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的历史贡献及价值

牟来斌

20世纪60年代，党中央做出了进行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项战略举措。工程浩大的三线建设历经三个五年计划，投入资金2052亿元，占同期全国基建总投资的39%。投入人力高峰时达400多万，安排了1100个建设项目。三线建设决策之快，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投入之多，动员之广，行动之快，职工积极性之高，都是空前的，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战略部署，实现了生产力布局向西推进，对国民经济结构和布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西部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实现了生产力向西部地区的布局，为区域协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完善了西部工业布局。三线建设的实施，使西部的一些省市发展成为各具特点的新兴工业基地，改善了我国工业布局极不平衡的状况，在西部地区建起一大批骨干企业，建设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配置了数十万台（套）当时国内最先进的技术装备，形成了以铁路、公路、长江为网络的交通运输业，以煤炭和水、火电为主体的能源工业，以钢铁、有色金属为重点的原材料工业，以发电设备、机床和汽车为代表的机械制造工业，以元器件、通讯和引导设备为骨干的电子工业，以战略武器和轻重型军事装备为特点的国防科技工业，均具有相当的生产能力，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国防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建成一大批优秀骨干企业，成为西部发展的生力军。三线建设建成了攀枝花、金川等钢铁冶金基地，成昆、襄渝、川黔等铁路干线，酒泉、西昌航天卫星发射中心，六盘水、渭北煤炭基地，贵州、汉中航空基地，川西核工业基地，长江中上游造船基地，四川、江汉、长庆、中原等油气田，重庆、豫西、鄂西、湘西常规兵器工业基地，湖北中国第二汽车厂、东方电机厂等制造基地，中国西南物理研究院、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等科研机构。例如：从1964年到70年代末期，国家在重庆投资建设的重点项目共计118个，总投资达42亿元。其中，中国最大的摩托车生产企业——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就是由三线建设项目重庆嘉陵机器厂发展起来的。即便是广安市、南川区境内实施搬迁的三线企业，前往地还是在四川、重庆两地，即仍在西部，仍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力量。三线建设项目的建成投产，使重庆形成了以国防工业、民用机械工业、冶金工业、化学工业为骨干，轻纺工业相应发展的工业结构体系，奠定了重庆工业发展的坚实基础。三线建设项目的建成投产，初步改变了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布局，带动了中国内地和边疆地区的社会进步，部分优秀企业通过三线建设的洗礼，在改革开放中壮大，成为西部发展的生力军。一批大中型骨干企业，如攀枝花钢铁厂，酒泉钢铁厂，成都无缝钢管厂，四川德阳第二重型机械厂，六盘水、宝顶山和芙蓉山等大型煤矿，贵州铝厂，刘家峡、丹江口等大型水力、火力发电厂等建成投产。到20世纪70年代末，建成了30多个工业基地，基本形成了一个具有一定规模，以重工、军工为主体，门类比较齐全的战略后方基地。由于一大批三线企业陆续建成投产，使西部地区的工业产值平均增长速度一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使中国东西部工业布局极不平衡的状况发生了较大变化。

（三）改善了西部地区交通。在三线建设时期，新建了成昆、川黔、襄渝、湘黔、焦枝等10条8000多公里的铁路干线，修建了25万公里的公路，整治了长江、嘉陵江、乌江、金沙江等主要航道，并新开辟了一批航线。这些交通设施项目的建成，使贵昆、川黔、成渝铁路相连，构成了西南环状路网，并有宝成、湘黔、黔桂三条通往西北、中南、华南的通道，改变了整个西南地区的交通状况，为西部地区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例如：成昆铁路的建成通车，开启了凉山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纪元。“蜀道难”的四川形成了四通八达的水陆空交通网。四川省铁路运营里程达2600多公里，公路通车里程居全国第一位，内河航运里程达8800多公里。这些都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在西部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到1966年，建成并投产的限额以上大中型项目1198项，初步形成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兴建了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我国的电子工业、石油化学工业、原子能工业等，大多是在这个时期打下基础的，填补了我国工业的许多空白。工业布局有了明显改善，内地和边疆地区都建起了不同规模的现代工业和现代交通运输业，基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工业畸形发展的局面，建成了一批大型项目，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增长较快，经济得到发展。1978年，内地和边疆地区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份额达到36.7%，比1952年的29.2%提高了7.5个百分点。1965～1978年，四川省工业生产总值（按当年价格计算）由12.25亿元增加到59.4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增加了3.9倍（高于全国的3.4倍）；占全国工业生产总值的份额（按当年价格计算）由2.24%增加到3.7%，即增加了1.46个百分点。

（五）提升了综合国力和科技水平。1964年10月和1965年5月，我国先后两次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从而打破了国际上的核垄断。1966年10月，我国第一次成功进行了发射导弹核武器的试验；1967年6月，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69年9月，首次成功进行了地下核试验；1970年4月，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71年9月，第一艘核潜艇建成并试航成功。对于这个时期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科技进步，邓小平在1988年就明确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反映了当时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的提高。

