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1899年，中英双方代表勘定新界北部陆界，并在沙头角海岸竖立界桩（香港历史档案馆照片）

② 1880年的九龙罗便臣道（今弥敦道），左边街灯处是往威菲路军营的入口

③1960年代初的工展会摊位（高添强 供图）

④1991年7月27日，香港演艺界在跑马地举行长达7小时的赈灾「忘我大汇演」，约10万市民参与活动，当场为华东水灾灾民筹得善款1.072亿港元， 破香港义演筹款最高纪录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

一本蓝色封面、厚达774页，总计约53万字的的大部头新书《香港志· 总述· 大事记》在全港书店陆续上架，公开发售。这部由团结香港基金主持、有史以来第一部以香港冠名的地方志——《香港志》的开篇，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地方志中心理事会主席董建华在该志书序言识，才能够明辨方向，共创更好明天。而修志过程本身「蕴含了对安身成立香港地方志中心、填补本地两百年无志书空白的目的，就是要透过香港留存一份不朽的文化资产，「以历史之火炬，照亮香港的未来。」

推动修志 旷日持久

编修地方志，让自古以来的自然与人文社会变迁，完整记载并借以传承、更新，是中华民族悠久而独特的文化传统，已有2000 多年历史。故在古代中国素有「国有史，地方有志」的说法。因地方志记载的内容广泛、全面，古往今来常有「博物之书」「一方之全史」「地方百科全书」等称誉。

在岭南大学协理副校长、《香港志》总述卷主编之一刘智鹏教授看来，「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独有且历史悠久的文化瑰宝，它分门别类、系统记述了一个地方的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的资料，被视为与国史并行的另一套修史系统。」他指出，历史上有多部地方志与香港有关，但自1819年（清嘉庆二十四年）《新安县志》问世之后，便再找不到记及香港的地方志。

香港首部正式编修的方志——《香港志》，由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领导的香港地方志中心主持编纂，设有10个部类，约2500万字，共42册分阶段出版，预计2027年全部完成

从1997年香港回归开始，香港史专家刘蜀永、冼玉仪、丁新豹、古物咨询委员会主席龙炳颐教授、联合出版集团名誉董事长李祖泽等已开始讨论和呼吁香港修志。2003 年3月，香港文化委员会在《文化委员会政策建议报告书》中提出：「我们必须先了解自己的历史，才能向别人介绍香港的文化遗产。我们建议政府编纂《香港地方志》，让更多人更有系统地认识香港的人文和风土历史。」但这些呼吁和建议并未引起社会足够的重视。

2004年6月9日，岭南大学主办「香港地方志座谈会」，这是香港学术文化界关于编修地方志的第一次会议，盛况空前。2005 年12月，谭广濂先生赞助港币100万元，支持岭南大学建立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部，以推动香港地方志及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陈坤耀校长委任刘智鹏博士出任研究部主任。研究部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推动香港修志。

2007年4月3日，香港地方志筹备委员会通过成立香港地方志办公室，并推举刘智鹏为主任、丁新豹与刘蜀永出任副主任，人称「二刘一丁」。2009年6月1日，香港地方志基金会在特区政府注册为有限公司，并由税务局证实为「公共性质的慈善机构或信托团体」。

《香港志》首册《总述·大事记》已于2020年12月由中华书局（香港） 出版。电子书会发布在香港地方志中心网站（http://hkchronicles.org.hk）供免费阅览。书脊可见香港地方志中心的绿色标识，是以「香港」二字演绎而成的树根，寓意「寻根」

陈智思、马豪辉先后出任香港地方志基金会主席，简永桢、伍步谦、马逢国、李銮辉出任副主席。他们是本地社会活动家或企业家， 每天的日程安排十分繁忙，却愿意抽出宝贵的时间经常出席基金会的会议，讨论推动修志大大小小的各种问题，有的还带头捐款支持。二刘一丁更是为推动修志竭尽全力。

经过长达10余年的铺垫，香港地方志基金会和香港地方志办公室为香港修志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和学术基础。首先，使市民对修志从几无所知到有所了解，使学术界和传媒开始倾向支持香港修志；其次是为香港修志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拟定了香港修志的初步篇目，还编写出版了香港地方史志书籍近40种，其中《莲麻坑村志》被列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中国名村志系列。

