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亲友回忆老红军王定国
来源:官察室(ID:lzlwgcs)
原标题:送别老红军王定国:亲友向廉政瞭望·官察室回忆了这些事
作者:许 然
视觉:谭黎明
2020年6月15日上午9时,老红军王定国遗体送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殡仪馆举行。6月9日,108岁的老红军王定国因病逝世。廉政瞭望·官察室记者独家采访到王定国老人的儿子、亲人以及故人,还原其生前事迹。
“妈妈没有留下遗嘱,实际上这两年她一直在医院养病,几乎说不出话来。”6月12日,王定国的小儿子谢亚旭接受廉政瞭望·官察室记者采访时说,声音中带着些许疲倦。
没有人组织,没有人动员,连续五日来,大家送来的花篮已经围着这栋楼放了一圈。”谢亚旭有些抱歉地说,“好在小区的物业、邻居都特别理解。”
出生于1913年的王定国曾三过草地、走完万里长征,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谢觉哉的革命伴侣,也是中国长城学会、中国文物协会、中国林业生态发展促进会等机构的发起人。
百岁红军王定国
九趾红军:还能为国家做点啥?
在一幅幅悼念老人的挽联中,放在遗像旁的“沉痛悼念王定国同志,王定国扶贫基金会敬挽”格外醒目。
“像扶贫基金会、中国老年协会、文物保护协会等都是母亲晚年时参与成立的。按理说她那时完全可以享福了,但她偏不。她一直在思考:还能为国家做点啥?”谢亚旭说,人们尊称她为“社会活动家”。
而这样参与并非简单地出席大会、参加典礼,而是有针对性地对社会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提出建议与解决办法。
改革开放时期,全国注重经济建设,眼看着社会老龄化问题、独生子女问题需要有人来管,王定国就召集了一些老同志组建了中国老年协会、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推动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诞生。
“九十年代,当这些问题显现出来时,国家就把这两个已发展到县一级的民间组织收编了。”谢亚旭说,“当时主动退出后,母亲不但没有埋怨,还特别高兴,她觉得自己做的事得到了国家认可。”
上世纪80年代,听专家说为了搞经济,长城和一些文物遭到了破坏,王定国坐不住了。她发起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活动,成立了中国长城协会、中国老年文物研究学会(现中国文物学会)。
“实际上就算拿个古董给母亲,她也不一定认识。但是她明白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不能毁在我们手里,我们有责任传承下去。”谢亚旭微微一笑说,“现在看来,这种文物热已经很普遍了。从这点来看,母亲的思路特别清晰,有前瞻性。”
上世纪80年代,该活动得到了国家领导人邓小平的支持并题字,而当时习仲勋是第一位为该活动题字的中央领导。
就在王定国逝世当日,中国文物学会发来唁函,唁函中尊称王定国为“老妈妈”。其中特别提到,1984年王定国与一些老同志参与筹备组建了中国老年文物研究学会。当时条件很艰苦,没有经费,就通过多途径创收筹集经费;没有办公用房,就在王定国老妈妈家中办公……
“王妈妈心里有一种使命,要多为国家、为人民做些事。”陪伴照顾王定国20多年的亲人阳琼仙清楚记得,有时老人到地方的日程安排比较紧,可她不肯休息,总盯着车窗外看。阳琼仙劝她休息,她却说:“时间紧,舍不得睡。”
曾经在翻雪山时,王定国的一些战友睡了过去,就再也没起来。当时为执行任务,王定国五次翻雪山,为战友当啦啦队,鼓舞大家翻过雪山。一次,王定国在宿营地被冻醒了,抱着冻僵的脚一搓,一根脚趾头搓掉了。后来,“九趾红军”王定国的名字就在红军中传开了。
1937年,王定国和“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成为革命夫妇。“你现在是谢老的夫人了,要经常跟国民党高官的太太打交道,以便开展革命工作。”周恩来看望时对王定国说。
于是,周恩来教会了王定国打麻将。后来在搓麻将的过程中,王定国巧妙地做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贺耀祖的夫人倪培君的工作,把她发展成了共产党地下党员。新中国成立后,贺耀祖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交通部部长。
由于母亲没上过学,王定国的二儿子、著名导演谢飞讲,有次父亲赶写文章,让母亲去把《民国日报》《西北日报》等找给他,但是母亲拿了4次都不对。父亲奇怪地问:“今天怎么啦,连报纸都拿不对?”深感没文化误事,王定国开始刻苦学字,解放后出版了《定国文存》、《王定国诗集》等。
“当读她的回忆录,了解她的生平时,我们这些晚辈都觉得老人很了不起。就在刚刚,想起一些往事,我还哭了一场。”6月11日,王定国的侄子李永明有些哽咽地对廉政瞭望记者说。
为子计深远:“温室里养不出花朵”
在王定国老人家中,客厅的墙壁上仍挂着一张拍摄于1964年的全家福。照片中,王定国身着一身朴素的西服,一双眼睛炯炯有神,而谢觉哉身着灰色的中山装,上唇浓密的白色胡子是他的一贯特色。
