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三线建设

王春才（原国家计委三线建设调整办公室主任）：1955年，我从国家二机部办的扬州工专建筑专业毕业，同年入川，投身于大西南建设。1965年起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国防工办、四川省国防科工办从事三线建设规划实施协调工作，1983年调至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任规划二局局长，1994年任国家计委三线建设调整办公室主任。可以说是在三线建设、调整和三线研究工作中干了一辈子。

“三线”这一概念来自毛主席的战略构想。从地理上他把全国划分为前线、中间地带和后方三类地区，分别称为一线、二线和三线，其中划定的三线范围是指长城雁门关以南、广东韶关以北、京广铁路以西、甘肃乌鞘岭以东的广大腹地。三线建设的重点在云南、四川、重庆、陕西、贵州、甘肃全境及河南、湖北、湖南的部分地区。在当时“要准备打仗”的特定形势下，这些地区是较为理想的战略后方。

党中央一声令下，从全国各地抽调的铁路、矿山、冶金、化工、机械电子、核工业、航空、航天等专业技术人员和职工及铁道兵、工程兵指战员，迅速开赴三线地区。数以百万计的建设者汇集到千百条山沟里，为祖国建设奉献了青春、血汗，甚至生命。

大规模的建设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共建成大中型骨干企业2000多个，投资2052亿元，约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40%；建成重大科研基地数十个，并安排了配套项目。国防军工生产能力占全国一半以上。在不发达的内地建成了攀枝花、十堰、德阳等新兴工业城市，连通成昆、湘黔等十条干线铁路，形成一个规模庞大、门类齐全的后方工业基地。基于当时保密要求，三线建设长期笼罩着神秘的面纱，后来我们国家的原子弹、氢弹爆炸，战机、火箭、卫星飞船上天，战舰、核潜艇下海，这些都与三线建设有直接关系。

1983年，国务院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针对三线建设提出了“调整改造，发挥作用”八字方针，三线人开始走上“保军转民”的二次创业之路。国家有计划地进行了三线调整，把部分困难企业从交通不便、信息不通的环境中解脱出来，发挥其优势参加国家经济建设，取得了良好效果。当前，党中央关于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为三线企业提供了施展身手的大舞台，一批三线企业迅猛发展，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三线建设是我党老一辈革命家的伟大战略决策，为国家今后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开拓了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建设新局面，还给后人留下了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巨大精神财富。

1965年，在庐山会议中受到错误批判的彭德怀元帅在闲居6年后再度出山，担任西南三线建委第三副主任。虽然在三线只工作了一年多的时间，可他一心为国为民，走了几十个县市、几十个三线工地，解决了不少问题。由于工作关系，我在这段时间能经常接触到彭总，深深地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折服，立志以后一定要用笔墨再现彭总在三线的岁月。

从1986年开始，我先后采访了彭德怀当年的秘书綦魁英、警卫参谋景希珍、司机赵凤池、炊事员刘云、理发员贾月泉等，还采访了西南三线建委第一副主任程子华、第四副主任钱敏、秘书长杨沛、冶金局局长陈凤梧及机械军工局、综合局、煤炭局的有关负责同志，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侄女彭梅魁等人。尤其是彭德怀在三线现场考察所接触过的人，他们为我提供了众多彭德怀在三线的丰富的、可靠的资料。1986年10月，我开始撰写长篇报告文学《彭德怀在三线》一书，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带病改稿，还为该书题词：人间毁誉淡然对之，身处逆境忠贞不矢。1988年8月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正式出版此书。1991年，出版了《元帅的最后岁月——彭德怀在三线》，2000年后，出版《苍凉巴山蜀水情》《元帅的最后岁月——彭德怀在大西南》等。1991年1月29日，人民解放军上将、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部长张爱萍为《彭德怀在三线》一书题词，由中央军委办公厅寄给我。2018年出版《巴山蜀水“三线”情》，以纪念彭德怀元帅诞辰120周年。

学彭总、写彭总是我应尽的责任。我抢救了一些彭总在三线的材料，为后人学习研究留下了资料。这应是我人生中最有成就感的事情。

应如何加强三线建设研究

张杨（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助理研究员）：三线建设研究起步较晚，需要学界同仁大力合作、共同推进。应如何加强三线建设研究？下面是我的一些看法。

第一，政治学、区域经济、社会学等，都可以和历史学形成交叉。学科交叉是大家的共识，但这里我想说的是学科交叉中的学科反思。我们在三线研究之初就应有反思意识，比如经济学中理性人和劳动分工的前提预设、社会学中国家的缺位等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问题，都应成为我们研究中需反思和尽力避免的。

