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三线建设尽管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毕竟是以战备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战略，建设中存在着布点过多、进山太深、工作过急、选址不当、配套设施不全、长期无法形成生产能力等问题。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军品生产为主的三线企业又普遍面临了生产任务锐减、经济效益下降、企业严重亏损、职工队伍不稳等新问题。为了帮助三线企业走出困境，使其适应国家经济战略的转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中央决定采取措施对以上问题加以调整。这带动了四川三线企业开始进行调整，并为四川三线企业的转型调整指明了方向。之后，在全国三线调整的大潮中，四川也对三线企业进行了全面调整改造。经过“七五”和“八五”两个五年计划以及“九五”计划前两年的调整改造，四川省一大批原本陷入困境的三线企业融入市场竞争、改革开放的经济大潮，起死回生，重新焕发活力，成为四川省经济发展和新世纪国防建设的生力军，为新世纪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打下了较好的物质基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作为三线建设的重点省份，四川是全国国防科技企业投资最多的省份，因此，四川三线建设的调整改造成为全国三线建设调整改造的重点环节，其成效也在某种意义上彰显了全局工作的成败。四川三线企业的调整改造的举措主要体现在企业生产及体制的军转民、企业布局的调整、企业走向市场等方面。

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的四川三线建设展区

一、实施军转民

长期以来我国对国防科研院所不同于一般科研机构的尖端性、超前性、强制性、保密性的特点比较重视，但对国防科研院所同时所具有的一般科研机构的共性，如生产科技产品以及进一步转化科技成果重视不够。三线国防科研院所是我国先进技术和优秀人才集中度最高的单位之一，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作用，不但是科技强军和推进我国军事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也是加快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步伐的需要。在国家国防战略由准备应付大规模战争转向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后，三线企业大都出现了生产任务不足、生产线闲置、企业亏损严重等诸多问题。而且这些企业产品和生产结构单一，专业性很强，转向不易。调整产品结构成为实施军转民的一项重要内容。

1979年，四川许多国防企业已经在保证完成军品任务的前提下，利用多余生产能力试制、生产民用产品。1980年2月,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指出，四川工力量雄厚，技术力量比较强。很多民用的高档产品，军民结合以后就可以生产出来。但是过去我们没有把三线建设形成的军工力量运用于民用工业的改造和提高，现在应采取一些措施，调动军工的积极性，把这支力量好好运用起来。省委要求军工各部门和企业要积极安排落实，认真组织好民品“拳头产品”。3月28日，四川省召开了第一次军民结合生产协调会议。会议要求，为了发挥军工企业技术力量和设备能力的优势，在不打乱军品生产线的前提下，本着工艺相近的原则，充分利用军工的多余生产能力，积极发展民品生产，重点组织国内市场短缺、国际市场需要的一些中、高档商品的生产，积极承担地方轻、纺工业的技术改造项目和定点协作配套任务。10月，省政府决定，组织两个专门小组，一个是民品生产规划小组，一个是经济行情，技术情报、贸易咨询中心，主要围绕贯彻军民结合方针，开展规划和研究工作。10月20－30日，省政府在重庆召开全省国防工业军民结合工作会议，要求军工企业要认清形势，解放思想，继续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有计划地把一部分生产能力和技术力量转移到民品生产上来，在保证完成军品生产、科研任务的前提下，为轻纺工业技术改造服务，尽可能地多生产一些市场需要的民品。

1982年1月5日，邓小平同志提出将“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军养民”十六个字作为国防工业军民结合的指导方针后，四川三线企业调整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按照这一方针进行改造，让企业走军民结合的道路。1984年4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听取鲁大东汇报三线建设调整改造工作的进展情况后指出，“三线军工企业很多，军转民要作为一个战略措施。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打不起仗来，要积极搞民品生产，锻炼队伍。国家需要铁路客车、货车，如果军工厂能搞，就太好了。对军工厂搞民品，可以考虑分别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条件，采取免税、减税和微税的办法从政策上扶持他们一下。”①11月，时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在视察成都无缝钢管厂和132、420两个工厂时指出，调整改造三线，要根据国家的计划和部署来进行，但是也要研究怎么样同发展四川的经济结合起来。

按照中央要求和中央领导指示精神，四川省委、省政府强力推进军民结合工作。1983年中共四川省委提出，探索军工生产和民用生产相结合的路子，是搞活西南经济，充分发挥大三线建设作用的一项重大决策。1984年2月19日至25日，省政府召开全省军民结合工作会议。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军民结合”的指示精神，要求全省军工科研、生产单位，在优先保证军品科研、生产任务的前提下，努力发展民品生产。2月28日，省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领导小组和“军民结合”领导小组成立，着重对四川三线建设进行调查研究，拟定调整改造规划，推进军民结合，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两个小组设一个领导班子，由副省长蒋民宽兼任组长。在推进军民结合中省委、省政府注重引导企业在产品结构调整中，改变过去主导产品被淘汰和单一化问题,力争构成几大产品门类,以形成有力的互补,减少企业风险。

