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在红军长征历程中,发生过无数感人的故事,全家人都参加长征的却是少数。本文讲述开国少将李中权一家颇具传奇色彩的长征经历,他们全家9口人追随红军一路长征,至1937年春节只剩兄妹四人相聚在延安宝塔山下。那一年,李中权22岁,四弟李中柏18岁,五弟李中衡15岁,已经是小红军的幺妹李中秋年仅9岁。

1

“我们一家是被逼着走上长征路的”

出生在四川省达县碑牌河石家坝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的李中权,童年正赶上兵荒马乱的世道。当时全家十口人,仅有的那几亩薄田,打下的粮食吃不到春天,父亲被逼得出外做苦工,依然不能养家糊口。后来,父亲和哥哥不得不背粮食翻越大山,到一百二十里外的县城换盐,赚点钱养家。每次翻山越岭回来,父亲和哥哥的背都磨得血肉模糊……

即使如此,几个还不太懂事的孩子天天喊饿。母亲带着他们,把地里的野菜野草都吃遍了。有一次,全家吃了一种叫老娃蒜(音)的野菜,吃起来很香,却有毒,吃了之后全家又吐又泻,急得母亲抱着他们直哭。李中权最小的妹妹就是在饥病交迫中夭折的。

回忆起那段经历,李中权将军顿时感到五味杂陈:“家里穷,交不起洋学堂的学费,就把我送进了私塾。12岁时,我不想在私塾念下去了,偷偷拿了父母省下的20多个铜板,跑到了离家一百里外的罗江口镇,幻想在那儿找个能供我上学的人家。”

李中权

但他把父母仅有的20多个铜板花光了,也没有能够在那里找到求学的机会,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碰到一个好心人把他给送了回来。母亲见到他,没打他也没骂他,两个人只是抱头痛哭……

1928年,李中权终于如愿进入达县第五高小读书。他学习极为刻苦,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受到了免交学费的奖励。

在学校里,李中权不仅学到了文化,也接触了最新的思想,接触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上高小时,张爱萍将军曾是我的老师,是他给我看了列宁的《论两个策略》和《唯物史观》,对我进行最早的思想启蒙”。

两年后,他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考入达县中学。这在当时,可是个了不起的大事。穷乡亲们用滑杆把李中权抬回村里,在全村转了一大圈。

学了知识,有了文化,接受了新的思想,加入了共青团,加入“反帝拥苏大同盟”,积极组织参加学生爱国行动……就在这一年,李中权到蒲家场参加了川东红军游击队,成为了一名红军战士。

1932年底,鄂豫皖的红军(也就是红四方面军),转移到了通(江)、南(江)、巴(中)、达(县)地 区。在川东游击队的配合下,在这一带创建根据地。李中权回到家乡,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打土豪,分田地。那时 候这里是白区,国民党造谣说红军“青面獠牙,共产共妻,杀人放火”……李中权现身说法,对乡亲们讲,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共产党是领导穷人翻身的党,千万不要相信那些谣言!

在他的带动下,全家都成了这场斗争的骨干分子。父亲冲在了斗争第一线,和那些土豪劣绅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全家老少齐上阵,贫苦农民要翻身……”

农民协会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建立了,受尽了压榨的穷苦百姓有了自己的政权,有了世代渴望的土地。李中权的大哥李中泮被选为乡苏维埃主席,五妹李中珍被选为妇女主席。

通、南、巴、达地区的斗争非常残酷,经常出现拉锯状态。只要红军一撤离,白军马上就杀过来,进行疯狂的报复。对于李中权这样的红色家庭,更是毫不手软,一定要斩尽杀绝。所以,他们全家只有一条路,跟着队伍转移。

红军撤离时,李中权的大哥带领赤卫队配合红军作战,二哥李中池和四弟李中柏为红军筹粮,五妹带领妇女队为红军抢救伤员,父母也抛弃了家中的一切,带着年幼的弟妹投奔红军。

1934年4月,反击国民党对川陕苏区“六路围攻”时,李中权所在部队经过通江县北的茅峪镇时,他突然看到路边有个人,很像自己的母亲。跑过去一看,真的是母亲!李中权欣喜若狂一把抱住母亲。

李中权见到了母亲,却没有见到父亲。他想问又不敢问,但从母亲的表情上,他看出母亲有话没有说。

原来,家乡被白匪占了以后,他们就跟着红军游击队来到通江。是二哥告诉了他关于父亲的牺牲的经过——

父亲上山砍柴时,一个红军通讯员跑上山来,后面有几个白军紧紧追赶,父亲把通讯员的帽子戴在自己头上,让通讯员快跑。白军追上来,父亲拿起镰刀跟敌人拼命,在搏斗中砍死两名敌兵,自己也身负重伤,爬回家中后就牺牲了……

