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的要求，以及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的部署，到2020年，全面完成省、市、县三级规划志书和综合年鉴的编纂出版，是全国地方志事业的“两全”目标。距此目标的时限已不足三年，如何保证实现“两全”任务，自2017年以来，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吹响了集结号，撸起袖子、扑下身子、审时度势、埋头实干，全省地方志系统呈现出背水一战的浓厚氛围。

一、以文化自信为引领整队伍聚合力

2017年1月14日，在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上，楼阳生省长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在“大力培育文化软实力”部分，对地方志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做好修志编鉴工作，发挥资政育人作用”。志鉴进入政府报告，在山西省尚是破天荒的。虽说2016年，山西省已出台全省地方志事业发展的《规划纲要》，但这次对全省依法治志的推动力度更大。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抓住这一契机，就全力推进志鉴“两全”目标实现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

山西地方志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张志仁讲：“2017年，或者说由此开始的两三年，山西地方志事业发展的思路，是发扬山西史志优势，树立方志文化自信，增强方志文化自觉，落实关于方志事业发展的两个‘纲要’，完成地方志书、综合年鉴‘两全’的目标。”两个“纲要”是指国家与山西的《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山西方志工作，近年来虽有所发展，但与一些先进省市相比，差距很大，不要说地方志从工作向事业的转型升级，就是第二轮修志任务进展也很不理想，83部省志中21部进展缓慢；119部县志中18部进展缓慢，有的几年了还按兵未动。131部综合年鉴已出版的仅有54部。其原因，表层看是各级政府“一纳入、八到位”还没做好，深层看是对方志的认识还处于比较肤浅的程度，关于地方志的意义尚未形成普遍的社会意识、公共意识。一些地方政府仍将方志视为可有可无的工作，一些方志工作者也对方志文化缺乏认同感和自豪感，对方志事业转型升级信心不足，对实现纲要目标有畏难情绪。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以文化自信为引领，提高认识，组织队伍，凝聚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具体工作人员的力量。

“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方志文化自信是其中的应有之义。方志记录历史，新方志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树立与传播提供了文化载体，是社会主义中国最鲜亮独特的精神标识和名片。方志事业是国家文化战略的重要一环，牢固树立方志文化自信是方志事业的基石，是方志工作者的职责所在，使命所需。具体到山西，更有着悠久的、优秀的方志文化传统，这笔先辈留下的宝贵财富，需要珍惜、发扬，为新时代方志事业发挥作用。

山西修志历史悠久，早期可追溯到魏晋时期。到隋唐，山西的方志编纂走向官府化、制度化，有文献可考的有13种之多。以后继续发展，宋辽金元时期，山西范围内志书有据可查的达71种，内容上也更广、更细，体例定型，达到13个部类。明清时期，山西方志达到空前兴盛。明初二十年间，山西志书总量达101种，数量仅次于直隶的141种，居全国第二。清代各类志书愈发增多，光绪时期完成96种，居同期全国各省首位。民国初年，中央政府曾通咨各省修志，山西积极响应，1917年山西省公署颁布《山西各县志书凡例》，此举在全国尚属首创，比中央政府颁布相关规定要早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山西是新方志编修的策源地之一。1979年，山西临汾一名干部上书中共中央宣传部建议全国开展修志工作，胡耀邦对此作出重要指示。1980年6月，《光明日报》和《红旗》杂志社分别发表了山西两位方志专家呼吁开展方志编修的文章，进一步引起国家相关部门和全国社科界的重视与响应。由此而促成了全国首届地方史志学术会议在太原的举行，与会代表134人。这次会议成了新方志编修的动员与誓师的大会。可以说，当时山西的方志工作是走在全国前列的。山西1980年创办了《山西地方志通讯》（现今《史志学刊》的前身），这是一个内部刊物，但影响一度很大，各地闻讯索要者甚多，一段时间每期要印万份，这不仅在中国地方志历史上，就是在报刊史上也是罕见的。

