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6月26日至7月10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的“中国地方志赴欧洲学术考察团”出访了英、法、荷兰等6个国家。考察团一行8人，包括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助理高延军、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方志理论研究室主任邱新立、武警总部编史办公室主任易功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党组书记崔书杰、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苏炎灶、河北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王广才、海南省史志工作办公室副主任符和积、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史志办公室主任陈如华等。考察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国外收藏、利用中国地方志情况，以及保存地方文献的做法和经验。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出访交流简况

    考察团一行主要考察了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牛津大学汉学研究中心及牛津大学图书馆、英国伦敦希尔顿区（市）遗产中心档案馆、大英图书馆、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中心、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等汉学研究和中国典籍收藏中心。

    （一）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简称SOAS）位于伦敦市中心，大英博物馆及图书馆附近。SOAS是伦敦大学众多学院中较小的一个学院，但却是英国唯一一所专门研究亚洲、非洲、近东和中东的高等教育学院，也是欧洲专门从事东方和非洲文化、艺术、交流等课题研究的中心，是全世界同等类型院校中较大的一所。SOAS设文、法、音乐（人种音乐学）、地理、经济学和政治学五个学部，13个系，它们是：印度学和南亚近代语言及文学、东南亚和岛屿语言及文化、近代和中东语言及文化、非洲语言及文化、语音学和语言学、历史、法律、人类学和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地理、艺术和考古；6个区域研究中心：南亚研究、东南亚研究、近东和中东研究、非洲研究、当代中国研究所、日本研究中心、韩国研究中心，还有音乐研究中心、宗教和哲学研究中心。学生约三千人，其中，1/3来自英国，1/3来自亚洲，1/3来自其他国家。

    SOAS东亚系系主任傅熊教授（英国人）、卢庆滨教授以及SOAS图书馆“东亚·中国部”主任黄瑞琴女士参加座谈。傅熊教授从事西方汉学史和《论语》、《孟子》（注疏本）的研究，卢教授则主要从事明清传统文人的研究。据傅熊教授介绍，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是欧洲最大的亚非问题研究中心，其东亚系有10个教师，开设的课程涉及语言（普通话、广东话、闽南话）、文学、哲学。他还介绍了东亚系的教学情况：本科生一个年级大约60人，其第二年在北师大学习；硕士班中，汉学硕士班一个年级大约有3—5人，中国学硕士班有30余人，台湾学硕士班有20余人；博士班共有15—20人。座谈中，我们了解到，亚非学院图书馆存书约100万册，其中中国图书约16万册。同时，还有一大部分尚未整理开发利用的大量原始馆藏资料，大多是18世纪前后英国传教士从世界各地搜集来的图书、撰写的资料及照片。中文藏书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藏书有三种：马礼逊藏书（the Morrison Collection of Chinese Books）——编有目录《Catalogue of the Morrison Collection of Chinese Books》，庄士敦藏书以及蒋经国基金藏书。方志方面，这里收藏的主要是旧志，新志则主要由牛津大学收集，然后资源共享。至于该院图书馆究竟收藏了多少方志，则谁也说不清楚，原因是藏书虽多，但人手不够，无力作清理整目的工作；该院也没有人专门从事方志研究，方志主要是供那些从事中国问题的研究者们研究查阅之用的。傅熊教授与卢庆滨教授都一再表示，欢迎中国派访问学者前往该学院协助工作，开发利用他们收藏的资料。

    （二）牛津大学汉学研究中心及图书馆

    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是英语世界中最古老的大学，是英国第一所国立大学，世界十大学府之一。长期以来，牛津大学与中国的研究人员在政治、经济、环境、医学、语言文化、历史、地理等研究领域有着广泛的交流与合作。牛津大学图书馆里有关中国的藏书和资料种类丰富，是英国其它任何一所大学或机构都无法相提并论的。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牛津大学也把越来越多的科研经费投入到对中国的研究以及与中国科研人员的合作中，非常重视收集中国文献，也包括中国的地方志和年鉴。

