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攀枝花的开发建设看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从攀枝花的开发建设看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徐 鹏
邓小平曾说过，“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连。……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保持这个优势，保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攀枝花的开发建设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一、“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的形成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人民的正确选择，是当代中国实现新的历史进步的根本保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能够在一定条件下、一定程度上集中人力、财力、物力，解决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内的重大问题，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一个重要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够形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有其多方面的原因。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集中力量办大事”提供了制度保障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集中力量办大事”，正是体现了解放、发展生产力和实现共同富裕两大要求。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既可以促进生产力发展，又可以通过在全国范围办大事实现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这一点与资本主义有明显区别。虽然资本主义国家也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做法，但这些大事都是为少数财团利益服务的，对生产力的促进也极为有限。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全国范围内集中优势力量整合资源办大事，避免了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集中力量办大事”是同公有制为主体密切相关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为基础的，只有生产资料、国民经济命脉掌握在国家手中，才能集中大量人力、物力，才能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办大事。
第二，“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由我国国情决定的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进行经济建设，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任务，会面对诸多突出的困难和矛盾，必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全国一盘棋，动员全国人民共同奋斗，通过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不懈努力才能完成。同时，中国特有的大国优势也为“集中力量办大事”提供了前提和基础。作为人口大国，我们可以集中全国范围内的人力、财力、物力兴办国计民生的重大公共投资项目，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建立一个门类齐全、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国民经济体系、国民教育体系和科学技术体系，同时可以建立相对总人口比例低、素质相对较高的公务员、警察、军队体系，可以享有和发挥大国的规模经济效益。
第三，中国共产党作为坚强的领导核心，为“集中力量办大事”提供了组织保证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能根据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领导和组织人民群众办大事，解决关系人民群众长远利益和整个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同时，中国共产党还通过其成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带动和鼓励人民群众支持、参与国家集中力量所办的大事。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地位保障了符合人民利益的决策得到贯彻执行，同时也使人民有了一个办大事的坚定核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真正代表各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中国共产党坚强而稳固的领导核心地位就无法维护社会稳定进行经济建设，集中力量也就无从说起。
二、攀枝花是实行“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的成功典范
攀枝花市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三线建设中崛起的新兴工业城市。经过近50年的开发建设，她已从昔日的“不毛之地”，发展到如今的阳光花城、钒钛之都、四川南向开放门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所列举的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名单中，攀枝花就占有两项，即“四川宝鼎山煤矿”和“攀枝花钢铁厂”。攀枝花的开发建设和改革发展进程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典型特点，它是新中国工业建设的缩影和代表，是我国三线建设的龙头和典范。
与其他三线建设项目相比，攀枝花的开发建设是成功的。抚今追昔，思考其成功的因素，一个重要的因子应该归于其在开发建设过程中实施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建设模式。在国家加强战备、加快三线建设的社会背景下，为了有效配置资源，开展大规模的开发建设，在中央高度集权与统一控制下，国家坚持“全国一盘棋、集中优势力量进行重点项目建设”的指导原则，向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项目配置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形成了以国家调集人力、物力、财力集中开发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大会战”方式，建成了一个新型的以冶金工业为主的工业基地。应该说，攀枝花的开发建设，是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越性的成功典范。总结其成功的经验，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首先，在攀枝花实施的“全面规划、集中领导、统一管理”的特区体制，为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势提供了体制保障。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以集中投资为主要途径，运用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手段调节经济，从计划的编制到计划的实行、资源的分配、巨额资金的筹集等方面，无不体现出政府的强大作用，为三线建设所需庞大的人力、财力、物力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攀枝花开发建设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特大型综合建设项目，工程浩大、项目多、涉及工种广泛，参建单位来自四面八方，隶属于多个部门。要想“集中力量办大事”，如不打破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建立权力高度集中的统一指挥系统，集中领导、统一管理，要在较短时间在这毫无城市依托、交通闭塞、物资奇缺的“不毛之地”建成如此巨大而复杂的工程是不可能的。因此，初始创业时期，国家在攀枝花实施了“全面规划、集中领导、统一管理”的特区体制，保障了攀枝花开发建设的顺利进行。
这种特区体制具体包括三方面：第一，特殊的领导体制，即采取集中领导、各方协作的办法，以中央主管部为主，负责统一指挥、统一管理，有关各市区和各部门协助进行。成立攀枝花特区党委、工地指挥部，由冶金部统一领导。这样，权力高度集中的攀枝花特区党委和建设总指挥部领导攀枝花开发建设，所有的参建单位都被攀枝花特区党委和建设总指挥部统一组织起来，实行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统一建设、统一管理，使庞大的建设队伍成为一个组织有序的有机整体。第二，综合项目计划单列。中央规定，攀枝花建设项目可以根据统一领导、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原则实施。攀枝花建设指挥部可以编制工业区的长远规划、安排分年度的建设进度和进行综合平衡；在年度基本建设计划的执行中，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对各建设项目的计划和投资进行必要的调整，制定民用建筑的规划和标准，并统一安排建设、劳动力和施工力量，接受中央各部门关于攀枝花的基建投资。这种“特区”管理体制为攀枝花开发建设的计划决策、设计规划、投资拨款、后勤供应、施工建设、设备配套等提供了制度保障。第三，对口责任承包制度。中央在一方面强调攀枝花“特区”的统一领导，另一方面也明确了中央各部门和有关省市对攀枝花开发建设的责任，实行对口责任承包制度。这种既强化特区的统一领导，又不弱化各主管部的管理责任的体制调动了积极性，保证了攀枝花开发建设的有序进行。
