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计划指导思想由吃穿用转向备战，缘何？

“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等因素造成了新中国经济困难的局面。1957年到1962年6年期间，全国人均主要生活资料的年消费量大幅度下降，市场商品匮乏，就连日常生活必须的锅、碗、瓢、盆等都缺少供应。可以说，那几年吃、穿、用全面紧张。因此本应在1963年开始进行的“三五”计划不得不进行调整，推迟到1966年才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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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初，由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等8人组成的中央计划领导小组，在研究编制长远国民经济和“三五”计划问题时指出：“三五”计划的奋斗目标，应集中力量解决人民的吃 、穿、用。1964年4月下旬，国家纪委提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的初步设想（汇报提纲）》，规定基本任务是：一、大力发展农业，基本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二、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努力突破尖端技术；三、与支援农业和加强国防相适应，加强基础工业。

5月10日，国家纪委领导小组向毛泽东汇报“三五”计划“初步设想”，毛泽东作了重要插话。当谈到搞化肥增产棉花和建设维尼纶工厂哪个经济效果好些时，毛泽东说：维尼纶的投资可能大些，但机器可以一直用下去嘛；还有，棉花的播种面积，总是有限的，还是要搞。

汇报到铁路建设只能上有限的几段时，毛泽东说：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他还反问：张家口——白城子铁路是不是只是军事上需要，经济上也有价值。

当谈到基础工业、交通还不适应时，毛泽东说：没有坐稳，没有站稳，是要跌跤子的。两个拳头--------农业、国防工业，一个屁股--------基础工业，摇摆好。要把基础工业适当搞上去，其他方面不能太多，要相适应。毛泽东的“屁股”比喻，虽然和1963年底李富春在全国工交工作会议上所讲的“各级纪委必须克服屁股坐在工业上的矛盾，要首先抓农业发展计划和支援农业的计划”不一样，是指基础工业，而不是农业。

5月18日，李富春在会上对计划设想作了说明。他指出：还是把农业放在第一位，搞4.5亿亩高产稳产田；一些重要铁路（如张家口------白城子等）“或者安排不上，或者修不通”；争取到1972年建立起一个小而全的国防工业体系；毛泽东特别重视的酒泉、攀枝花钢铁基地也只安排为“要积极准备条件”。最后，李富春着重说明了这个计划中存在的矛盾，实际就是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投资相对不足的问题。

毛泽东显然对维持原计划安排不太满意。5月27日，他找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彭真、罗瑞卿等人谈了他的一些看法。他从存在着战争严重威胁的估计出发，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三五”计划要全力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他特别强调应该在四川的攀枝花建立钢铁生产基地。毛泽东说：大家如果不赞成，我就到成都、西昌开会。搞攀枝花没有钱，把我的工资拿出来。前一个时期，我们忽视利用原有的沿海基地，后来经过提醒，注意了，最近这几年又忽视屁股和后方了。

毛泽东的态度迅速扭转了大家的认识。经过讨论，大家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决定把毛泽东的意见和“初步设想”结合起来，在逐步解决吃穿用问题的同时，加强三线建设。邓小平说：这次计划按农轻重、解决吃穿用和两个拳头、一个屁股进行安排，是建设的完整方针。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第三个五年计划打基础。

6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又讲了两个问题首先，他批评制定计划的方法说：过去制定计划的方法基本上是学苏联的，这是摇计算机的办法，不符合实际，行不通。这样计算，把老天爷计算不进去，天灾来了，偏不给你那么多粮食，城市人口不增加那么多，别的就落空。打仗计划不进去，国际援助也计划不进去。其次，他更明确地提出三线建设的主张说：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去那里开会。

毛泽东的讲话激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共鸣。大家一致认为，应该迅速展开三线建设，加强战备。从此，抓战备的气氛日趋浓厚。

1964年8月2日夜，美国驱逐舰在北部湾与越南海军发生激战。4日海战进一步扩大，美国开始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中越边境地区、海南岛和北部湾沿岸都落下了美国的炸弹和导弹，中国军民也倒在了血泊之中。

毛泽东彻夜未眠，紧张的关注着战争的态势也思考者当时中国大陆的周边形式。除了南面美国在越南战争的逐步升级，很有可能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同时还存在着其他三面的威胁；东面，在美国的军事援助下，台湾蒋介石当局利用大陆出现的经济困难局面不断进行军事骚扰，企图反攻大陆；西面，印度军队不断由中印边界东、西南侧侵入中国领土，进行无端挑衅；北面，苏联派重兵进驻中蒙边界地区，战略导弹直指中国。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式，一旦发生战争，我们的经济建设将遭受怎样的打击？

其实，早在1964年4月军委总参谋部提交的一份报告就对此进行了分析，认为有些情况相当严重；一是工业过于集中。全国14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集中了约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二是大城市人口多。全国有14个百万人口以上和25个50万至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大都在沿海地区，防空问题尚无有效措施；三是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城市附近，还缺乏应付敌人突然袭击的措施；四是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一旦遭到破坏，将酿成巨大灾害。这份报告引起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其实又恰好在国家纪委向毛泽东汇报“三五”计划初步设想前后。这些都不能不使毛泽东下决心将“三五”计划指导思想由吃穿用改变为备战。