    我们到牛津大学，重点考察的是该校的图书馆中文部。中文部高级图书馆员David Helliwellh博士和牛津大学汉学研究中心、圣安学院晁时杰（Robert L·Chard）院士接待了我们。据他们介绍，牛津大学图书馆实际上是英国国家图书馆之一，经费由国家给予支持。该大学图书馆在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开始收藏中国古籍，现存中国古籍约20万种。这些古籍来源主要是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从原荷兰东印度公司购买的，这些书籍大多数是中国建阳、南京（金陵书局等）等地印刷刊行的；另一部分由传教士从中国带回收藏而后捐赠给牛津大学图书馆的。据说馆藏的一部分重要官方著作是一位与清代慈禧太后、荣禄交往甚密的传教士带回收藏而后捐给牛津大学的。这些旧版中国古籍都全部重新加印硬壳包装，展示的几部明代古籍保存极为完好。

    牛津大学是英国收藏中国新编地方志最多、最齐全的图书馆。他们的原则是，只要是地方志，都要购买。但由于人手缺乏（仅有2人），大量购来的中文图书（包括地方志、年鉴）尚未整理编目，有些甚至尚未打开包装。故当被问及新旧志藏书数目时，同样是没有答案。他们的重点是先购买收藏。经费开支方面，购买新编中国地方志可以列入预算，由政府部门拨款，一些旧志则要利用民间资助资金购买。

    （三）希尔顿区（市）遗产中心档案馆

    希尔顿（Hillingdon）遗产中心档案馆位于伦敦的希尔顿区。我们到该馆参观考察，主要是要了解他们整理保存地方文献的做法和经验。到馆参观时，该区的市长亲自到档案馆接见考察团全体成员，并有新闻媒体采访。这个市档案馆属政府档案馆，负责收集当地文物、文献资料，包括地图、照片等。该馆保存的资料中，最早有1849年的政府档案和商务档案，1805年到现在的照片，1560年到现在的800多幅地图，还有2000多件考古文物和实物等。为了让这些地情资料社会共享，档案馆正在进行一项数字化工程项目，投资需39.7万英镑，目前缺口15万英镑，靠自愿者帮忙整理。当考察团团长高延军咨询希尔顿市长对档案馆的困难能否给予帮助时，市长说，“钱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历史过去了不能回来，保护过去的历史我很愿意给予支持。”

    从希尔顿遗产中心档案馆来看，他们的“档案”概念比中国要宽泛，它包含了大量地情资料和实物。他们还向我们展示了一件档案馆珍品：一位国王在800年前用拉丁文书写下达的土地封地证书手迹的真品。同时，我们还参观了尚未整理完毕的库房中所收藏的大量实物，包括图书。当问到其中有没有中文图书时，他们回答说肯定有的，但尚未整理出来。

    （四）大英图书馆

    大英图书馆（The British Library），是英国最大的图书馆，拥有不少独一无二的精美馆藏，总收藏资料已达5,000万件册。其中，有关中国的图书约20万册，大英图书馆收藏了一部分中国古代文化珍品。图书馆中文组长吴芳思博士热情邀请我们参观了藏有中国敦煌珍品的收藏室，这些珍贵文物中大量是1906年前后流入英国。该馆还收藏有一部分中国古代地方志，以及一部分新编地方志，但新志收藏量远不如牛津大学。

    （五）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近代现代中国研究中心

    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相当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其中国研究中心共40多人，主要从事科研和教学（主要是带博士生），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有10多个人，时间跨度为近现代，研究范围是多层次、多方位，包括国家体制、建筑、消费、动物等等。

    研究中心有自己的图书馆，收藏中国图书约5万册，包括地方志（新编地方志）和地市综合年鉴。研究人员利用方志，主要是从中寻找与自己的研究科题有关的资料。例如，研究中心潘鸣啸教授研究中国上山下乡运动时，即曾查阅过中国19个省、区、市的新编地方志，从《劳动志》中搜集有关上山下乡的有关资料。

