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发展历程及其经验启示
“两弹一星”发展历程及其经验启示
徐江山 杨 超
中国的“两弹一星”工程（以下简称“两弹一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在其实施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符合中国具体国情并行之有效的领导、组织和管理重大专项工程的成功经验。对这些经验进行总结梳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共和国重大科技工程的发展历程，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对新时代的科技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两弹一星”事业的发展历程
（一）“两弹一星”事业的起步
新中国成立之初，世界上几个大国进入了“原子时代”。随着东西方“冷战”的开始，美苏之间为争取核优势，竞相研制更尖端的核武器，并先后取得突破。为了新中国的独立自主和长治久安，必须加强国防力量，掌握核技术，研制自己的原子弹、导弹以及人造卫星。毛泽东主席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上世纪50年代中期，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地制定了《1956～1967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从13个方面提出了57项重大科学技术任务。
1954年10月，我国地质部门首次在广西富钟县发现铀矿。周恩来得知信息后，通过征询与酝酿，向毛泽东主席作出书面报告，提出建设核工业的建议和具体意见。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会议听取了李四光、钱三强等关于核反应堆、原子弹原理以及中国核科学研究情况的汇报，作出了创建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1月3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成立了国务院原子能小组，揭开了我国核工业建设的序幕。1956年11月，作为国务院核工业归口管理部门的第二机械工业部（二机部）成立。1958年5月31日，周恩来批示同意把核武器试验靶场、仓库由二机部负责设计，勘察施工由军队负责，建成后由军队管理，全国分工协作进行核工业建设的大好局面初步形成。
原子弹只有与导弹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威力。在作出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后，国务院、中央军委随即开始研究发展导弹技术的有关问题。1955年9月，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的钱学森在周恩来的关怀下，用被拘禁的11名美国飞行员进行交换顺利回国。受周恩来的嘱托，钱学森于1956年2月写了一份《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3月，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军委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决定成立以聂荣臻为主任的国防航空工业委员会，具体领导这项工作。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讲话指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从此开启了中国“两弹一星”伟大事业的征程。
（二）“两弹一星”事业的攻坚
解放初期，我国科学研究事业家底非常薄弱。“全国科学研究机构包括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在内，大约40个左右，研究人员只有650余人。”[1]新型原材料、精密仪器仪表、大型设备等武器装备缺乏，就连基本的零部件、电子元器件都难以生产，许多技术还没有掌握。我国研制原子弹、导弹，一开始曾得到苏联的技术援助，1957年我国与苏联签订了《国际新技术协定》，在铀矿勘察、核物理研究、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等领域相继签订了六个重要协定。但苏联在尖端的“两弹”技术援助问题上的态度在签订协定时就是有所保留的，是有限度的，其基本意图是在新式武器和科学研究上使我国与其保持相当的差距。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后，我国原子弹、导弹研制更是举步维艰。对此，聂荣臻等领导者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早在1956年10月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大会上，就要求大家把“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研成果”作为五院的建院方针。正是基于自力更生的方针，中国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建立自己的科研基地和国防工业体系，加强技术和人才储备，逐步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技术路线、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
正在建设中的青海“221基地”遭遇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经济极度困难，“每人每月22斤混合粉，几钱油，又没有蔬菜，不少人得了浮肿病。”[2]“221基地”的干部职工一边进行工程项目建设，一边组织农副业队，狩猎打鱼，种植青稞、土豆。在重重困境之下，党中央审时度势，以大无畏的气概，确定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下决心搞尖端武器的方针。1961年7月，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集中力量，为核武器事业大开“绿灯”。“从全国选调了105名高、中级科技人员以及一大批大中专毕业生、研究生、留学生，还抽调著名科学家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到9所，与先期到所的朱光亚、程开甲，各自主持一个方面的科研工作。”[3]组织机构的逐步健全和人员队伍的不断充实，打开了科研工作的良好局面，一洗苏联毁约的阴霾，在青海三千米以上的高寒缺氧地区，两年多就建成了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
随着尖端科技事业的发展，需要成立更高一级的领导机构加强组织协调工作。1962年11月17日，中央决定由15人组成中央专门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委员，全面领导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从此，核武器研制与试验在中央专委的直接领导下，加快了进程。从专委成立，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了9次会议，讨论解决了科研、设计、生产中提出的近百个重大问题。在研制“两弹”过程中，曾组织26个部、委、院，20个省、市、自治区和上千个厂、矿、校、所，以及各军兵种的有关单位参加会战，分工协作，联合攻关，全面落实了近千项科研课题和新材料、新设备的成套研制任务。新型原材料、精密仪器仪表和大型设备等难关分别被攻破，完备的国防工业体系逐步建立，受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影响最大的浓缩铀提炼问题，也在各方大力协同，共同努力下被攻克。
（三）“两弹一星”事业的成功
