嘴舔了舔,真有咸味哩!大家兴奋地抡起了铁锤。可时间久了,胳膊震得发麻。想到多熬一把盐,就少一份困难,大家立即振作起来。太阳落山时,生火熬盐。足足熬了一整夜,果真熬出两大碗雪白的细盐。战士们在筹粮熬盐的同时,还抽时间发动和组织贫苦农民,开诉苦大会,没收军阀和土豪的财产,许多贫苦青壮年自动参加了红军。红军战士们胜利完成筹粮、熬盐、扩红的任务。

翻越党岭山

母亲在上世纪60年代初,曾对自己的长征经历写过回忆录。她写道:自从离开杂谷脑喇嘛寺到现在,带的粮食和野菜已经吃得差不多了。我们的牦牛也一一杀掉吃完了。当时最大的困难,仍是物资缺乏,不仅没有吃的,也没有穿的。为了御寒,我们每人分到半斤羊毛和几片生姜。行军的组织也做了调整。剧团分成两个女生排,一个排在前面当啦啦队,一个排插到队伍里面,负责唱歌、表演。当时剧团随党校一起走。前面这座大雪山叫做党岭山,比夹金山还要高一些。党岭山,当地藏胞把它叫做“神仙山”,意思是除了“神仙”外,就连高原上最矫健的雄鹰也飞不过去。有的说它是“万年雪山”,意思是说山上积雪是万年积成的。爬了两天山路,可还只是在党岭山的山脚呢。因为一到下午,山上气候就会突起变化。要争取在中午前翻过山顶。出发前,队长宣布纪律:一不准坐下,二不准掉队,跟着前面人走。并且发给我们小鬼每人一根木捧。

起初,我们还能沿着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一步一步地往上爬。越爬高路越陡。有时一边是高高的雪崖,一边是无底的深渊。路陡得要直着身子往上爬,后边的人可以看到前面人的脚掌。由于行军打仗,风餐露宿,我感冒发着烧,一不小心就从山坡上滚下一条小沟,头上流了血。刚巧康克清大姐从旁边经过,她不顾自己喘不上气,组织大家用木棒、绳子将我拉了上来。再往上,积雪更厚了,一脚踩下去,雪就没到膝盖,要拔出来,就要花千斤的力气似的。有许多同志的鞋子,埋在雪坑里,只好光着脚。同志们都累得不行,双眼被雪光刺得异常疼痛,睁不开来。山上的空气越来越稀薄,呼吸都困难。大风呼啸而来,刮得大家摇摇晃晃,站不住脚。我用力拄着木棒,艰难地向上爬。在山下就听说,山上起大风必有大雪。果然,不一刻,大雪铺天盖地落下来,同志们都只穿着单薄的衣服,冻得浑身哆嗦,牙齿打战,仿佛连血液都停止流动了。掉队的同志越来越多,拄着木棒艰难地走着。队长见了,就大声地喊着:“同志们,请李班长讲个故事好不好!”“好!”大家齐声回答。李班长(李玉莲)是我们红军剧团里出了名的讲故事能手。听到她要讲故事,同志们都极力赶上前来。李班长学着说书人的样子讲起故事来了。“话说,太古的时候……山上有块大石头。有一天突然裂开了,从里面蹦出一个猴子来,这个猴子就是孙悟空”。同志们听得入迷:“孙猴子一个筋斗能翻十万八千里!猴子再厉害也比不上我们红军战士,这个山我们一定爬得过去。”中午,大家确实无力了,累得很,肚子又饿,半天也跨不出一步。只听见队长和一些负责同志在山顶大声喊:“同志们,有个好消息。党中央和毛主席派了红二方面军来和我们会合,他们就在山那边等我们呢!”听到要与二方面军老大哥会师的消息,大家感到疲劳和饥饿都消失了,努力爬到了山顶。巍峨的党岭山终于被红军战士们踩在脚底了。