    （六）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图书馆

    莱顿大学（Leiden University）位于荷兰的莱顿市，是荷兰最古老的一所大学。据接待我们的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图书馆馆长雷哈诺的介绍，莱顿大学的汉学研究院是欧洲较大的汉学研究中心，其汉文书籍藏量仅次于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

    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图书馆收藏有大量中文图书——约30万册，其中，中文图书约28万多册，日文、英文等有关中国书籍1万多册，包括古代中国地方志和新编地方志、地方综合年鉴。在欧洲大陆，除柏林大学图书馆外，这里是收藏中国新志书最多的地方。其所收藏的旧志中，有一部分是上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初由台湾整理再版的市、县旧志。具体数目，仍旧不详。

    二、关于欧洲考察的几点体会

    第一，这次考察的6个单位都很重视中文典籍（包括方志）的收集、整理、保管，尽管有些资料的整理、保管在人力、空间上暂时有困难，当前使用率还不太高，但他们仍旧克服困难，尽最大努力去收集。

    第二，这些单位都很重视收藏活动的公益性。他们的收藏都对社会开放，强调资源共享。英国的三个图书馆在中文典籍的收藏上各有分工，不重复购买，如中国的新编地方志书主要由牛津大学图书馆收藏，其他馆一般不再购买。这几个馆收藏地方志还编有正式出版的联合目录，尽管这个目录是20世纪80年代初编印的，已经有些过时了。

    另外，他们收购书籍都有自己的渠道，一般通过书商购买，不大相信资料交换的途径，对新编地方志出版的信息也比较闭塞。

    第三，这些机构比较重视文献资料的数字化，同时也重视数字化文献资料的收集（购买），但国内这类产品尚不多。

    第四，这些机构限于人力，过去收集的一些中国古籍（包括地方志）尚未完全整理出来，国内方志界与之还有较大的合作空间。

    第五，这些机构（除希尔顿档案馆外）都购藏有台湾成文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方志丛书》，该丛书共收有民国的前编的省、府、州、县志书2227种、6357册（影印）。

    三、几点建议

    这次出访时间短暂，但通过初步的接触与了解，这些国家在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利用与保护方面，以及对文物古迹的保护和向世界开放等方面，有不少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

    （一）要拓展地方志资料搜集范围

    从伦敦希尔顿遗产中心档案馆情况看，他们名为档案馆，实为地情文献中心，搜集的地情资料范围相当广泛，除了书籍及其他文字资料外，还注意收集照片、实物资料以及不同时期的地图。《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我国各级地方志机构要履行搜集、保存地方志文献和资料的职责。实际上，目前地方志系统搜集保存的地方志文献和资料范围非常有限，主要是文字资料，而且大多数是第二手或第三手的资料。因此，要尽量扩大地方志文献与资料征集范围，除了一些原始文字资料（包括各种重要著作）外，还要注意照片的系统搜集，形成图片库；要重视有声、可视的新型资料收集工作；也要重视重要实物的收集保存。

    （二）要重视地方文献资源共享和向社会公众开放

    在这次出访中，我们了解到，欧洲各国许多地情资料也都是产生于计算机广泛运用之前，他们同样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数字化工作，但他们的目的就是让社会共享这些历史文化遗产的宝贵资源，而不是部门封锁。

    （三）加大对古籍收集整理的力度

    我国有不少旧志和其他一些古籍流失海外，搜集、整理旧志和古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建议一是要注意培养这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二是要加大组织工作力度。《地方志工作条例》中把“组织整理旧志”列入地方志工作机构的职责，要加强这方面工作。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全国各级地方志机构组织整理了不少旧志，但要加快整理速度，经过数字化处理进入数据库，便于开发利用；三是要增加资金投入。既要增加政府投入，也要争取社会各界和海外资金投入；四是要继续做好流失海外古籍搜集回归工作。这项工作这几年有所加强，但力度不够，措施不够有力，建议可以采取派出访问学者的形式加强与各有关方面合作，或者采取定向、专题的出访，提高工作实效。但开展这项工作的前提是先摸清家底（先内后外），以免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

(引自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网站据高延军、苏炎灶、邱新立的记录整理，由邱新立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