1960年以后，我国科学家对氢弹理论的研究逐步取得进展。1964年5月和1965年l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和长远规划设想时明确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加快。[4]1965年，中国科学家突破了氢弹研制中的关键，探索出一种新的制造氢弹的理论方案。1966年12月，中国成功进行了氢弹原理试验。1967年，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实验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掌握氢弹技术的国家。中央强调要实现原子弹与导弹相结合。在导弹和喷气技术领域，中国科学家经过仿制、改进到自行研制三个阶段的飞。1960年，我国第一枚探空火箭和近程导弹发射成功；1964年，我国自行设计和研制的中近程导弹发射成功；1966年，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对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同年，中央专门委员会原则批准中国科学院《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规划方案建议》，该报告计划在1970至1971年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命名为“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进入工程研制阶段，代号为“651”任务。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二、“两弹一星”事业的成功经验
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颗氢弹爆炸，苏联用了4年，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而我国则用了两年8个月，我国的“两弹”试验和外国相比，事故最少，成功率最高，耗资也最少，在决策、管理、技术等方面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两弹一星”道路。
（一）“两弹一星”事业的决策经验
1.科学决策、集中统一领导
在“两弹一星”事业的决策过程中，毛泽东曾多次亲自主持会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重大方针、原则和政策措施。实践证明，“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重大经济、科技建设项目，必须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做出决策。参与“两弹一星”研制的科学家们高度评价说：“两弹一星”的决策离不开党中央的深谋远虑和坚强领导，如果没有中央决策，没有党的领导干不成。
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国防尖端科技战略决策实施的制度保证。特别是在中苏关系破裂、国民经济陷入困难时期，计划经济体制发挥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大科学规划的实施中，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科研、生产、使用相结合，统筹规划，对于加强科学管理，克服分散、重复现象，提高科技投资的综合效益，集中力量办大事，加速国防科技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2.民主决策、遵循集思广益
在“两弹一星”的重大战略决策工程中，党和国家领导非常重视和尊重有关科学家的意见。1955年1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会议专门听取了李四光、钱三强等关于核反应堆、原子弹原理以及中国核科学研究情况的汇报。1955年9月，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的钱学森在周恩来的关怀下，用被拘禁的11名美国飞行员进行交换顺利回国，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科研人员的尊重和关怀。
核武器研制与试验既是新鲜事物，需要刻苦钻研、攻关，又因其专业繁多，相互联系复杂，因而须在工作中注意发动群众出主意，想办法。毛泽东将民主决策与群众路线应用于中国的科学实践活动，把群众作为重要的科技人力资源，开发其中的创新潜能，为中国科技活动中的许多低技术和非技术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人民群众的主动精神和自信心通过党的群众路线的导引，构成了大科学运行所必须的动力和资源，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特经验。
（二）“两弹一星”事业的管理经验
“两弹一星”工程的管理体制是由行政管理体系、技术管理体系和政治管理体系结合而成的一体化组织结构。从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国务院、国防部到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以至中国科学院和各产业部门及其下属研究院所、厂室，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管理体系。
1．政治管理体系
“两弹一星”工程的政治管理体系中，中央政治局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是该工程的最高领导机构。在军方，其代表是中央军事委员会。全国各部、院、委员会党委（组）及其下属各所、室等基层党支部与军队各部门党组织均接受其领导。
2．行政管理体系
行政管理体系以中央政府和国务院为最高领导机构，直接负责“两弹一星”研制的单位如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七机械工业部和中国科学院均属中央政府，其部长或院长由中央政府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任命。为协调各单位的关系，往往还设有面向不同管理口径的办公室。
3．技术管理体系
技术管理体系在结构上依托于行政体系，主要表现形式是由科技专家担任“两弹一星”工程各级研制部门的行政副主官，主管科研工作。如中国科学院由气象学家竺可桢任副院长，主管（自然）科学研究，第二机械工业部由物理学家钱三强任副部长，第七机械工业部由钱学森任副部长。
政治-行政-学术管理体制的运作，并非这三者严格分工，而是有分工、有合作，即“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或“党委领导下的行政与技术分工负责制。[5]”
（三）“两弹一星”事业的技术经验
“两弹一星”事业的成功除了管理层面上有统一领导等重要因素外，大科学本身作为一项科研活动，技术层面的因素也不可忽视。
1．技术民主
“两弹一星”事业的成功的技术经验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实现了技术民主，进行自由讨论、集体攻关。首先，技术委员会保证了技术民主在体制上的实现。吴际霖在调入组织管理核武器研究所后，向李觉提出必须确定科研民主的方针，并建议成立技术委员会，负责决策，行政力量不能干预。4个技术委员会的主任分别是吴际霖（军工专家）、王淦昌、郭永怀和彭桓武，无一行政领导者。技术民主的观念在当时深入人心。其次，提倡在民主平等的氛围中进行自由讨论则保正了技术民主的实现。典型的技术攻关事例有原子研制中的九次运算、氢弹原理突破中的有群众大讨论等。
2．情报服务：跟踪先进
在发展原子弹的过程中美国非常重视情报的收集，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也没有忽视情报服务的重要地位。
例如苏联于1959年为我国的后处理工厂设计了沉淀法后处理工艺，但我国的后处理科技工作者从1955年和1958年两届国际和平利用原子能会议论文集及各国原子能机构的报告书中，及时了解到了美、英、法等国关于后处理的发展动向，发现从50年代起大多已采用溶剂萃取法。于是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的两个科研组在50年代后期开始了溶液萃取法的研制，使得我国及时采用萃取工艺，核燃料后处理工厂因此节省大量经费，并大大提高了分离回收率，降低了成本。在“两弹一星”事业的发展过程中，情报工作在领导决策、科研规划、项目规划、项目攻关和技术设备引进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效果。
3．独立根基：自主创新