下午,战士们就下山了。下山比上山快得多,沿着山路滑下去,傍晚就到了山下。她们回头看了一下来路,在这白茫茫的万年雪山上,还躺着许多亲爱的战友,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年青宝贵的生命。

班长用体温暖“活”了母亲

与二方面军会师后,她们休整了一段时间,就开始过松潘草地。除了一点行李,还背着一些青稞、野菜干和干木柴。沿着崎岖的山路走了三四天,就进入草地了。一眼望去,只见茫茫的草地无边无际,分不清哪儿是天,哪儿是地,也完全分不清东南西北。草地里没有路,草就长在泥水上。踏上草地,只觉得脚下软绵绵的,一股股臭臭的黑淤水从脚下涌上来。队长再三交代说:“脚步要轻些、快些!万一陷了进去,越陷越深,爬都爬不起来啊!”

晌午时分,天空卷起一片乌云,狂风尖厉地吼叫,劈雷在上空隆隆响着。老天爷要翻脸了。不到一袋烟功夫,哗啦啦地下起大雨来了。天气骤然变得十分寒冷,一眨眼工夫草地变成一片黑漆漆水泽,几十步外就看不清人影,方向也辨别不出来。下午,乌云又渐渐升高,倾盆的暴雨也停了,但片刻功夫,又下起鹅毛般的雪花,还夹杂着栗子般大的冰雹。冰雹没头没脸打下来,十分厉害,眼看着一尺来高的野草,齐刷刷地倒下去,红军战士们的头上被打起许多疙瘩。雨雪之后,草地更加不好走了,腐烂的杂草上,淤积着污黑的泥水,脚长时间泡在污水里,又痛又肿,但谁也不敢乱走,害怕迷失方向掉进泥潭里。同志们的衣服都湿透了,呼呼的狂风又直往衣服里钻,大家一个个冻得浑身打战。加上走了一天,什么也没有吃,部队行进的速度愈来愈慢了,只好提早宿营。在这茫茫的草地上,就连一块比较干燥的地方也找不到。她们只好选了一个地势较高的楞坎,戽干积水,把一床被单撑起来。当时携带的柴杆很少,沿途连一根可以生火的树枝也拾不到。这个“帐篷”只有桌面那么大,十来个人不能躺,只能屈起腿,背靠背地坐着睡觉。李班长就让那些年纪小的同志坐到“帐篷”中间,大些的同志围在外边挡风。到了半夜,突然又哗哗地下起大雨,雨水集中到被单中心,全朝母亲的头上灌下来,冷得母亲像是掉进了冰窟中一样。李班长也被大雨淋醒了,她见到母亲被淋成那个样子,赶紧把母亲搂进怀里紧紧地抱着,用她的体温暖和着母亲。这时的母亲虽然冻得浑身冰冷喘不上气来,心里却像燃起一炉旺火,感到无比的温暖,身上也渐渐被暖和起来。

草地上的“格桑花”

原以为一个星期就能走出草地,结果只走了三分之一。进入草地纵深后,食物便日益匮乏起来,基本断粮了。一天只能吃到两餐野菜汤。要是采不到野菜,就整天吃不上一点东西。在严重的饥饿、寒冷、疲劳和疾病折磨下,不少红军战士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在许多光荣牺牲的同志中,给母亲印象最深的,是她亲密的战友、排长冯素珍,外号“养麦杆”。“养麦杆”仅比母亲大五、六岁,在队伍里算得上大姐了。她对这班小鬼可真好,比亲姐姐还亲。平日大家就喊她大姐,有时也叫她绰号,她总是笑呵呵地答应着。