到“六五”计划末，四川的军工企业中有82％的企业有了支柱产品和稳定的配套产品，52％的企业民品产值占企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30％的企业做到了“以民养军”②。为继续强力推进军转民，1988年2月4日，省政府批转了省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办公室《关于四川国防科技工业民品发展规划及措施的报告》，规划出军民结合的中长期目标，要求军工企业民品产值在2000年达到48亿元，出口创汇1.2亿美元。1989年4月，全省第二次军民结合会议分析了我省军转民工作的状况，认为自1980年第一次军民结合工作会议后，四川省军转民工作取得了较大成绩，民品产位的比重已由1979年的5.04%上升到1988年的62.9%，有60%的军工企业基本做到了以民养军，军民结合工作已开始走出低谷。③

在企业进行产品结构调整、企业生产进行转向之时，帮助地方工业改造，服务地方部门成为军转民的一个重要突破口。1980年，省委指示全省军工企业要发挥自身优势，帮助地方轻、纺工业作出贡献。4月召开的四川省第一次军民结合生产协调会议要求军工企业积极承担地方轻、纺工业的技术改造项目和定点协作配套任务，对轻、纺工业实行对口技术支援。如497厂党委书记和厂长亲自分别带队去走访了重庆的100多个轻纺工业公司和单位，派出900多人次搞调研，还先后请了80多个轻纺工厂的领导干部来厂洽谈技术改造项目。该厂提供给重庆市的轻纺设备每年可增加产值5000多万元。此外，三线企业还先后采用降价也售、设备入股、设备租赁等形式，向省内外地方中小企业转移设备、仪器、仪表，大力支援了地方工业，为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做出了特殊贡献。三线企业开展的技术咨询、技术培训等服务帮助地方企业攻坚解难，同时还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借聘、承包等方式也用于支援地方科技攻关，通过有偿转让技术成果和专门技术，提高了与地方经济的融合度。

二、改革体制机制

四川三线企业在实现军转民的过程中，还逐渐改革管理体制，解除传统管理体制的束缚。一方面，在发展的外部条件上，改变军民分割、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贯彻“两结合，两为主”方针，不断开辟三线企业、尤其是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的新天地。另一方面，在发展的内生动力上，不断改革企业内部管理体制，适应市场经济的大潮。

自三线建设始，三线企业既有军工单位又有民用部门；既有中央部属企业又有地方省市企业。企业跨地区跨部门，领导体制各异，军民分割、条块分割严重，互相之间的关系不易协调。

1980年11月，省国防工业办公室提出以组织民品生产为重点推动全省军民用工业经济联合，要求军工企业从实际情况出发，组织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联结一批工厂，打破军民用工业界限，把企业的发展方向同行业的统筹规划结合起来，还可以试行工商、工农、生产和外贸等方面的联合。这实质上就是在打破国防科技另有一个小天地、与国民经济建设分离割裂的“两张皮”的局面，开始在国民经济管理体系中，建立起一种军民融合、军民一体化的新的管理体制。此后，省委、省政府也向中央、国务院提出建议，实行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军民结合、条块结合、统筹规划的管理体制，并制定了一系列相应措施，先行在重庆进行试点。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四川省委、省政府地方积极组织国防科研单位、军工企业和地方企业合作，共同参与研制国家急需的重大技术装备。在这一时期，四川军工企业开始参与研制30万千瓦火力发电机组，承担了宝钢2050热连轧机和大型立弯板胚连铸机的研制任务，进行了生产百万千万级核电站成套设备和60万千瓦级火力发电成套设备研制的前期准备工作，并将船舶工业系统的重庆重型铸造厂改造后转产铁路敞车，到80年代末达到年产2000辆的能力④。以四川绵阳这个中等城市为例，建国后这里聚集了大量代表我国国家水平的国防科研院所，在许多重要科技领域聚集着大量高层次人才，有着十分丰富的科研成果，其国防科技优势的充分转化和发挥，对四川甚至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了辐射和带动作用。1991年10月，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国务院三线办决定，将绵阳作为全国“军转民科技兴市”的试点城市。通过三线国防科研技术由军用向军民两用或民用转化，不仅提高了四川整个经济发展中的科技含量，还带动了地方企业一起发展。