第二，应将三线建设的研究纳入到更广泛的视野中，避免就事论事、闭门造车。比如研究三线建设与中国工业化的问题，可以和洋务运动以来包括黄金十年、“一五”计划、社队企业、国企改制联系起来；研究三线建设与国防建设，可以和抗战时期国防工业内迁，抗美援朝时期东北工业北移、一五计划布局联系起来；研究三线移民，可以和明初的卫所军户制度、抗战时期难民内迁、生产建设兵团和知青上山下乡联系起来，进行对比；再比如，三线建设与东西部经济平衡，这其实是个后见之明的话题，因为当初经济效益并不是三线建设首要考虑的，三线单位对内地经济效益的影响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但是也可以和民国时期的西北、西南开发和世纪之交的西部大开发联系起来。总之，三线建设不是一个从天而降、领导人面对紧张局势临时起意的策略，而是要解决国家建设中面临的许多结构性的问题，是承接前史、开启后史的一段历史，我们要将这些结构性问题纳入研究范围，打通与其他领域的壁垒。另一方面，还要将三线建设放置于当时历史的场域中理解。现在我们将三线建设的动机基本归因为当时的国际局势，黑云压城，却忽略了国内的情况，三线建设研究面可以很丰富，不能简单地以国防、支内等词汇概况之。

第三，我们要“去魅”，尤其是要辩证地看待20世纪80年代对三线建设的批评意见。从80年代到现在，我们对三线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布局没有产业配套、忽视经济效益上。但三线时期采取的是大分散、小集中的配套模式，不是没有配套，而是与改革开放后城市产业园区的配套理念不同。三线的“一线两基”、六盘水的煤、攀枝花的有色金属和钢，与重庆的兵器工业，通过成昆线和成渝线连接，就是一个大的配套。再比如，四川金堂的川锅，德阳的二重、东电和东汽，就是一个制造发电设备的大配套，这几个单位相距不过百里，在内地形成了制造中国发电设备的一个基地。正是有了配套，所以在80年代三线调迁时期，经过调查，认为只有7%的企业布局不合理，建设不成功，需要搬迁。

四川三线建设的空间布局

周明长（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1964年，中央提出了备战指向型的三线建设规划方案，决定“在纵深地区，即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包括湘西、鄂西、豫西）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后方工业体系”。即“初步设想，用三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把重庆地区，包括从綦江到鄂西的长江上中游地区，以重钢为原料基地，建设成能够制造常规武器和某些重要机械设备的基地。用五年或六年的时间，把酒泉钢铁厂建设起来，依靠这个原料基地，在西北地区，初步建设起一个能够制造常规武器和必要机械设备的基地。用七年到八年时间，依靠攀枝花这个原材料基地，初步建立起一个比较完全的包括冶金、机械、化工、燃料等主要工业部门的基地”[1]。其中，“所谓后方，一个是西南，一个是西北，现在最靠得住的还是西南”[2]。而最“基本的一点，就是搞四川这个第三线”。为保证安全，中央要求三线建设“都应贯彻执行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不得集中在某几个城市或点”[3]。国防工业不仅要坚决执行“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有的国防尖端项目还要“进洞”，其他项目则要“大分散、小集中”，即“不建集中的城市，多搞小城镇”[4]。早在1964年6月，中央就已经在四川省展开了规模庞大的省级三线建设。据统计，除1964年国家对四川省三线建设投入7.44亿元外，1965——1980年国家累计向四川省三线建设投资达414.03亿元，分别占全国三线建设总投资2052.68亿元、全国同期基本建设总投资5261.76亿元的20.17%和7.87%。四川省由此成为全国三线建设的核心和经济建设的重点。

在中央统一领导下，从1965年初起，四川省三线建设的大部分项目主要沿成渝、宝成、川黔、成昆等铁路干线和长江、嘉陵江、渠江两岸展开布点。同时，四川省根据地形地貌条件和全省经济建设规划，采取了“预选厂址”的方式，即“由省城市规划设计院于1965年，对宜宾、达县、南充等地区沿铁路干线、公路、主要江河两侧20公里范围内选择厂址。派工作组到现场踏勘，调查建设条件有关资料，选定可供建设大、中项目的200多个点”，并将这些预备方案提交中央各部门，作为在四川省布点三线项目的初步基础。在这种项目空间布局的背景下，三线建设除在重庆、成都、自贡、渡口建设了“各具特点、各有侧重的工业基地”外，还在全省的11个地区、3个自治州、70个县、106个点布局了工矿企业。同时，在保证安全和地区均衡的前提下，为更好地发挥三线投资效益，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相当一部分三线项目仍然依托于省内原“一五”“二五”时期已规划建设的工业城市、工业区进行扩充及新区布点；还有一部分三线工业通过联合选厂，根据地域分工和生产协作进行相对集中的成组布局，并在一定程度上与四川省的城市和基础设施相协调，力图建成不同类型的综合配套的工业区。另有一部分布点于无城市、城镇和基础设施依托的三线项目，则是通过规划建设新城市、城镇和基础设施的方式，进行较为集中的建设。

