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目錄之學，肇自漢代劉向、劉歆父子。《漢書‧藝文志》云：“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二劉所撰書錄僅存《戰國策》、《管子》、《晏子》、《列子》、《鄧析子》、《孫卿書》、《說苑》、《山海經》八篇，考作者之行事、時代、學術，略於敘述評論書之本身，這應是中國最早的解題目錄。宋代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等，明代高儒《百川書志》、焦竑《國史經籍志》、晁瑮《寶文堂書目》等始標注舊槧，枚舉同異，遂為清代藏書家重視版本之濫觴，而學者亦多借重稽考之。

     中國傳統目錄學、版本學的著述中，書志、讀書志、藏書志、訪書記、提要、書錄、敘錄、經眼錄、題跋記等，都注重介紹古籍圖書的形式內容。唐韓愈《進學解》即有“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的話，其《王公神道碑銘》又云“維德維績，志於斯石，日遠彌高”，蓋志者，記載之意。無論何種寫作形式，對書的描述，卻是有簡有詳。一般來說，書目著錄一書之書名、卷數、作者、版本、冊數，稍為簡略，於所藏善本之內容特色無從彰顯。同樣，經眼錄、題跋記、訪書記等也較簡，其記錄亦各取所需。而書志是在書目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對書名、卷數、作者、版本、行款、版式，以及著者簡歷，內容、牌記、序跋、題識、刻工、諱字、流傳著錄、藏印等詳細備載。

     流傳至今的各種書志，不外乎四種類型：一為政府（或機構）出面所編，如《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四庫全書總目》等；一為私家所編，如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葉德輝《郋園讀書志》、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潘宗周《寶禮堂宋本書錄》等；一為坊賈所編，如王文進《文祿堂訪書記》、嚴寶善《販書經眼錄》等；一為學者讀書所得，如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袁行雲《清人詩集敘錄》等。

     公家藏書志較少。有清一代，稽古右文，內廷書目，極有可稱。如《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十卷，清于敏中等奉敕編，所收屬皇家典藏，皆秘笈珍函、宛委叢編、瑯嬛墜簡，其緣起則是弘曆於乾隆九年命內直諸臣檢閱秘府藏書，擇其善本進呈御覽，並於昭仁殿列架庋置。《書目》所收429種圖書，每種皆考其時代爵里，並著授受源流。又《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後編》二十卷，清彭元瑞等奉敕編，所收664部圖書，體例一依前目，每書舉篇目、詳考證、訂鑒賞、臚補缺，前人題跋印記亦為附錄。此《天祿琳琅書目》，實為清代宮中所藏善本書志，它和《四庫全書總目》最大的不同，就在於它是典型的注重著錄版本的“書目”。

     各種藏書志中，私家藏書志最多，其中最重要者，推《讀書敏求記》四卷，其特色在詳于圖書版本的著錄與鑒定，或從版式、行款、字體、刀刻、紙張、墨色、裝幀以及序跋、印章等方面確定雕板年代，或從初印、重印，抑或是原本、翻刻來審酌一書版本之優劣，使圖書著錄遠非早期的僅有書名、卷數、作者、版本、冊數而已。《四庫全書總目》將之列入存目，謂其“述授受之源流，究繕刻之異同，見聞既博，辨別尤精，但以版本而論，亦可謂之賞鑒家矣”。清代書志大小幾近百種，重要者流傳也最廣。如海昌耆宿吴騫，耽道學古，居浙江海寧新倉里，於小桐溪畔築拜經樓，藏書五萬卷，多善本。晨夕坐樓中，展誦摩挲，成《拜經樓題跋記》。

坊賈所編書目，其所依據古籍俱為“臨時”藏本，具有流動性，故書目有“經眼錄”之性質。王文進《文祿堂訪書記》董康序云：“綜其所列四部書，都七百五十餘種，去取精慎，考竅翔實，一書之官私刊本、雕造區域，及名人鈔校，流傳源委，皆記其跋語與收藏圖記，細如行格字數、刊工姓氏，靡弗備紀，其用力可謂勤矣。”王氏以一販鬻之書友，積三十年之力，勤苦搜訪，發潛闡幽，斠訂同異，津逮學林，不僅較乾嘉間錢時霽（聽默）、陶正祥（五柳）而過之，實亦可與清代重要藏書家相媲美。

     近現代學者中，將讀書心得寫成專書且最具功力者，當推袁行雲《清人詩集敘錄》，凡80卷，近二百萬言，著錄清人詩集2511種，皆作者半生精力所經眼者。《敘錄》縝密細緻，實事求是，不僅吸收前輩考據家之長，又能化古求新，注此存彼，爬梳抉剔，糾謬補闕，輯佚鉤玄，考證辨誤，縱論時風，發微抉隱，融會貫通，此《敘錄》當可視為清人詩集總目提要。此外如清周中孚的《鄭堂讀書記》，就其所見古今各書，將內容寫成提要，詳其得失，間附己見，共收錄四千餘種。清耿文光《萬卷精華樓藏書記》，著錄書籍二千餘種，創始於光緒五年（1879），完成於十四年（1888），九易寒暑，四易其稿。其式為先撰人、次版本、次解題、次錄序跋、次採本書要語、次集諸家論說，或書所見、記所得。徵引諸書，每書各著提要，俾覽者得以考見本末，至文字異同、篇帙分合，亦必詳為辨訂，巨細不遺。原有序跋，取其有關宏旨者節錄概略，亦為留心文獻者所共許。至如作者生平仕履，必多方考索，務使有所憑藉。

     晚清民國以來，隨着時勢、環境等各種因素的發展變化，私人藏書百川匯海，逐漸轉為公藏。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地方大吏端方在南京奏請朝廷，奉詔創設江南圖書館（南京圖書館前身）。1910年，京師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前身）正式成立。1913年，浙江藏書樓（浙江圖書館前身）開館。這些都是中國公共圖書館的雛形。1949年以后，中國各省市都在原有基礎上加強了公共圖書館和大學圖書館建設，同時也創設了一些新的圖書館，如上海圖書館。可以說，這些圖書館收藏的古籍圖書幾乎佔了全國總收藏量的百分之九十左右，其中包括大量珍貴文獻。這些先人留下的寶貴文化遺產，成為今天研究者據以瞭解歷史、瞭解昨天所不可缺少的資料，而公家收藏也為合理、有效利用提供了先決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