其次，在“全面规划、集中领导、统一管理”的特殊的领导体制下，国家坚持“集中优势力量办大事”的指导原则，采取了人力、财力、物力等资源集中配置的方式，动员全国的力量，保证了攀枝花开发建设项目的顺利开展。第一，在物质配置上，为了确保开发建设的顺利进行，所需全部钢铁材料由冶金部根据国家分配指标组织鞍钢、重钢、六五厂、昆钢等厂生产，保证供应。这种物资配置方式打破了条条块块界限，是国家重点项目物资供应的一项尝试，为建设项目提供了保障。第二，在人才配置上，国家通过统一调遣内迁等方式，成建制地支援攀枝花开发建设。建设初期，中央便确定攀钢生产准备工作实行承包，本着老基地带新基地、老厂带新厂、老职工带新职工的“三老带三新”原则，国家指定鞍钢承包攀钢的生产准备工作。鞍钢及时抽调人员，组建了三线建设办公室，按生产流程和经营管理需要，分期分批调配干部和工人支援攀钢建设。第三，在物资运输力量的配置上，为了保证攀枝花开发建设的顺利进行，交通部直属汽车运输总公司在北京成立，由国家计委从北京、山东、河南、安徽、辽宁5省市抽调精兵强将和各种汽车，担负从成都和昆明两个城市运输生产、生活物资到攀枝花的任务。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统一调度和北京、山东、河南、安徽、辽宁5省市的大力支持下，在四川、云南两省的积极配合与协助下，经过广大建设者的艰苦努力，解决了运输难题，确保了攀枝花开发建设的顺利开展。第四，在科技要素的配置上，国家动员科技资源，对攀枝花钢铁基地反复实地勘察，坚持现场规划设计，采取设计、施工、生产三结合方式进行讨论，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经过多次筛选、反复修改、联合攻关，攻克了高钛型钒钛磁铁矿冶炼技术创新与攻关、“象牙微雕”钢城的诞生、地质禁区建设铁路的突破、高山矿运输技术的创新以及整装设备的研发等技术难题。
三、加快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仍要坚持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当前，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既有机遇，也有挑战。从机遇来看，西部地区处于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从国外看，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推进，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加快流动和重组，有利于西部地区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全面提升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从国内看，一是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扩大内需战略深入实施，经济结构深刻调整，有利于西部地区充分发挥战略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巨大的优势，积极承接产业转移，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二是西部地区投资环境和发展条件不断改善，各族干部群众求发展、奔小康的愿望更加强烈，有利于西部地区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更为突出，中央不断加大支持西部地区发展的政策力度，有利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这些因素决定了西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的发展机遇和投资热潮，并有望成为中国经济重要的新的增长极。
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西部地区发展面临的挑战：第一，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发展水平的差距仍然较大，地区之间发展的马太效应依旧明显，西部地区仍然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难点和重点。加快西部地区发展，是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第二，西部地区是全国贫困面最广、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的区域。加快西部地区发展，是实施脱贫攻坚、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第三，西部地区是中国重要的战略资源接续地，社会消费市场潜力巨大，加快西部地区发展，是立足扩大内需方针、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的有效途径。第四，西部地区是全国少数民族集中分布的地区，加快西部地区发展，维护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是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客观需要。第五，西部地区是全国大江大河的主要发源地，是森林、草原、湿地和湖泊等集中分布区，生态地位极为重要但又十分脆弱。加快西部地区发展，是构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举措。
面对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应该坚持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以更大的决心、更强的力度、更有效的举措，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和项目倾斜力度，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集中优势力量对西部地区进行开发建设。
一是要做好西部地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这篇大文章，努力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西部地区要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集中力量着力解决对经济发展全局影响较大的结构性问题，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既要坚持科技进步和创新，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战略基点，大力推进制度和政策创新，积极构建比较完善的创新体系和现代产业体系，又要深入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加大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土地、能源等资源的节约和管理，强化节能减排，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是要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西部地区应当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突出重点，选准一些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提高生产效能的产业，不断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同时也要看到，民生建设也是当前西部大开发的一个重点，“办大事”也是为了改善民生。因此，应当处理好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全局利益是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体现，绝不能因为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而置全局利益于不顾；也不能只讲全局利益，忽视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如果没有局部利益，不关心这些建设工程所涉及的人民群众的生活，地方和基层就缺乏积极性，缺乏活力，进而影响生产力的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既拉动消费，又增加投资，是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和有效途径。广大西部地区要适应群众的新期盼和形势的新要求，集中力量抓好民生工作，把重大民生工程摆在发展工程的优先序列，努力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
三是要坚持改革开放，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同市场经济的优势结合起来，进一步增强西部地区的发展动力和活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的新突破。一方面不能因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放弃“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发展模式；另一方面也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搞“集中力量办大事”，回到计划经济和行政命令的做法上。
总之，“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的优越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和发展，运用和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发展模式也需要进行一些调整。应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同市场经济的优势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一套既能发挥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又能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并有利于社会稳定发展的体制机制，从而确保西部地区的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