香港学界普遍支持修志。潘耀明、陈弘毅、萧国健、吕大乐、邓聪、李彭广等知名学者是支持修志的热心人士。2012年，潘耀明主编的《明报月刊》曾与香港地方志办公室联手组织关于香港修志的座谈会，并以《香港修志刻不容缓》爲题，详细报道与会专家、学者的看法。

香港修志得到中央有关部门，特别是国家地方志工作指导机构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大力支持。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朱佳木曾两次专程到香港，参加支持香港修志的活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秦其明、田嘉、冀祥德、邱新立等曾先后赴港交流，介绍内地修志情况。2018年11月27日，中国社科院院长兼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谢伏瞻在香港和特首林郑月娥见面，就香港地方志工作深入交换意见。

⑤1967年5月，香港左派群衆与警察对峙

⑥1965年2月27日，广东省副省长林李明在东江-深圳供水首期工程竣工典礼上剪彩。后排右起为香港中华总商会副会长王宽诚、香港工联会会长陈耀材、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高卓雄等

⑦1997年3月8日，郑州北站押运员装运供港黄牛，通过三趟快车运往香港（新华社）

⑧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乌蛟腾抗日英烈纪念碑（刘蜀永 摄）

▲1967年的鹅颈桥街市

多方参与 吾道不孤

2019年9月，在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的支持下，香港修志取得实质性进展。团结香港基金成立非政府、非牟利机构「香港地方志中心」，决心凝聚社会各界力量，以「团结牵头、政府支持、社会参与、学者编纂」的民间修志方式，正式启动编修《香港志》的浩瀚工程。

说起计划历时8载、以民间力量为主的香港修志工程，陈智思以「吾道不孤」形容之。「筹备工作启动时，各界热烈的支持远超预期，于短短两个月极速组成强而有力的理事会及执行委员会。」

这正是黑暴势力猖獗、社会纷乱的时候，但不出两个月，香港地方志中心就高效组成了强有力的28人理事会：除林郑月娥及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担任中心名誉赞助人外，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亲自出任理事会主席，陈智思担任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结香港基金总裁郑李锦芬出任理事会常务秘书长，林乃仁出任香港地方志中心总裁，孙文彬任编辑部总监。

▲2020年12月28日，《香港志·总述·大事记》记者会及上架仪式在团结香港基金会议室举行。图爲该书4位主编与香港地方志中心、香港中华书局负责人合影。左起为林乃仁、郑李锦芬、陈佳荣、刘智鹏、陈智思、刘蜀永、丁新豹、李焯芬、侯明、孙文彬

《香港志》首册自首页起，有长达3页的赞助机构名单和两页的参与人员名单，汇集了香港知名机构、企业和专家学者。陈智思说最令他鼓舞的是，出版志书的预算经费为7.8亿元，中心推展第一轮筹募工作，即得到47家香港企业及慈善基金、中资机构及英资企业的支持，包括赛马会、中国银行、滙丰银行、李嘉诚基金会等，迅速筹募到三分之一经费，为修志工作注入强心针。

至于方方面面的支持，陈智思特别提及，「特区政府不单嘱咐各政策局及部门提供修志所需的资料 、文献，更承诺尊重《香港志》的编辑自主，又协助中心得到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的资助。而内地相关部门和机构亦积极协助，除了得到统一领导全国修志工作的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指导认可，亦与广东省及深圳巿史志办公室等保持交流联系，分享地方志应有的规范及所得经验。」

香港地方志中心执行委员会下设4个工作委员会——编审 、发展 、推广及审计，分别由业界德高望重的人士担任首席召集人或主席，包括李焯芬教授、黄永光博士、黄玉山教授及孔令成先生，以使《香港志》在汇集社会智慧及严谨监督下推展工作。学术界的高度参与，更是修志不可或缺的一环。香港最具份量的28位学者加入到编审委员会中，合力从学术角度保证，编修出属于香港人的首部地方志。知名香港史专家「二刘一丁」刘智鹏、丁新豹、刘蜀永出任《香港志》首册《总述·大事记》中总述卷主编；丁新豹、出版社资深总编陈佳荣及刘蜀永出任大事记卷主编。

▲香港地方志基金会和香港地方志办公室为香港修志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香港威海卫警察口述历史的收集、整理工作即是「岭南二刘」曾致力的专题研究之一。这是2018年12月8日，他们与威海卫警察吴传忠（右四）等在一次研讨会上的合影