从总体上讲，四川省三线项目大多依托原有城市和新建城市、城镇，进行相对集中的布局。在大规模建设过程中，四川省以既有城市和新城市为载体，规划建设了四大工业区，即由成都、绵阳、德阳、广元、乐山等城市组成的以航空、电子、机械、核工业等为主的川西（成都）工业区；以钢铁、造船、常规武器等为主的重庆工业区；由自贡、内江、宜宾、泸州等城市组成的煤炭、机械、天然气、化工为主的川南工业区；由渡口、西昌等城市组成的以钢铁及有色金属工业为主的攀西工业区。四川省的三线项目布局从根本上调整了此前全省工业主要依托于重庆、成都等地的空间指向，实现了全省范围内相对均衡的工业布局，并为各城市发展奠定了新的基础。

震惊世界的成就

凝聚着三线人的心血和青春

彭继超（原总装备部政治部一级作家）：因工作需要，我曾无数次走进三线采访。走访三线，第一印象是山。走山路，钻山沟，进山洞，眼前、身后、脚下、头顶，都是山。就在这连绵不断的大山里，三线人生活了几十年，奋斗了几十年。

那年，我到航天基地总装厂采访，来到山脚下的车间门口，两名荷枪实弹的武警战士站在门口（也就是洞口）守卫，认真检查每个人的证件。来迎接我们的厂长解释说：“这些哨兵平时就住在我们厂，都很熟，但如果不带证件，连我也不能进去。”工人正成群结队、说说笑笑地来上班。经过哨兵时，每个人很自然地掏出证件。几乎在掏证件的那一瞬间，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认真严肃起来。从哨兵、工人认真严肃的表情上，我感受到他们深入骨髓的责任感。

在地下宫殿似的总装大厅里，一枚新型火箭已经整装待发。大厅的另一侧，基地老总们正在召开出发前的最后一次会议。在山洞外一个车间里，几名年轻的女工正在打磨一段火箭的壳体。基地宣传部部长告诉我：火箭腾飞轰轰烈烈，可其中每一个环节都是这样琐碎具体。在总装前，为了防止多余物混进箭体，工人们用砂纸在地板上蹭了两个月，许多人的手掌磨得渗出了鲜血……

在这里，生活被简化了、省略了，甚至地名也被简化成一个个抽象的数字：机关叫20公里，医院叫23公里，工厂叫26公里，甚至连学校、商店、粮店、储蓄所的名字也都是以公里数来代替的。

1987年12月31日，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核潜艇远航成功。但谁能想到，我国第一艘核潜艇的核动力反应堆是在山沟里诞生的？

峨眉山下，中国核动力研究院的宣传部部长告诉我们：1965年，来自北京、沈阳、包头、哈尔滨等城市的建设者开始在这荒僻的山谷里艰辛创业，仅用5年时间便自行设计建造了压水型核反应堆，在1970年7月25日实现了中国首次核能发电。1970年12月26日，以它为模式的又一座反应堆把我国第一艘核潜艇推向海洋。

依山而建的破旧的厂房前，当年任反应堆装堆小组组长的张全生说：“毛主席说了，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我们落实毛主席的指示，不讲任何待遇，一定要把核潜艇模式堆搞上去。那座反应堆就是在这个厂房里安装成功的。这座核动力装置经过10年的运行试验，成功地模拟航行了24.6万海里，为我国成功地建造压水型反应堆和核动力装置提供了一整套成熟的经验。”

在那里，他们又相继设计建造了高通量工程试验堆、脉冲反应堆、低功率堆、零功率堆，为我国核动力事业的发展树起了一座座里程碑。

我们曾不止一次地为中国的核弹爆炸、卫星上天、核潜艇下海欢欣鼓舞，但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些震惊世界的成就，凝聚着三线人多少心血和汗水！在大西南，在大三线，众多像核动力研究院、航天基地这样鲜为人知的光荣队伍在默默奉献着！

三线建设的十几年中，固定资产达2000亿元，建成大中型骨干企业2000多个，建成包括核能、冶金、航天、航空、造船、电子、化工、机械等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建成川黔、成昆、贵昆、湘昆、襄渝、焦枝、阳安等10条铁路干线近5000公里，新建公路22万公里……