围绕备战进行的生产力布局调整：

8月17日、20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两次指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这次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于是，调整后的“吃穿用+三线”的指导思想发生一边倒变化，三线建设决策终于确立。

所谓一、二、三线，是按我国地理区域划分的。三线地区，是由中国大陆的国境线依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即受外敌侵袭的可能性）向内地收缩，划三道线形成的地区，主要包括西南和西北地区。一线地区主要包括位于沿海和边疆的省区。二线是指介于一、三线之间的中间地带。此外，三线还有大小之分。西南、西北俗称“大三线”，各省份自己靠近内地的腹地俗称“小三线”。

8月19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联名向毛泽东和中央提出《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被敌人突然袭击问题的报告》说；我们召集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开了会，会议决定：（一）在国务院成立专案小组，建议由13人组成，李富春任组长，薄一波、罗瑞卿任副组长。（二）各个方面的防备措施，除作战部提的四条外，还应包括大专院校、科学研究、设计机构、仓库、机关、事业单位等，以及城市、矿山的人防措施。1.一切新的建设项目，不在第一线建设。2.第一线现有续建项目，除明年、后年即可完工投产见效的以外，其余一律要缩小规模，不再扩建，尽早收尾。3.一线的老企业，要把能搬的企业或一部分迁移到三线、二线。4.从明年起，不再新建大中水库。5.在一线的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设立机构。凡能迁移的，应有计划地迁移到三线、二线去，不能迁移的，应一分为二。6.今后一切新建项目都应贯彻执行“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不得集中在某几个城市或点。

1964年10月30日，中央工作会议通过并下发了国家纪委提出的《1965年计划纲要（草案）》。指导思想是：争取时间积极建设三线站略后方，防备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提出的三线建设总目标是：要争取多快好省的办法，在纵深地区建立起一个工农业结合、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

1965年初，毛泽东决定成立小计委。小计委由当时的石油部部长余秋里、副部长李人俊，浙江省委主管农业的书记林乎加，北京市委主管工业的书记贾庭三组成。名单中还有一个陈伯达，虽然从未参与过小计委的任何工作，但成立小计委却正是由他的一封信引起的。

1964年8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期间，时任毛泽东秘书兼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的陈伯达于20日写信给李富春，提出他对改进计划工作的意见。他认为，“毛主席在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给我们提出的许多重要的指示，我们还没有进一步地、认真的去研究它，还没有进一步地、认真的去执行它”，并指出要改变拖拖沓沓、得过且过的作风。与此同时，陈伯达又把信的抄件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当即批示：“计划工作方法，必须在今明两年内实行改变。如果不变，就只好取消现有纪委，另立机构。”

李富春看到批示后，立即组织国家纪委的干部进行讨论，力求尽快改变计划工作方法，并分别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汇报了他对计划改进工作及编制长期计划的一些想法。接着，他让国家纪委的同志拟定了一份《关于编制长期计划的程序问题》。12月7日送毛泽东审阅。

12月12日，毛泽东批示“此件已阅，写的可以，是好的。但有骨头，无血肉，感到枯燥乏味，则是缺点。望你们在今后几个月内，搞出一个有骨有血有皮有毛的东西来。要有逻辑有论证。否则仍然是形而上学的东西。十几年来，形而上学盛行，唯物辩证法很少人理，现在是改变的时候了。”从毛泽东的批语中不难看出，他对国家纪委的工作意见甚大，另立机构势已难免。于是出现了1965年初成立小计委的一幕。此外，毛泽东还特别交代：小计委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国务院各副总理不要干预工作。

看来，成立小计委，也是毛泽东对改革计划管理体制的一种尝试。但实践证明，仅仅改组一个机构，并不能解决计划管理体制改革的问题。尽管小计委的同志能够摆脱烦琐的日常事务，专心致力于研究战略问题，但编制全面的具体的计划则离不开国家纪委。后来，为了工作的方便，李富春提出，请小计委的同志都担任国家纪委副主任，余秋里担任第一副主任、党组书记，过渡一个阶段后接替他的国家纪委主任工作。经周恩来同意，毛泽东批准，小计委正式主持国家纪委工作，进行“三五”计划的编制、修订工作，此后也不再用小计委的名称了。

1965年6月16日，周恩来、余秋里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新起草的“三五”计划初步设想。毛泽东对此做了相应指示，大意是；计划要考虑三个因素，第一是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他还说：“农轻重的次序要违反一下，是倒过来了。搞农业要靠学大寨，农业投资不要那么多”，“吃穿用，不要降低现在水平，每年略有增加就好。”

国家纪委据此对“三五”计划进行了修改和调整。9月14日，国家纪委向中央和毛泽东报送《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汇报的重要提纲》。《汇报提纲》关于方针任务的提法是：第三个五年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其中三线地区基本建设的安排是这个计划的核心内容：投资分配按地区分，用在三线地区的投资占全国的比例，西南地区约为208.3亿元，占24.5%；西北地区约为105.3亿元，占12.4%;湘鄂西地区约为19.5亿元，占2.3%。按部门分，用在三线地区的投资占该部门的比例，国防工业74%，冶金工业58%，铁道工业45%，电力工业40%，煤炭工业35%，石油工业30%，化学工业48%。

从这些安排看，三线地区的建设在计划中确实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田姝）

（来源：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