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江畔起高炉

——记攀枝花市三线建设者梁才章

口述/梁才章 整理/林道鹏

梁才章

人物资料

 梁才章，男，汉族，1940年11月生，四川省仪陇县马鞍镇乐兴乡人。1959年入伍参军，1964年退伍，1966年10月支援三线建设来到攀枝花，1990年7月退休。

1959年，我应征入伍参军，分在39军，辽宁海城服役，1964年退役后，回到老家务农，同年8月结婚。1966年10月，攀钢来地方招工，我响应支援国家三线建设号召，报名参加工作，10月底来到攀枝花，当年我们永乐、二龙区共招了308个，我们乐兴乡就有21个。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当年招工的情形。1964年8月，我与老伴许琼芳结婚。当时还是农业社，家里很穷，父母给我们分了一间茅草房，一遇下雨，满屋漏，一晚上床都要挪动好多次，第二天早上起来一捏，铺盖棉絮还是被雨淋湿了。吃也没得吃的，每天粗糠菜叶度日，没有营养，人也有些浮肿，日子过得相当艰苦。当时已怀有身孕的家属就赌气说：“这个日子没法过了，哪里有招工的，你就出去，我不留你。”

机会说来就来了。1966年10月，一天我和家属在屋后一块地干活，一行人从远处晃晃悠悠地走来，带队的生产队长郑功伦显得有些毛躁，发牢骚说：“大热天的，去一个也不合格，再去一个还是不合格，还差一个名额到哪去找嘛。”我说：“郑功伦，你们这是要到哪里去？”郑功伦说：“哎呀！还不是攀枝花（原渡口）招工的事，去了几个都不合格，现还差一个名额，不好找哟。”我说：“哦，还差一个嗦，那你看我去要不要得。”郑功伦打量一下我说：“是不是要去哟，要去我就把你的名字报上去了。”同时把我指给随行招工组的人看。因我是当兵出身的，身板、气质还行，招工组的人一看连连点头说：“行行行，就他了。”这样，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就出来当了攀钢工人。

1966年10月，我告别父母、家属和出生才4个月大的大女儿，同老乡们一同乘车南下，途经重庆、贵阳、昆明等地，经过约7天的颠簸，才终于来到攀枝花三线建设工地。那时整个弄弄坪上空尘土飞扬，一片荒凉，四周是光秃秃的山，太阳白花花的直晒在工地，冒着股股青烟，仿佛划一根火柴就可把空气点燃。到十九冶报到后，单位安排我们住在密地，住房是我们自己动手盖的席棚房，一年四季仿佛只有夏季，热得受不了，刚来时好多人都适应不了，流鼻血，我也没逃过此劫，吃不好，睡不好。当时，有人编顺口溜说：白天杠杠压，晚上压杠杠，三块石头架口锅，帐篷搭在山窝窝。这确实一点不假。那时条件有限，交通不便，建攀钢那会儿，基本上是靠人肩扛背驮，尽管这样，但几乎每天都还是有不少的三线建设者们从祖国四面八方赶来。

攀枝花三线建设时期资料图片（图片来自网络）

那时，攀钢刚开建，攀钢厂址——弄弄坪到处都在开挖基础，还不具备生产条件，攀钢就委托十九冶代培我们，学汽车修理和驾驶两个工种。建设初期，建筑工地上缺人手，十九冶看我们这批人身体素质还行，就改为学建筑，把人马拉上了建筑工地。我被分配在修建攀钢炼铁厂1#高炉工地，参与并见证了攀钢1#高炉从挖基础到设备安装再到投产出铁全过程。

现在回想起来，那艰苦的岁月、那出铁激动人心的时刻，至今还令人难以忘怀。我们不怕苦、不怕累、流大汗，依靠自己国家的技术、人力，硬是按期在金沙江畔建起了攀钢第一座高炉——1#高炉。第一座高炉的建成，标志着攀钢“立”了起来，这给我们千万参建者增添了莫大的鼓舞。后来，攀钢陆续建成焦炉、炼钢等各条工艺线，确保了1970年7月1日出铁目标。

队长叫吴阿培，上海人，当年他就有40多岁了。他人很好，就是大家觉得他“很抠门”。那时大家工资少，他烟瘾又大，所以，几乎没有人能抽得到他的烟、借到过他的钱。我就例外，我不但抽到过他的烟、还借到过他的钱。事情是这样的，1#高炉建成顺利投产，凝聚了我们多少参建者的心血哟！当时没有现在的机械化，挖基础、混凝土搅拌、安装设备等，大都靠人工，干一天活下来，累得腰酸背痛，第二天浑身像散了架一样。我那天早上确实累得直不起腰来，又有点头昏眼花症状，就没有上工地干活，躺在床上睡觉，队长吴阿培气冲冲地来到工棚质问我：“为啥还不上工地，工地上缺人手正吃紧。”我说：“我病了，也没钱吃饭，饿得走路都走不起了。”他伸手摸了一下我额头说：“是有点发烧，咋不早说呢？”就从自己兜里掏出了皱巴巴的5元钱递给我说：“先去吃点早饭、再上卫生所拿点药。”自己点烟时，破例也给我发了一支。

由于家里贫穷，生活差，大女儿出世后，她妈没奶水，孩子身体也差，常生病，我工资少，每月都接不上扣，队长吴阿培又借钱、粮票接济我，让我们家度过了那个困难时期。我很感激他，后来我们俩还成了好朋友，也不知他现在如何了？如果还健在的话，应该90多岁了吧。

后来我们转战东西南北，修建了像弄弄沟单身宿舍一样的楼房以及路桥。我退休后回老家仪陇居住，后来来过几次攀枝花，感到现在的攀枝花建设得很好、很漂亮了。

1972年，我从十九冶转到了攀钢接待处，先在食堂干，后又调到南山宾馆、公司机关烧生活锅炉直到轮换。1973年，单位给了我一个迁家名额，当时，我考虑到家里老人年龄大了，孩子又小，我收入也不多，一家人生活、孩子读书全靠我一人支撑，怕吃不消，就把名额放弃了。后来，老婆、孩子都有点怨我，但我也是没有办法，才作出这样的决定来，希望他们能理解我。

我们夫妇育有3个女，带了1个儿子。1990年7月，我办理了轮换，二女儿出来参加了工作，分在了攀钢煤化工厂（原焦化厂），我回到老家后种地务农。当时退休工资才170多元，后来国家逐年都在上调，现每月有2300多元了，生活上还算行。2004年，二女儿、女婿考虑到我们年龄逐渐增大、病痛越来越多，我们老家距乡镇很远，交通不便，上街、上医院很不方便，他们商量后就在我们镇上买了一套商品房，把我们老两口接到了镇上住。儿女都出去打工了，我们在家就帮着带带孙子、孙女。后来他们又把我们老两口的户口迁到了攀枝花，我们人还是在老家居住。2007年，赶上国家好政策，我又给老伴在攀枝花买了养老保险，现她每月也有1000多元养老金，我们老两口每月加在一起有3000多元的养老金，基本上衣食无忧，这要感谢党，感谢攀钢！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口述：梁才章

整理：林道鹏

供稿：攀枝花市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