大三线建设中，辽阔内地的一批中心城市得到进一步发展，一批古老的城镇焕发了青春，攀枝花、十堰、德阳等30多个新兴城市应运而生。三线建设对于改善我国生产力布局、增强经济和国防实力、促进内地资源开发、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进步，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经济建设成为全国工作的中心，为充分发挥三线作用，解决三线历史遗留问题，1983年，国务院提出对三线建设“调整改造，发挥作用”的八字方针。12月，国务院成立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从第七个“五年”计划开始，三线地区一些布局过散、钻山过深的企业进行有计划调整搬迁，一批批三线企业从偏僻的山沟搬到大中城市郊区，建起了一座座的科学城、航天城、电子城、汽车城，为三线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了新的繁荣。

新时期，几乎所有的三线军工企业同时叫响了一个口号：二次创业。三线人冲破单一经营生产的小天地，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战场。他们为交通运输部门提供了一批民航飞机、铁路车辆、各型汽车和各种摩托车，为能源、原材料生产装备了成套的大型设备，为轻工行业制造了大批新型机械和生产线，为国家尖端科技产品研制出许多关键元器件、零部件，为部队提供了大量先进的武器装备。

今天，三线建设已成过去，人们对那个年代、那段历史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但有一点是必须肯定的：正是因为三线的建设和存在，才使世界和平多了一个支点，使我们的祖国多了一些安全，使我们的生活多了一些安宁，也使我们的精神多了一份支撑！

辽宁在支援三线建设中的重任

黄巍（辽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三线建设不仅仅是国家层面上工业布局的大调整，也是个人层面上牵动着千万个中国家庭的大变动。在大三线建设中，辽宁支援力度之大，涉及行业之广，搬迁设备、援建人员之多，持续时间之长，在全国各省区市中处于前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沈阳、大连、鞍山、抚顺、本溪为中心的辽宁工业布局初见端倪，在支援大三线建设中，根据国家倡导的“好人好马上三线”原则，辽宁将沈阳、大连、鞍山、抚顺、本溪等城市中工业实力雄厚的企业的优秀干部、技术骨干和先进设备陆续派遣、迁往四川、贵州、甘肃、宁夏、青海等地。具体做法一是“建”，二是“迁”，即到内地建立新厂或把辽宁一些企业的部分设备和人员迁到内地。援建的行业广泛，涉及辽宁的军工、钢铁、机械、化工、电力、医药等多个重要行业，对内地经济建设和工业布局产生了深远影响。据不完全统计，“至1965年，辽宁地区迁往内地和正在迁往内地的企业及技术支援项目共140个，调出约8万人左右”[5]。

辽宁支援三线建设的企业大多是当时实力最强的企业，设备基本都是最新技术成果。如沈阳低压开关厂抽调了500余人和130台优质设备去甘肃天水，建成了长城控制电器厂[6]。1970年，该厂调79台设备和50名职工支援河南开关厂。之后又派出大量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支援河南鹤壁、四川德阳及西安、新疆等地的开关厂建设。

大连、抚顺在机械、钢铁、矿业、石油、医药等方面援建了大量设备和人员到四川、青海、贵州、宁夏、甘肃、陕西等地，解决了当地短缺的工业产品，提升了当地的工业水平，特别是对当地日后的工业布局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如大连机车车辆厂制造柴油机配件车间和生产罐车车间员工3000人分别迁往四川广元和青海西宁，建成了广元柴油机配件厂，使青海西宁能年产罐车2000台。抚顺铝厂的3台矽铁电炉及员工500人和纯硅车间的员工80人分别迁往甘肃兰州和贵州都匀，建成了兰州河口铁合金厂和贵州纯硅厂。此外，为配合三线建设整体战略部署，辽宁将大连医学院的1200名学生、400名教职工和教学设备及附属医院的部分人员、医疗设备迁往贵州[7]。沈阳东北制药六厂的麻醉药品车间迁往宁夏中卫县，本着勤俭节约的原则，利用当地一个废弃的铁厂作为厂址进行药品生产。

作为新中国第一个恢复建设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鞍山钢铁公司在支援三线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遵照中央“既出钢材，又出人才”的指示，鞍钢不仅为自身发展造就了一支宏大的科技队伍，还先后为国家有关部门、大中型企业及科研设计部门输送了大批科技人才。中央提出三线建设的战略部署后，鞍钢掀起了支援三线建设的热潮。1965年4月，鞍钢建设公司组成了第三冶金建设公司，援建甘肃酒泉钢铁公司。同年，鞍钢调出技术骨干14349人，支援包头钢铁公司、白银有色金属公司、武汉钢铁公司的生产建设[8]。1966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由辽宁省和鞍山钢铁公司包建四川攀枝花钢铁基地和贵州水城钢铁厂，此后，鞍山钢铁公司累计调往四川攀枝花钢铁公司领导干部及技术骨干6799人，调往贵州水城钢铁厂2522人，有力支援了攀枝花钢铁公司和贵州水城钢铁厂的建设和生产。