二、聚集了大量高素质人才，为西部地区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三线建设为西部地区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国家从各地选派了大量人才支援三线建设，以保障项目的实施。当时的提法是“精兵强将上三线”“好人好马上三线”。在中央及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统一指挥和精心组织下，在“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下，全国各地闻风而动，数以百万计的优秀建设者，不讲条件，不计得失，打起背包，立即出发，从四面八方汇集三线。当时，出于保密和安全的考虑，有关部门在挑选三线建设者时，着重德、才两个方面，即政治上可靠、业务上精通，因此，那时能够参与三线建设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一种荣誉。他们当中，有从国家机关抽调的上千名领导干部，有从科研单位选调的上万名优秀科技人员，有从沿海内迁的数万名职工，有从老工业基地和老企业调来包建的十几万工程、管理和生产骨干，有成建制调来的数十万建筑安装队伍，有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和工程兵指战员，还有上百万民兵和民工。据统计，不包括员工家属和就地参加建设的，单是从外地迁入三线企业的，就多达400多万人。例如，1965年初，国务院10个部的5万多名职工从全国各地汇集攀枝花；中央军委调遣铁道兵5个师，扩编到18万人，参加成昆铁路大会战；仅1970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毕业生集中分配及相继调到攀枝花市的就有56人。在攀枝花钢铁项目建设早期，全国各地选送几十万工人、干部，其中知识分子有10万。从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抽调约50万优秀的熟练工人、科技人才和管理人员支持重庆市的三线建设。这些人才向三线建设项目集聚，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保障了三线建设的实施，成为西部大开发的骨干力量。

三、探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制机制，为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经验

在三线建设时期，在当时生产力水平还较低的情况下，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围绕三线建设，集中各个方面的力量，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条心，高效执行、有力推进，充分发挥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能优势，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得到充分显示。以攀钢为例：在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项目上，全国通盘考虑，通过国家对资源的计划配置这一方式，调动全国有关方面的人、财、物，加之艰苦创业，战胜种种困难，走出了一条合乎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三线工业建设道路。在资金配置上，国家对攀枝花钢铁基地一期工程和成昆铁路的投入近百亿，约占三线建设总投资的1/20；在人力资源配置上，投入50万人（不含大量无正式编制民工），约占三线建设投入人力的1/10；为保障所需物资的运输，组织了5个省、市的运输车队；仅仅攀枝花钢铁基地的设计，就组织了来自全国100多个科研、设计、施工、设备制造单位及其他有关行业的1300人的设计大军，进行了一场世界工业史上罕见的设计大会战。如此大规模人、财、物的集中投入，快速推动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彰显了社会主义在保障“集中力量办大事”方面的效能优势。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

习近平同志强调，“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成功破解许多发展中国家难以破解的难题的独特优势，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同时，党带领人民集中力量办大事绝不是简单地依靠行政命令，而是形成了科学有效的机制。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而我们办成的一件件大事就是这伟大成就的鲜亮标识。从“两弹一星”到“嫦娥”探月，从三峡工程到青藏铁路，从北京奥运会到上海世博会，从工业化骨架全面搭建到高铁大动脉不断延伸，从党的十八大以来连续六年年减贫1300多万人到织就世界最大社会保障网……中国为什么能办成这么多大事？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中国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四、加快西部城镇化进程，为西部的发展培育了经济增长极

三线建设从定点实施到调整改造基本完成，经历了6个五年计划，30年左右时间，发展路径也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三线建设不仅是国防工业和经济建设布局的一次重大战略调整，而且也是城市布局、结构与功能的一次重构。三线企业逐渐产生的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加速了城市化进程，三线建设使一批新兴工业城市在西部崛起，这批新兴工业城市在今天的西部发展中将成为经济增长的要素聚集点和辐射源。例如，四川五大城市群（1997年重庆直辖中央之前划分）的经济结构和三线建设紧密关联，大部分地级以上城市都有三线建设的印迹。例如：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成，使一座崭新的工业城市攀枝花崛起在昔日的蛮荒之地；长虹电子等产业的带动，绵阳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城镇发展为以电子工业为核心的中等城市并继续向大城市迈进；地处少数民族地区的西昌以“中国航天城”而闻名天下。这些城市的发展，带动和辐射了周边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成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

五、铸就了三线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精神动力

三线建设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创业奋斗史。在三线建设中，建设者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国家、为党、为社会主义建设勇于付出乃至牺牲，形成了“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三线精神。以攀枝花钢铁项目的实施为例，如果没有勇于创新的精神，在弄弄坪这样一个偏僻而交通又很险峻的地方是无法建成钢铁厂的；在没有火车的条件下，如果没有团结协作精神，没有5省市1500辆汽车支持项目建设，一期工程也是不可能建好的。“备战备荒为人民”“让理想放飞”“不想爹、不想妈、不出铁、不回家”“试看天下谁能敌”“树雄心立斗志，向科学技术进军”等三线建设时期的标语，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三线建设者们不因为从经济相对发达、生产生活条件相对舒适的地方到人烟稀少的深山艰辛创业而怨恨、后悔，反而对奉献终身表现出坦然和欣慰，这是三线精神的创造者、践行者对三线精神最朴实的诠释。三线精神是广大参加三线建设的干部职工以自己的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培育出的一种精神，是延安精神、大庆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华民族精神和党的优良传统在三线建设中的具体体现。三线精神是留给后人的财富。

1993年4月9日，江泽民对三线建设做了这样的题词：“让三线建设者的历史功绩和艰苦创业精神在新时期发扬光大。”深入研究和阐释三线精神的核心内容，以及它所具有的时代意义，宣传和弘扬其积极精神，能够鼓舞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道路上，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征途中，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仍具有长期的重要指导意义。

（作者：牟来斌    单位：中共攀枝花市委党史研究室）

参考文献：

1．郑有贵等，三线建设和西部大开发中的攀枝花，当代中国出版社

2．田姝，三线——一个时代的记忆，《红岩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