从改革开放初期到20世纪末，四川三线企业在自身内部，不断顺应时势，进行改革。从最初的扩权试点到实施承包、租赁等经济责任制，不断创新。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国有企业改革、转换经营机制的过程中，四川三线企业随着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的浪潮，也不断加快体制机制改革步伐，在劳动、人事、分配制度上进行改革。1987年11月，国家批准以原重庆常规武器基地的部分企业为基础，联合成立的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进一步升级为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作为国家实行计划单列的8个企业集团之一，嘉陵集团创造了三个第一：国内第一个实行股份制的大型企业集团，国内第一个军民结合型的新型股份制企业集团，三线地区第一个完成军工体制向现代产业体制转变的企业集团。⑤嘉陵集团在股份制、军民结合、领导体制、分配制度、职工入股及职工民主管理等多方面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在全国颇具影响，被称之为“嘉陵模式”。

党的十四大之后，随着四川股份制试点工作的展开，三线企业也在原来进行的承包制、租赁制改革的基础上，进行股份制改革的面不断扩大，在进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试点的基础上，不断优化资本结构，推行集团化公司，逐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是这一时期股份制试点的成功典范，其企业产品市场占有额逐年上升，1996年成为中国彩电第一品牌。

三、稳定职工队伍

四川国防科技工业队伍规模庞大，截止1985年底，全省国防科技工业（不含电子工业）拥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69059人，居全国各省之首。这些军工科技人员知识密集、力量雄厚、政治素质和技术水平都较高，具有较强的科研攻关、技术开发和产品开发能力，而且在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形成了优良的传统和作风，为党和国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三线企业的发展陷入困境，这些科技人员的作用也受到客观因素的制约，出现了人心不稳的情况。从结构性因素来看，三线企业大多分布在边远和落后地区，广大军工科技人员长期与经济和科技迅猛发展的外部环境隔绝，学术思想和学术水平得不到有效提高，而且军工科技人员普遍年龄偏高，科技骨干和中年科技人员外流严重。从政策性因素来看，三线企业生活待遇较差，人员不能正常流动，国家对三线退休科技人员的安置缺少优惠政策，子女升学就业困难，三线科技人员普遍对自己和子女的前途感到担忧。加之企业不景气，生产任务不足，广大科技人员更是难以真正安心工作，极大影响了队伍的稳定和作用的发挥。

1983年，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了《关于解决国防科技工业三线和边远艰苦地区教育工作若干问题的报告》，1984年又批转了《关于解决三线艰苦地区国防科技工业离退休人员安置和职工夫妻长期两地分居问题的报告》、《关于稳定和加强国防科技工业三线艰苦地区科技队伍的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并发出通知。这三个文件制定了多项针对三线地区国防科技人员的特殊政策，改善了他们的生产、生活条件，稳定了人心，为开展三线调整改造工作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在落实中央精神的同时，四川也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出一些相应措施。省委、省政府于1986年10月17日向中共中央办公厅报送了《稳定队伍，调动积极性，充分发挥军工科技人员作用》的报告，对在经济体制、科技体制、国防科技工作管理体制改革日益深入的情况，如何稳定队伍，充分发挥军工科技人员的作用，提出了具体意见。省委、省政府根据这些意见，采取了相应措施：一是把与军工科技力量相适应的科研和生产任务交给三线企业，帮助科技人员施展才能，实现事业心；二是大力促进科技人员的合理流动，多层次多形式的开展人才交流活动，既输出人才，也引进军工企业缺少的经济管理人才和其他短缺的技术人才；三是促进军工技术转移，努力开拓技术市场；四是改善劳动制度和就业政策；五是加强对军工单位普教工作的领导，改善职工子女教育状况；六是适当提高了三线军工科技人员的待遇。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制约军工科技人员发挥作用的客观因素，稳定了队伍。

四、调整企业布局

三线建设期间，几乎所有项目在厂址的选定上都执行了“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对于一些国防尖端工程采取这种方针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但是片面强调“山、散、洞”，盲目钻山进洞，导致部分企业选址不当，自然灾害频发，危及职工生产生活；部分企业布局过于分散，一大批现代化企业孤立地建在大山沟中，隔断了企业与企业、车间与车间之间的联系，造成大量人力物力的浪费。如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所属厂、所分布在省内6个县（市）的崇山峻岭之中，厂、所内部各单位之间最近相距6公里，远的达14公里。三线兵器工厂为了适应生产、生活需要，平均每50个人就要配备一辆汽车，每年耗油近万吨，仅运输一项就使成本提高15％。还有不少不该进洞的项目也进了洞，带来很多问题。

1984年4月4日，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来到成都，听取了“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主任鲁大东、副主任郑汉涛汇报三线建设调整改造工作的进展情况，要求三线企业确需调整搬迁的，要快定快搬，要搞合并迁建，搞技术改造；四川三线军工企业很多，军转民是必然的历史趋势，要积极搞民品生产，对军工厂搞民品，可以考虑分别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条件，采取免税、减税和微税的办法从政策上进行扶持它们。