《香港志》首册编撰过程中，面对「修例风波」带来的社会纷乱，以及之后新冠肺炎疫情反覆不定造成的重重挑战，编撰团队终能克服万难，以15个月时间、赶在2020 年底如期出版首册《总述·大事记》。据说在疫情严重时期，不少企业都实行居家办公。但大事记编撰团队成员仍坚持每天按时上班，为的是方便当面讨论。历经一年多时间，他们逐步梳理出香港7000多年间5万多条大事，并从中精选出6000多件大事最终定稿。

要高质量地完成这个宏大浩瀚的工程， 出版社的支持必不可少。中华书局素有悠久的史志类图书出版传统，有丰富的志书出版经验。从2009年起，中华书局与香港地方志办公室合作，推出「香港地方志系列」丛书，先后出版《香港问题谈判始末》《展拓界址：英治新界早期历史探索》《香港达德学院：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求与命运》等著作。2015年又合作出版了香港第一本村志——《莲麻坑村志》。百年中华书局的文化传统、编辑实力、专业精神，以及背靠联合出版集团在印刷、发行等方面的优势，得到了香港地方志中心的认可。经过公开竞标，最终中华书局成功获得了《香港志》项目的专有出版权。

不过，即便中华书局的团队拥有丰富的出版经验，但面对如此规模的大型出版工程，仍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为保证高质量完成编辑出版任务，中华书局决定采取项目管理扁平化的模式运作，成立跨公司、跨部门的《香港志》专题项目组，逐一攻关。

▲1964年，装设于新狮子山隧道口 、用于输送东江水至船湾淡水湖的密封输水管（政府档案处 供图）

从2020年7月31日收到香港地方志中心的第一批稿件开始，中华既定的三审三校一通读图书质素保障流程就面临严峻考验。编校时间短、来稿字数和图片多、书稿内容变动大……地方志中心的编者、审读专家从内容到对词语精准度的要求非常高，仅大事记部分的一校样，编者便有6000多处修改， 直到最后清样阶段，还不断有新的修改意见传来。通过不断调整节奏和流水线审读方式，中华书局最终完成了多个按常规看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继承传统 发挥特色

对于实践「一国两制」的香港来说，编撰地方志，一方面要继承国家修志的传统， 参考国家对编修方志的规定与规范，另一方面要根据香港的具体情况，突出香港特色。除了邀请具份量的学者协助《香港志》符合学术界的最高标准外，中心并坚守「史实为记，述而不论」的编修原则，广泛征询社会权威机构和各领域专家的意见，力争为香港留下完整客观的历史记录，鉴古知今，启迪未来。

《香港志》首册包括总述和大事记两大部分。「述是方志体裁之一。民国时期，黄炎培纂《川沙县志》，在各分志前设概述， 是方志创设概述之始。在志书之首设总述或概述，是国家改革开放后新编地方志的特点。」香港史专家 、香港地方志中心事务顾问刘蜀永教授向记者介绍说。

作为《香港志·总述·大事记》的主编之一，推动香港修志20余载的刘蜀永承担了《香港志》首本志书的编修重任，参与总述的起草、修改和大事记的审稿。在他看来， 作为一个地方的资料性文献，方志强调「述而不论」，因而总述或概述往往以记述为主。「但总述或概述的作用，是弥补志书横排门类后缺乏宏观记述和缺乏具体事物的联系，也可以适当议论。」

总述或概述有多种写法，如史体综述式、横列特点式等等。在《香港志·总述·大事记》中，5万多字的总述以横列特点的写法，从优越的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高度开放的经济体系、人口流动与移民城市的形成、英国的殖民统治、香港在中国近代史中的独特地位、从「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到「一国两制」、多元文化荟萃之地等七个方面，介绍香港自然和社会发展的特色，试图通过平实的记述，「与读者分享和探索香港是怎麽来的、香港人是怎麽来的、香港与国家的关系等三大问题」，体现出地方志「存史、资政、育人」的作用。

▲1964年，市民在接种霍乱疫苗（政府档案处 供图）

至于47万多字的大事记，收录了从公元前5000年新石器时期的先民活动，到香港回归20周年 、第五届香港特区政府成立的7000多年间，香港从自然到社会、从历史到现状所发生的6500件大事，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是迄今爲止最详尽和准确的香港大事记，极具参考和收藏价值。