与此同时，辽宁还援建了一批军工企业，较为著名的是四一○厂。四一○厂是航空工业部的大型骨干企业，被列为“一五”计划时期156项重点建设项目之一。中央做出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后，四一○厂先后对内地两个航空工业基地实行包建、包迁、包投产，从设备、技术和管理上给予全面支援。从1958年到1976年，四一○厂先后支援内地大、小三线厂各类人员8880人、机床设备118台、工模具12598套（件）[9]。辽宁援建的军工企业还有五二三厂、三七五厂、七二四厂、一一九厂等。

对搬迁的企业，辽宁省委实行“两手抓”，一手抓搬迁，一手抓生产。要求搬迁企业把先进经验和技术带到新厂，使内地新厂投资少、建设快。同时援建企业在设备搬走、人员调离后，要及时调整企业内部结构和人员，克服困难，不能耽误企业自身的生产建设。另外还要做好援建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本着职工先自动报名，组织再进行批准的原则对企业职工进行动员，并取得良好成效。

独具特色的三线厂区

邓龙（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602工厂职工）：三线曾是一种神秘而光荣的存在。三线厂，是我的父辈奉献青春的地方，也是我长大生活的地方，是我不能忘却的记忆。昔日众多的三线厂热闹红火，有自己的特色。

有线大喇叭遍布厂区。每天早上六点半，大喇叭会准时响起起床号，然后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人们听着新闻节目，吃罢早饭，便骑着自行车奔向车间和学校。最后大喇叭以《运动员进行曲》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曲结束广播。无论你在厂区什么地方，你都能听到号声，连当地的老乡都以号声作为指导生活生产的“指挥棒”。

三线厂几乎都有山洞和隧道。三线厂的生产区与家属区是分开的，由山洞和隧道相连，山洞里就是大厂房，各个岔洞就是各车间班组。一个厂往往有好几个山洞。

三线厂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最早的时候，厂党委书记叫政委，党办主任叫政治处主任，车间主任叫连长，工段长叫排长，小组长叫班长。很长一段时间，军管会的军代表是厂里的“老大”，军管会主任更是一言九鼎。

厂区每周放映一场露天电影，下午小娃儿们便开始占位子了。后来有了电影院和电视，露天电影就消失了。因为三线厂的工人来自祖国各地，所以话音南腔北调，普通话、东北话、上海话、武汉话、四川话、河南话……应有尽有。三线厂的饭票、粮票和汽水票，与人民币一样在厂子内部市场上流通。饭票可以换烟换酒，汽水票可以换糖果，粮票可以换鸡蛋、蔬菜、水果，当然也可以换到老乡的老母鸡。

三线厂的孩子们物质生活虽然匮乏，但却过得简单快乐。男孩都会滚铁环、玩滑板、打弹弓、打火炮（纸炮）、扇烟盒；女孩都会跳皮筋、丢沙包、踢毽子。孩子们还会编顺口溜，唱童谣。因为在选址时考虑到水源问题，大多三线厂依山靠水、沿河而建，厂区都有一条干净清澈的小河。孩子们无师自通，从“狗刨”开始，呛上几口水就学会了游泳。三线厂的孩子们都识五谷，不会把麦苗认成韭菜，知道什么时候玉米熟了，什么时候向日葵熟了，什么时候花生熟了。

如今，三线建设已成历史，三线人渐渐老去，作为三线厂子弟和军工二代，我愿意拿起笔，为那段历史留下一点儿墨迹！

注释：

[1]《当代中国的四川》（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5页。

[2]李富春：《关于计划安排的几点意见》，刘少奇：《继续控制基本建设，着手搞西南三线》，《党的文献》1996年第3期。

[3]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的报告》，《党的文献》1995年第3期。

[4]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与建筑业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第509页—510页。

[5]王永华：《主政东北时期的宋任穷》，《世纪桥》，2009年第6期，第43页。

[6][9]沈阳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沈阳市志·工业综述·机械工业》第三卷，沈阳出版社2000年版，第273页，第213页。

[7]辽宁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主编《辽宁省志·大事记》，辽海出版社2006年版，第432页。

[8]鞍钢史志编纂委员会编《鞍钢志·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