情报服务，追踪国外先进技术必不可少，但大胆的进行自主创新更加重要。只有创新，才能独立，只有创新，才是发展进步的源泉。
在我国原子弹研制的初期，苏联曾对我国有过不少帮助，但由于时间和资金等因素，一些工艺、技术在我国很难实现，是放弃还是硬上？科研工作者既没有完全抛弃也没有完全盲从于苏联的设计，而是根据具体情况在理论保证的基础上大胆创新，走出自己的路，为“两弹一星”事业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技术实现原本就可能有多种途径，前人所用的不一定是最佳选择，因此在理论保证上的理论创新才能探索出更好地实现方案，闯出适合本国发展的道路。
三、两弹一星事业的启示
（一）科学决策、统一指挥
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始终高度重视国防科技的发展，作出了许多重大决策，这是我国“两弹一星”研制能够取得辉煌成就在较短时间内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决定性原因。
我们党历来都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对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作用，始终以敏锐的目光关注着世界科学技术的最新发展，为缩短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尽可能迅速地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发表了许多重要论述，作出了许多重要决策，采取了许多重大措施，有力地领导和组织我国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对国家综合国力的强弱盛衰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和利用科学知识。周恩来指出：“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才能有强大的先进的经济力量，才能有充分的条件……在和平竞赛中或者在敌人所发动的侵略战争中战胜帝国主义。”为了加快科学技术的发展，党和国家在50年代中期就响亮地提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口号，制定了《1956一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规划》把发展核科学技术作为重点，因为当时科学技术新发展中的最高峰是核技术的利用，它集中了世界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系统工程。确定以核技术为重点，不仅可以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而且可以带动起一大批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核武器研制成功，也才能打破军事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威胁，遏制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1959年，毛泽东又明确提出了开展“技术革命”的任务，强调科学技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
（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是在国家经济、技术基础薄弱和工作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自力更生，发奋图强，用较少的投入和较短的时间，创造的伟大成就。“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对于我们今天发挥人才作用，创新事业，振兴中华，提供了不尽的思考。
要着力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舆论氛围。“两弹一星”的研制过程，也给我们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方面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一是大胆启用了海外归来的萃萃学子。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的23位科技专家中，有九位是从美国归来的，六位是从英国归来的，五位是从德国、法国、苏联、加拿大归来的，参加了“两弹一星”研制。二是不唯资历、学历、年龄、只唯能力。中物院院士、核物理学家朱光亚，领导核反应堆设计、实验时还不到35岁，委以重任，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托付给他们。
要用好人才的“黄金时期”。在人的生命中，有一个“黄金时期”，这个时期的重要特征就是创造力旺盛。六十年代初，邓稼先、钱学森等从事我国“两弹一星”研制时，都是风华正茂，在他们的“黄金时期”成就了我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在今天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之际，我们必须用好人才的“黄金时期”。
（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是我国真正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基石。尖端技术不可能从国外直接拿来，即使有的一时可以从外国引进，但如果不能进行有效的学习、消化和新的创造最终还是会受制于人。惟有自己掌握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才能将祖国发展与安全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两弹一星”研制过程中，科研人员
攻破了几千个重大技术难关，制造了几十万台件设备、仪器、仪表。他们的自主创新精神，不仅使研制工作在短时期内连续取得重大成功，而且有力地保证了我国独立自主地掌握了国防尖端科学技术。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我们仍然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2018年5月28日，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自力更生是中华民族的奋斗基点，自主创新是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中国要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科学技术具有世界性、时代性、开放性，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具有全球视野、把握时代脉搏。但是，离开了独立自主这个根本出发点，科技交流就会偏离正确的航向，变成盲目的崇洋媚外，把学习变成单纯的模仿，从而使自己的国家总是跟随在别的国家后面，丧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发展科学技术必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准确把握重点领域科技发展的战略机遇，选准关系全局和长远发展的战略必争领域和优先方向，牢固树立敢为天下先的志向和信心，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自主创新、开拓奋进，才能在攻坚克难中追求卓越，勇于创造引领世界潮流的科技成果。
四、总结
科技需要进步、需要创新，管理也必须进行相应的改进、完善和创新。我们坚信重大科技专项及其管理工作定会无愧于时代和使命，与时俱进，开创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像“两弹一星”工程一样，在改变国际战略格局，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中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再创佳绩，铸就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