针对选址不当的企业，四川主要采取关、停、并、转、迁的办法，按照“该关停的就不要搬迁，能迁并的就不要迁建，能就近搬迁的就不要远距离搬迁，能向中小城市搬迁的就不要向大城市集中”的原则，对一些钻山太深、布局过散、厂址存在严重问题的企业进行调整。具体的搬迁地由原料、市场、技术、信息四大因素来决定。选址分散，远离原料产地的，向原料产地方向搬迁；向产品的主要市场即人口密集、购买力集中的地区搬迁；向有利于发挥企业自身技术优势，并且有利于与地方联合进行技术加工协作的地区搬迁；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的科研院所，向有利于技术和市场的信息交流的大中城市搬迁。

“七五”和“八五”期间四川列入国家三线调整的项目占全国的30％，投资规模占35％，居主要调整区八省一市的首位。企业搬离偏远山区后，生产经营条件和生活环境都得到了极大改善，“八五”期间搬迁的企业，销售收入比搬迁前增长了近3倍⑥。

三线布局调整从根本上改变了搬迁企业的生产经营条件和生活环境，稳定了职工队伍，为三线企业调整结构、步入市场，创造了较好的外部条件。许多企业搬迁到成都、新都、绵阳等大中城市后，凝聚力大大增强，吸引了许多专业技术人才，不少博士和留学生也前来创业。特别是绵阳在三线调整后崛起，使绵阳的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在绵阳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成为全国之冠。

五、开拓国内外市场

三线企业的调整既是国民经济的调整内容，又和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同步，三线企业的调整一开始就打上了市场经济的烙印。依靠国家计划进行调整，三线企业的状况虽然有所改观，但规模经济的形成并不理想。1980年四川省政府提出，军工民品的生产，要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由地方统筹安排，实行计划调节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此后，三线企业在国家和地方推动下，不断走向市场。

一是主动走出去，与一线地区进行经济技术合作。1985年3月29日，国务院批转了三线办公室《关于组织三线同一线地区之间进行经济技术合作洽谈的意见》，这个意见把一线同三线地区进行经济技术合作上升到了战略问题的高度。6月，一、三线地区经济合作洽谈筹备会在成都举行，各省、市、自治区提出了4000多个合作项目，确定了有合作意向的项目共650项。1986年开始，又先后召开了一、三线地区电子企业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一、三线联合出口机电产品洽谈会，一、三线地区高新科技项目发布和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这些经济技术合作，包括合作开发生产稀缺原材料，合作开发新产品和出口产品，合作进行高新技术服务，极大地加强了沿海和内地的互利互惠，促进了沿海和内地的共同发展。三是发展横向经济联系，在本地兴办高新技术开发区。为了整合力量，打破部门和地区间的界限，统筹规划、协调三线企业的产品调整问题，1986年电子工业部决定对西部电子工业基地进行调整改造，加强西部各省间的横向联系，建设集科研、生产、教育为一体的新型电子工业基地。1992年，国家又决定在绵阳设立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逐步将绵阳建成西部的电子城市。随后，成都、重庆也建立起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二是到沿海开放城市或中心城市开办窗口，弥补自身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的弱点。三线企业利用窗口，充分获取沿海地区的市场信息、先进技术和设备信息，借鉴沿海地区成熟的管理经验，达到了为三线调整改造服务的目的。1987年10月，国务院召开座谈会，讨论总结三线企业设立窗口的经验，肯定了这些窗口信息站、生产技术开发站、经营贸易站和人才培训站的作用。

三是积极开拓出口产品，跻身国际市场。三线企业在调整转型过程中，一方面积极开发民品，一方面引进国外一些先进技术、先进设备和检测手段，加快企业技术发行，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档次。通过参加广交会、在国外展销等多种形式，逐渐开辟出国际市场。1987年，全省军工企业所生产的38种民品已出口到40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时，三线企业还开展了外商来图、来样、来料加工和补偿贸易，甚至发展到开展国际间经济技术合作，如420厂、132厂、451厂分别与美国的联合技术公司、麦道飞机公司、日本本田株式会社进行技术合作，不仅为三线企业自身赢得了发展空间，而且通过外贸出口为国家创收大量外汇。

在市场经济的洗礼中，一大批三线企业迅速壮大。以长虹电视机厂为代表的一大批企业在加快技术进步，促进产品升级换代的同时，还进行了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产权制度改革。东方电气集团拥有省内外30多个成员单位，并先后在北京、深圳等城市建立了地区公司，在境外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委托了代理商。这些按照市场规律形成的企业集团极大地增强了三线企业的战略竞争力。

（作者：江红英  黄婷婷  作者单位：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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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①《中国军转民大事记》编写组：《中国军转民大事记》，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65页

②杨超等编：《当代中国的四川》（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222页。

③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四川地方史专题纪事》，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7页。

④李彩华：《三线建设调整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3期。

⑤ 陈东林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388页。

⑥何郝炬等编：《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第129页。

（来源：四川党史文献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