“养麦杆”家庭十分贫苦,她从小就卖给地主当丫头。受苦受难十多年,直到红军打到她的家乡,才逃出了地主的大门,参加了红军。她身体很弱,过了嘉陵江就一直生病。但仍然有说有笑。常常饿着肚子把口袋里那一点的干粮送到战友们嘴里。她的“名言”是:“我们已经长大了,你们还要继续长,要多多吃点。”翻大雪山时,她病得很厉害,但还帮着队伍里这班小鬼爬山。进入草地那天起,她就患了伤寒病,天天发高烧,脸孔瘦得尖尖的。看她病成那个样子,母亲常常伤心地流泪,害怕她什么时候会突然地倒下来。不知一股什么力量在支持着她,不仅在草地上坚持了这么多天,而且还常和大家说笑。这阵子她走得比过去更慢了,在没有人看到她的时候,她简直是用手爬着前进。快走出草地的前一天,她真的是寸步难行了,但精神看来还好。李队长叫母亲和另外一个同志搀扶着她。她和大家一边走,一边说:“能活到共产主义好啊,万一为共产主义牺牲了,也是幸福的 !我们今天吃苦、流血,甚至牺牲,是为了全国工农大众的解放,这是多么光荣啊!”这天,她还说走出草地,到达陕北后,她要和大家一起去见毛主席;上前方去杀日本鬼子。她还说:“我为革命做得太少,请给我的母亲捎个信……,你没有……白养一个女儿……。我相信:我未完成的理想,你们一定会帮我完成的。”说着就合上了双眼,再也没有睁开!这位冯排长才刚满20岁,连恋爱都没有过,为了心中的理想和小战友们,她将年青的生命永远留在了草地上。

同志们含着泪,给她垒起了一座小坟包。还采了些野花野草插在她的坟头,并立了一根树枝。大家说:那美丽的花叫“格桑花”。这次过草地,母亲沿途都能见到前面走过的战友们遗落的物品、战友的遗体以及草地上竖立的小树枝。大家会驻足,行注目礼。她们知道那里有战友们的遗骸。那竖立的小树枝却也指向了部队前进的方向。

康克清妈妈有一匹马,她自己不骑,让许多生病的人和走不动的小战士骑。母亲和许多人还都揪过康妈妈的马的尾巴走过路。有一阵,母亲实在走不动,掉队了。但却有幸获得由红四方面军吴朝祥妈妈带的收容队的帮助,追上了队伍。

这一天,大家看见远处出现了一个小山包,上空飘着缕缕炊烟。不知谁说:“前面就是班佑啦!草地被我们甩到背后去了。”班佑地方不大,有几十幢牛屎房,却只住着七八户人家。这草地边缘上的小村庄,虽然十分荒凉,却给她们极大的鼓舞,因为那被称为“苍鹰也飞不过的草地”,终于被她们这些十几岁的女战士战胜了。

当她们翻过岷山,快到达会宁时,远方传来了“江西佬表”的歌声。红四方面军二过雪山,三过草地,在筋疲力尽时,由聂荣臻、左权带领西征部队前来接应。他们终于与红一方面军大会师了!

延安岁月

在延安,1937年中秋节,康克清妈妈为我的母亲与父亲——1931年起康妈妈就叫“虎弟”的红一方面军的江西老乡龙飞虎做媒,并在他们的婚礼上做了证婚人。从此,父母相濡以沫,共伴一生。

1939年桂林办事处李克农伯伯救了我生病的母亲。1941年5月,回到延安的母亲在党校学习时,又报了病危。是周恩来副主席电告叶剑英伯伯设法医治,叶从自己的生活费里节省出费用,请了好的老中医给母亲治好了病。母亲常说:“没有红军,没有领导和同志们,我就有‘九条命’都不行啊!”

1945年,母亲曾与父亲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但母亲经常在延安,她曾给家乡亲人写了一封信。后来收到回信:幺女子,你从学校毕业,外出那么多年失去联系。请将详细地址告知,好联系。母亲觉得奇怪:自己从未在学校读过书。她将此事告诉了董必武副主席,董老笑着告诉她:这是特务的伎俩,为的是了解办事处详细地址。董老告诉她:原名及办事处地址都不要说了。并将母亲的名字改为:孟瑜。周副主席知道母亲改了名字后大笑着说:“孟瑜(谐音梦渝——笔者注),好呀,这是想‘老虎’(龙飞虎)了。”当时我父亲正在重庆。

 (作者系龙飞虎、孟瑜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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