母亲不说,是为了怕自己分心,但李中权觉得,还是应该去看看已经牺牲了的父亲。他和二哥在崎岖的山路上跑了一夜,找到了埋葬父亲的地方。

荒野里,有好几个坟丘,二哥指着一个画着五角星的坟丘说,这就是父亲。那五角星是母亲亲手画上去的。父亲的坟没有棺材,就是拿土捂着,捂着了,我趴在父亲的坟上,趴在那颗五角星上,哭了一大场。

这是在红四方面军的正式长征之前,李中权和父母、家人的一次见面。在李中权看来,他的父母,他的兄弟姐妹,从离开达县碑牌河石家坝的那天开始,就开始了漫漫长征路。

说起一家人的长征,老人非常认真地说:“一家人是被逼着走上长征这条路的。我当了红军,在国民党政权那里是挂了号的,是有名的‘赤匪’,1933年的时候,我带着300多人的队伍路过我的家乡时,还能看到悬赏通缉我的告示。他们抓到我,是一定要杀头的。红军队伍走了,他们会疯狂报复,会把我们全家人都杀光的。那个时候我的弟弟妹妹,最小的只有7岁,他们只能跟着这支队伍走,如果留在家里,要么饿死,要么被杀死……”

为了生存,为了解放,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一家人就这样走上了艰难的长征路。

2

“孩子你走吧,跟着队伍走下去”

红四方面军,一家人走上长征路的并非李中权一家,但是,像李中权一家在长征中的经历却也并不多见。

1935年红四方面军放弃川陕苏区,实施战略转移,开始了十分艰难曲折的的长征。

此时的李中权,已是一位师级指挥员。李中权深知自己的责任。他要带队伍打仗的同时也常想起,就在这长征的队伍当中,有着自己的母亲和兄弟姐妹,他们究竟在哪里?他们跟在哪支队伍的后面?他们遇没遇上自己所遇到的那些凶险?然而战事紧张,也没有任何的通信联络方式,虽然都在这个队伍之中,却是音讯皆无……

李中权全家九人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四人幸存(左起:小妹中秋、四弟中柏、五弟中衡、中权)

当他带着队伍翻越雪山,到达宝兴县城,李中权做梦也不会想到,母亲带着弟弟中柏、中衡和妹妹中秋居然也来到了这里。他回忆说:那天宿营,我在藏族的一个小楼上,从楼上往下一看,前面有个老太太,后面站着3个孩子,先想,会不会是我的妈妈?我赶快下去一看,果然是。我说娘啊,你老人家辛苦了!看到我母亲就掉泪了,我把我母亲接到我的宿舍,母亲还说,不会耽搁你的事吧?我心里难受急了,恨自己不能够照顾自己的妈妈……那天晚上妈妈问我很多问题,问你们红军为什么来回走,走出来了,现在又往回走,是怎么回事?我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我只好跟妈妈说,让你们跟着受苦了。”

那个晚上,他们说了很多很多的话,母亲讲起了他和几个孩子在长征路上的经历,李中权的二哥李中池在战斗中牺牲了,妹妹李中珍在过草地时没有熬过来,活活饿死了。她的丈夫石映昌在路上遇到了敌人的袭击,牺牲在了路上……

李中权这才知道,他们家在长征路上已经牺牲了3个人。

第二天,部队要第三次过草地。天刚亮,李中权带着队伍又出发了,分手时,母亲说,“你走吧,要跟着队伍走下去……”

李中权心中充满了自责:自己能为母亲解决什么问题呢?又能拿什么来安慰老人家呢?

1936年6月,李中权在丹巴藏民独立师任政委。一天,在他率部执行任务的路上,看见前面有个熟悉的背影在蹒跚前行。“是在丹巴县城的东边的一个叫便耳的地方,忽然碰着我的娘了,还有我的一个弟弟,一个小些的妹妹,这次,我的妈妈一句话不跟我讲了,她老看着我,看着她的儿子。”“我们在边上坐着,弟弟妹妹哭,弟弟妹妹跟我诉苦啊,他们说,母亲两条腿肿胀得厉害,左小腹还长了毒疮,怎么办啊三哥?我心如刀绞。我想我自己的娘,生我养我的娘,拖着病体翻了夹金山,过了岷江,到这个地方,下一步怎么办啊?前面还有大雪山草地怎么走啊,队伍究竟走到哪里也不知道啊,我想叫他们就地安置,不要走了……”

李中权面临两难,不能把妈妈留在这个地方,丹巴是少数民族地区,红军走了后,白匪一定会把他们全部杀光。往前走,又是人迹罕至的大草原,往回走,他们已无家可回……

“我也曾想过,干脆我自己带妈妈走。但我带的是一个战斗部队,一个少数民族的独立师,少数民族的队伍,怎么能允许你带着家属行军打仗呢?你是做红军独立师的政委,怎么可能带着家属行军呢?我的通讯员说,政委让我留下来照顾老母亲。我想,这也是违反我们铁的纪律的呀。母亲看出了我的为难,只是说你们走吧,走吧,我们跟着红军走,走到哪里算哪里。这是母亲最后说的话。”