拍摄于1964年的全家福
王定国与谢觉哉共育有5个儿子和2个女儿。新中国成立后,谢觉哉先后任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虽位居高位,但夫妇对子女的要求极严。
“我们几个孩子,没有一个在父母身边长大的。我大姐70年代到新疆,我大哥在内蒙古的野战式部队,我14岁出去当兵。”谢亚旭告诉记者,那时候父母认为,子女是不能养在身边的,要到艰苦的环境中磨练,“因为温室里养不出花朵。”
让谢亚旭印象深刻的是,自己15岁去当兵时。“那时候学校停课,整天这个胡同的小男孩跟那个胡同的打架。母亲知道后责备,‘你这样不就成了街道上的小流氓了吗?”于是,谢亚旭被送到部队锻炼。
“快要出门时,母亲偷偷地塞给我25块钱,实在干不下去时还能买张车票回家。”谢亚旭回忆,那时父亲的工资是300块,母亲是100多块,家里孩子又多,是当时中央领导中的困难户。“那时母亲能拿出25块钱给我,已经很多了。”
当时,母亲还特别嘱咐到“在家可以靠父母,在外一定要靠组织。”在谢亚旭看来,母亲的这句话即使在今天也不过时。“反观这次新冠疫情,集体的力量、组织的力量在关键时刻能帮我们度过难关。”
没想到,一走就是14年,直到谢亚旭29岁才回到王定国身边。
谈及自己为人谦和的性格,谢亚旭微笑着说,“我以前在连队也是使劲嚷嚷的人,后来回到母亲身边开始学着如何做人、做事。”
“母亲也常常教导我要好好拍戏,好好做事。”谢飞认为,母亲的乐观与坚韧,是这个红色家庭的家风,传承到七个孩子中。
就在谢觉哉逝世时,按规定遗属可继续住原来的房子,王定国却主动找到组织:“我不是遗属,我有自己的工作,我是什么级别就住什么房子!”随即遣散秘书,退掉司机,搬出了带院子的大房子。
“母亲一直教导我们学本事、干实事,做一个普通老百姓。热心肠的她,给很多人写过推荐信,却从未在我考学、当兵、提干、复员直到退休的任何一个阶段,为我说过一句话。”王定国长子谢飘回忆。
心系四川:“就是想回家,回家乡看看”
“我跟哥哥姐姐们都感觉,母亲对我们的感情表露得很含蓄,但她对别人往往流露出很浓的感情。”谢亚旭说。在子女看来,王定国似乎更热衷于帮其他人解决问题。
时至今日,四川营山县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宁幼康仍记得,自己1992年3月份到北京见到王定国时的情景。当时作为营山中学副校长,为给当时革命老区的唯一一所中学争取建设资金,宁幼康给国家教育委员会写报告,却迟迟未得到回应。
心急如焚的宁幼康与同事到北京找到王定国,才得知当时的国家教委主要负责人已经对报告作出批示,但秘书不小心把报告压在了文件柜底部才未作出回应。
“问题解决后,她不让我们回宾馆,一定要留我们吃午饭。”宁幼康告诉廉政瞭望记者,那天是3月5日,王老正要去开政协会,她边上车边说“你们中午就在我家吃饭啊,晚上我还要回来,一起聊聊家乡事。”
1992年3月,宁幼康与王定国合照
1913年腊月,王定国出生在营山县安化乡爬山村一户贫困农民家庭。“当时,王老说冬天为了让年幼的弟弟上私墪读书,她在冰冷的小河里背弟弟过河,脚上到处都是血口子。”宁幼康回忆。
“7岁开始帮别人通宵推磨只为糊口,15岁被卖做童养媳,直到后来我的爷爷接触到党组织,成为爱国进步人士,时常在家里开会,王定国姑姑才接触到了一些进步思想。后来在爷爷的帮助下,姑姑解除了童养媳身份,加入红军。”王定国的侄子李永明告诉廉政瞭望记者。
“人家问她为什么去革命,她就说 ‘我只知道共产党救妇女。’其实,她讲的都是特别朴素的道理。”宁幼康说,“那时王老79岁,精神非常好。谈话间,一点都没有套话,为人率真。离开时,她还一定要与我们合影留念。”
如今,王定国当年居住过的老房子仍在。“村里对王定国故居进行了整修,安排人定期打扫和维修。”爬山村党支部书记李远强告诉廉政瞭望记者。
王定国故居
家在,根就在。王定国对家乡建设的关注,也带动了儿子。每年谢亚旭都会替母亲回营山县两三次,“我不是去调研,调研太官方。我就是回家,回家乡看看,帮家乡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不带任何利益色彩。”
2012年,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王定国组建了中国林业生态发展促进会。位于营山县的太蓬山于王定国意义非凡。“母亲在那打过仗,山上还有红色遗址。母亲觉得把山治理好了,也能带动老百姓致富。”谢亚旭说。
王定国的小儿子谢亚旭
为此,谢亚旭多次回营山,请有关专家考察,提出具体意见。2017年,太蓬山被列为国家级森林公园。
“家乡还有好多事没有完成。在太蓬山的整体规划得到国家批准后,我也跟县里、有关单位提出挖掘当年的红军故事,打造红色旅游带。我现在就想为家乡做这件事。”谢亚旭对记者说,“母亲未完成的心愿儿子接着做,这也是一种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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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许 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