山西方志文化的内容当然不止以上这些。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利用多种手段，比如举办“晋志讲堂”、方志山西微信公众平台，集中宣传党中央把地方志事业放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统筹把握以及习近平等中央领导近年来的相关指示，宣传山西的方志文化，从而使全省方志工作队伍提高了自觉，增强了信心，精神面貌出现了很大变化。

二、以依法治志为指导促转型求落实

张志仁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提出‘依法治志’的理论，真是说出了我们的心声，作为方志工作者，感觉腰杆更挺直了，步子更踏实了。”依法治志与依法修志只有一字之差，但内涵大不一样。依法治志是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大背景下，伴随着新方志事业的跨越式发展形成的，它的目标是实现地方志从一项工作向一项事业转型，推动地方志活动从行政化向法治化升级。2006年国务院颁布了《地方志工作条例》，2011年山西省也通过了《山西省地方志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这两个法规是依法治志的重要依据。但由于种种原因，过去几年就山西来说，实施得并不理想。谈到这种情况，张志仁说：“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如果有法律不去实施，或者说实施不力、执法不严、违法不究，那法律再好也无济于事。依法治志，先从贯彻现有法律做起。”

为了在全省实施两个《条例》，让依法治志落到实处、落到细处，只是宣传号召不行，需要具体抓。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从年初开始，就全省落实“依法治志”工作抓了五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树立典型。通过总结山西晋城、运城两市贯彻《条例》，率先完成“两全”任务的经验，为其他地方提供榜样。二是挂图作战。将实施不力、进展缓慢的单位进行分门别类，动态管理，细化进度，精准督导。三是建章立制。把《条例》落实到省市县三级方志机构，必须健全或建立各项制度，用制度提升效率、提升质量。四是借力提质。时间紧迫又要保证质量，矛盾集中于人力上，破解的办法就是充分发掘机构内部潜力，多方借助社会力量。以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内部为例，打破原先的分工，旧志处、开发利用处、省情信息处都承担规划方志的编审工作。五是方志创新。开通了“方志山西”微信公众号，积极推进数字方志建设工程。

今年才过了四个来月，依法治志在全省已初见成效。

三、以“六个一”为起点助推“两全”目标实现

完成“两全”目标，省级方志机构是关键，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为使工作思路真正落地，首先从自身抓起，新年伊始就确定了全年开局工作的“六个一”措施，也就是做六件事，而且雷厉风行，说干就干，领导负责部门落实，“六个一”很快有了成效。

一个调整：调整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从而体现“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地方志工作机构组织实施、社会各方参与”的原则。这一调整得到省委、省政府的支持，省委书记出任编委会顾问，省长任主任，各市市长也充实到编委会。这是山西省方志事业发展的顶层设计。

一个意见：2月，以省政府办公厅名义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志工作的实施意见》，对地方志工作的重要意义、总体要求、多措并举推进“两全”目标落实、拓宽方志工作路径等问题作了阐述。使修志编鉴成为各级政府的刚性任务。

一个通报：3月，山西省政府对全省修志编鉴目标完成情况进行通报，再次起到推动作用。

一个会议：召开全省志鉴“两全”目标推进会暨全省地方志主任会议，吹响山西省完成“两全”任务集结号。

一个执法调研：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就《条例》执行情况开展执法调研，协调解决各地贯彻《条例》中存在的问题。

一个督查：省政府督查室将方志工作列为专项督查的内容，督查的重点是完成规划志鉴进展滞后的单位与市县，推动“两全”任务在2020年前全面完成。

“六个一”的落实在全省方志领域形成了上加压力下促动力的态势，一些滞后地区已经加快了行动。对于全省的方志事业，张志仁表示充满信心，他说：“现在地方志办公室大多数人员已经把地方志当作事业来干，把方志当作学问来做，把志办当作家来经营，有这股劲头，就不愁在今后两年中快马加鞭，赶上全国修志先进省市，完成‘两全’目标，为全国方志文化事业发展作出贡献”。

（山西《史志学刊》编辑部）

原载中国方志网http://www.difangzhi.cn/zgdfz/gzyw/201704/68600674085a427d9e37d04f1901481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