刘蜀永强调，虽然总述「由我们几位主编起草和修改，大事记由我们审稿，却是广泛征求学界、政府有关部门和编审委员会意见，反覆修改、五易其稿的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位从事香港史研究近40年，已届杖朝之年的学者提醒说：「首册志书的出版只是一个好的开端，香港修志之路仍很漫长。」

说到《香港志》首册，尤其是总述卷的特点，刘蜀永认为，这本志书第一次系统地记述了香港回归20年的政治、经济状况。「在政治部分，既充分肯定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取得的重大成就，又实事求是地记述了遇到的曲折。书中还对遇到曲折的原因提出初步看法：回归以来，香港内部和外部环境的发展变化错综复杂。香港未能有效推动经济转型，加上两次金融风暴的冲击，年轻人向上流动的途径比较曲折。英治时期遗留下来的土地及房屋问题，又未得到妥善解决。思想和教育方面，历史教育和国民教育成效不彰，年轻一代国家认同感薄弱，未能全面而客观地认识国家的发展。外部环境方面，反精英、反权威、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思潮盛行，国际关系亦发生重大变化。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并非一帆风顺。」

▲1975年5月4日，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偕同王夫菲腊亲王访港期间参观中环嘉咸街街市（Getty Images供图），此前香港大学学生会发表声明，呼吁杯葛英女王以宗主国元首身份访港的活动

《香港志》总述部分对香港经济发展的分期及各阶段特点进行了系统梳理，并提出对香港经济繁荣原因的看法：「香港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得天独厚的深水港、英国人的自由港政策、香港人的灵活头脑和拚搏精神、中国政府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国策、国家改革开放等有利因素汇集一起，创造了香港经济发展的奇迹。」

此外，「过去写香港史，我们多强调华人对香港社会的贡献，这也符合事实。」刘蜀永说，但此次修志我们认为也应该注意非华裔人士对香港的贡献。因此，「我们在总述中增加了『非华裔人士与香港社会发展』一节，使得记述更加全面。」

据编审委员会首席召集人李焯芬教授介绍，香港地方志中心制定了严格审阅流程，所有内容都必须经过「搜、撰、编、统、审、核、定」七项程序，再通过责任编辑内审 、专家外审认证审阅，才交由编审委员会批核定稿，并呈请理事会通过，付梓出版。

填补空白 任重道远

2020年12月28日，香港地方志中心举行《香港志》首册出版记者会暨上架仪式。亲身见证这一历史性时刻的陈智思，以「多年夙愿得偿」形容自己「激动、振奋」的心情。

通过视频致辞，董建华表示，《香港志》记载的是香港人自强不息、同舟共济的动人故事，体现了香港与祖国命运与共、不可分割的文化血脉，香港学者存真求实、严谨细致的学术精神，以及香港各界踊跃参与、众志成城的民间力量。他相信，透过悉心阅读这一「具有非常崇高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的《香港志》，深入认识香港的前世今生，一定能够启发港人同舟共济，合力为香港未来谱写更辉煌的新篇章。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形容《香港志》首册的出版，「标志着这项巨大的文化工程踏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她期望这本记录香港7000年社会风貌、时代变迁的书册能让市民，特别是年轻一代，更加了解香港的历史与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两者之间是密不可分的关系」。

《香港志·总述·大事记》的出版，意味着经历200年风雨沧桑后，香港终于回归中华民族的修志传统。在全国第二轮地方志书规划任务中，香港终于占有一席之地。作为香港重要的文化工程，它的出版发行，无论是填补民族史志宝库的空白，还是增强港人对国家民族的情感认同，均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1997年7月1日，市民冒雨夹道欢迎解放军驻港部队装甲车从文锦渡检查站驶入香港（南华早报 供图）

《香港志·总述·大事记》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相当关注。香港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朱兆麟、黄展玮认爲，《香港志》首册有助确立香港史观，让港人全面认识香港历史，并以香港角度全面了解与内地及国际的关系及发展。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孙扬认爲，《香港志·总述》着重展现了香港与国家「共有的历史」。国家的历史走向决定了香港的历史发展，香港亦在国家的历史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澳门理工学院副教授何志辉则表示，希望此次《香港志》首册问世能对澳门特区政府和学界有所触动，尽快启动《澳门志》的编修。