这是李中权一生中最感痛苦的时候,他能做的,只是把自己的那匹马留给了母亲和弟妹。

穿过茫茫草地,李中全带着他的队伍到达了甘南。行军途中,突然一个背着马枪的红军战士,朝自己跑来,边跑边叫哥哥!哥哥!李中权一看是自己的四弟李中柏。从弟弟口中,李中权才知道,上次分别后,母亲拖着病体,走过了茫茫草地,熬到了1936年夏天,走到西康炉霍县冬古喇嘛寺附近时,坚强的母亲再也走不动了,弥留之际,她告诉孩子们,跟着红军走,不要后退。一定要找到三哥……

3

长征中的“另类凶险”

经过长征的人都知道,红四方面军的“肃反”是很残酷的,在鄂豫皖,有白雀园大肃反。在川陕根据地,也搞起了残酷的大“肃反”运动。长征开始前,李中权的大哥李中泮,没有倒在敌人的刺刀下面,却倒在了“肃反”运动中。

长征途中,李中权还经历了一次战友被杀的情景。

1935年10月,红四方面军南下占领丹巴。在这里组建了藏族同胞为主体的民族武装——丹巴藏民独立团,1936年1月,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将丹巴藏民独立团及各区乡游击队扩编为丹巴藏民独立师,马骏任师长。红四方面军派李中权任政委,另调100多名指战员到该师,以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提高其军事技术。

藏民独立师全师共编3个团,每团辖5到6个连(又称队),全师很快发展到近2000人。除红军派去的部分干部外,全系藏族同胞。一半步兵,一半是骑兵。

马骏又名麻孜·阿布,丹巴籍,当时兼任丹巴格勒得沙政府(苏维埃)副主席。在八旺镇,李中权第一次见到师长马骏,他回忆说:“马骏非常英俊,30多岁,穿着半旧青缎袍,诚恳和蔼。见到我,他腰身一躬,深深地行了一个标准的藏族礼。他说,‘可把政委盼来了,欢迎你,中权同志。我是马骏。’”

为欢迎李中权的到来,马骏叫藏族骑手做骑马射击表演。李中权也见识了藏族骑手的强壮剽悍——有的骑手带两匹马,坐骑不用鞍子,可以从一匹马上跳到另一匹马上,枪打得很准。马骏还亲自教李中权穿藏袍,学习藏族礼仪。

在他们领导下,藏民独立师迅速成为主力红军的一支重要辅助力量。在支援主力作战,维护地方治安,保卫红色政权,宣传党和红军政策,帮助红军筹办军需给养,护送红军伤病员以及扩红支前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担负起丹巴至党岭、丹巴至巴底的警戒任务。

1936年2月,独立师在红军的支援和游击队配合下,兵分两路,攻打丹东土司武装。经激烈战斗,打垮了反动武装,控制了独狼沟口,保证了丹巴至道孚的通道畅通无阻。1936年3月,红军向甘孜转移时,丹巴藏民独立师奉命殿后,负责阻击追击敌人。马骏与李中权并肩作战,打了好几个漂亮仗,二人也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李中权在一次搜山剿匪中被暗处的土匪击中左大腿,子弹从骨头边擦过,无法行走,被送到后方医院治疗。马骏骑着马跑了几十里路来医院探望,“责怪”他:“你当政委的,就不该总是冲在最前头!”

1936年7月, 红二、四方面军奉命北上,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独立师的官兵,不愿远离家乡的,留在当地继续坚持革命斗争,愿意随红军北上的,编入其他部队。马骏觉得留在家乡能更好地继续坚持斗争,相信红军也一定能打回来的。

但当时张国焘却认为,马骏这样的人不能留下,发密电要求“将其设法秘密处决”。李中权得知这个消息后,向有关领导反映,不能这样对待师长马骏。但那时张国焘的话一言九鼎,谁敢违抗?他们命令李中权回到独立师,叫上师长马骏到丹巴的红九十一师师部开会。

一边是“组织上的决定”,一边是自己的战友马骏。李中权实在迈不开步子去下这个通知。但在“不执行张国焘主席的命令就是反党”的压力下,李中权不得不去叫马师长开会……“马骏就这样被害了。他的父亲,他的家人都以为儿子是开会去了,全家人还都在努力地为红军筹粮哪……”说到这里,老将军抬起头来,眼里充满了泪花。

1986年,长征胜利50周年之际,他给中央纪委写信,要求为马骏平反。同时,又给四川省委、丹巴县委写信,说明历史真相,请他们为马骏平反,落实政策。

采访结束时,笔者问:长征中有那么多的磨难,既有自然界的高山险阻,也有敌人的围追堵截,还有来自队伍内部的“左”的迫害,是什么支撑着你,走完了漫漫的长征路?

老人的回答是反问式的:“你是不是在问我,当初为什么当红军?为什么要闹革命?这是一个问题吧?”“那时出来参加革命也好,参加长征也好,还不就是为了求生存图解放,让天下的穷人都能过上好日子。”

真理往往是最朴素的。

本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20年第7期

来源:炎黄春秋

作者:董保存(解放军出版社)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