接下来，香港地方志中心将再接再厉， 争取在2021年年底前完成约120万字的专志《香港参与国家改革开放志》，细说香港在国家改革开放进程中的贡献与所得。

关于《香港志》未来的发展，陈智思表示，「《香港志》首册出版只是一个开始， 接下来还有余下40多册的志书，我们有信心于往后7年陆续出版。」

▲2015年9月16日，在《莲麻坑村志》新书发布会上，刘蜀永（中）与该书另一位主编苏万兴（右）、该村村代表叶华清（左）合影

按照香港地方志中心的编纂规划，拟在香港回归30周年即2027年之际，完成整部《香港志》编修工作。《香港志》全书设有10 个部类，涵盖自然 、经济 、社会 、政治 、文化 、人物等多个领域，综合为66卷篇目，近300个单元，约2500万至3000万字。算一算，其实只余下6年多时间，即平均每年要完成7册，不可谓不艰巨。

刘蜀永的香港史志之路

在为《香港志》首册举办的新书记者会上，多位嘉宾特地向刘智鹏、丁新豹、刘蜀永等《总述· 大事记》卷主编致敬。在香港社会对地方志尚无概念之时，他们是香港修志最早的倡导者、实践者。几经努力，终有进展。亲历香港地方志一步步从概念到雏形，刘蜀永对多年来众人为此书付出的辛劳，颇觉「一言难尽」。

香港岭南大学刘仲谦楼，年逾80的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部高级研究员、香港地方志中心事务顾问刘蜀永教授每天仍会习惯性地来到办公室工作。

转眼间，从2005年应时任校长陈坤耀和后来的长期拍档刘智鹏之邀，通过「输入内地人才计划」到岭南大学驻校研究香港史，协助推动香港地方志编修，一晃15年过去了。

不知不觉间，刘蜀永教授居港已15年了（2017年4月摄于岭南大学）

为了编修香港地方志，这位从事香港史研究近40年的学者离乡背井15载，这份独特经历使得香港早已成为刘蜀永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于他而言，对香港的感情似乎难以用语言描述，「不是故乡，胜似故乡」。

工作之余，刘蜀永常和朋友一起「行山」， 足迹遍布香港的山山水水，「青山爬过3次， 大帽山也爬过。」既是放松、又是考察，更对香港因此多了感性认识。

▲1981年9月21日，史学家黎澍（前左二）、李新（前左三）等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1978级、1979级研究生合影。第二排左一是刘蜀永

结缘香港史研究

大学主修俄语专业的刘蜀永，进入香港史研究领域可谓因缘际会。「（大学）毕业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当然没有机会从事研究工作，我被分配到海滨城市秦皇岛做中学教师。当地有万里长城的起点山海关和避暑胜地北戴河，这引起了我对历史研究的兴趣，并撰写和发表过有关这些名胜古迹的文章和小册子。在国家恢复高考和研究生招生之后，1979年我有幸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中外关系史，论文题目是《沙俄与国际银行团》。1982年毕业进入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时，中英两国已就香港前途问题开始谈判。所里建立香港史课题组后， 我按照导师余绳武、刘存宽的提议，改变研究方向，转而跟随他们从事香港史研究。」时隔11年，刘蜀永在为他初版于2010年的自选文集撰写的增订版后记中回顾。

祖籍河北定州的刘蜀永，1941年1月20 日生于四川永川（今重庆市永川区）。先后辗转于重庆和河北保定生活学习，1960年考入天津南开大学外文系俄语专业。之后在秦皇岛做了11年中学历史教师。1979年，当他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时，「已经38岁，小孩都上小学了。」

回忆起上世纪80年代初刚开始研究香港史的情景，刘蜀永记得，当年国内相关研究资料非常匮乏。在国家的支持下，社科院向英国国家档案馆支付了3万英镑，购买了编号为CO129的英国殖民地部档案缩微菲林作为研究资料。这批档案主要内容为1840 年代至1950年代初香港政府与英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来往文书。

「3万英镑在当时是很大一笔钱。」刘蜀永提到，「我们做19世纪香港的课题研究时，很多源文件都是英文手写。有些字母很难分辨，看懂一页资料要花很长时间。」通过多年扎实细致的研究，余绳武、刘存宽主编的《十九世纪的香港》和余绳武、刘蜀永主编的《二十世纪的香港》先后在1994年、1995年于香港和内地出版，获得学术界一片好评。「当时有香港媒体说《十九世纪的香港》是『无一字无来历』。」《二十世纪的香港》一书印刷4万多册，「一本学术著作，能够印几万册，是很难得的。当然， 这与当时的社会气氛有关，香港回归前，大家都希望能对香港多些了解。」

2003-2004年，刘蜀永接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洛林委托，出任「香港中产阶级现状研究」课题组负责人，与社会学家单光鼐一起多次赴港「收风」，广泛听取中产阶级人士和不同政治观点的知名人士对香港回归后政治经济发展的看法，并有机会在中南海怀仁堂当面向国家高层领导报告，希望能为中央政府和香港社会各界的沟通，为更好地实施「一国两制」方针贡献一点力量。

在长期的香港史研究过程中，刘蜀永逐渐认识到，虽然香港只是弹丸之地，但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政治生态却使其历史内涵极为丰富。

推动编修香港地方志

从1997年起，刘蜀永已经和香港本地学者商讨推动香港修志。2002年，从近代史所退休不久的刘蜀永到访岭南大学，与校长陈坤耀商谈如何推动编修香港地方志。「陈坤耀教授是我的老朋友，他很热心，把刘智鹏教授介绍给我。」

刘智鹏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原来的研究方向是清代学术。一见之下，刘智鹏就此与香港志结下不解之缘。

问刘蜀永教授，移居香港之后，个人的香港史研究视角是否发生变化？刘蜀永坦承，「我在北京主要是从国家的视角做香港史研究。2005年到香港后，和智鹏教授在一起，尝试把国家视角和香港视角有机地整合在一起，更全面地研究香港史。」这一尝试的产物就是「二刘」合作中最重要的成果、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9年出版的学术专 着《香港史——从远古到九七》。「15年来与刘智鹏教授配合默契的合作关系使我有机会更深入和全面地了解香港社会，提高了香港史研究的视野和学术水平，亦使香港地方志工程能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得以不断向前推进。」

▲2007年7月5日，刘智鹏（左）、刘蜀永（右）在岭南大学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部和香港地方志办公室最初的办公地点合影

从2004年召开「香港地方志座谈会」， 到2005年成立岭南大学香港与华南历史研 究部，再到2009年成立非牟利团体香港地方志基金会——基金会下设香港地方志办公室，「二刘一丁」像燕子衔泥般一步步搭建起香港志研究团队。

实施「一国两制」的香港，因意识形态上与内地有所差异，带来修志上的额外困难。「所谓『顺得哥情失嫂意』」，刘蜀永说：「由于内地与香港在某些问题上看法不一， 导致部分特区官员不知怎样平衡不同看法， 在支持修志的问题上态度犹豫不决。」

加上内地与台湾修志都采「官修」模式，而香港则是「政府支持，社会参与，学者主修」。这种模式更符合香港社会的价值取向，使编修者享有更多学术自由，但容易出现经费困难的问题。由于政府未能给予实际支持，香港地方志办公室所遇到的财政困难，外界很难想象。「最困难时，香港地方志办公室只剩下3个人，我的助手都发不出工资。老朋友侯励存医生了解到情况，慷慨解囊，帮我们渡过了难关。」

二刘一丁率领的修志团队不断向特区政府及香港社会推介地方志，「奋斗多年，一项主要的成果是提高了香港社会各界对志的认识。过去是我们出去找项目，现在是很多项目会找到我们。」刘智鹏举例说，诸如消防处、海事处、机场等政府机构和企业团体都开始重视自身史志的编修。

▲2009年7月20日，刘智鹏、刘蜀永在香港大学出席其著作《侯寳璋家族史》新书发布会时，与侯寳璋教授之子侯励存医生（前坐者）及其家人合影

而刘蜀永更多的精力还是放在研究上。「15年来，除了全局性、综合性的香港史研究以外，我和智鹏教授还对屯门、中英街、香港威海卫警察、香港达德学院、日军在港战争罪行、港九大队、新界土地、新界乡村、侯寳璋家族史等进行过专题研究。其中，以深港边境香港一侧的一个客家村庄为试点编修的《莲麻坑村志》，不但成为香港第一本村志，还被列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中国名村志系列。」刘蜀永介绍说。与此同时，研究团队还克服重重困难，为香港修志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我们不仅编纂了详尽的香港志篇目和参考书目，收集整理了大量文献资料，还编写出版香港史志书籍近40 种，积累了修志经验。」

他们的努力得到了中央有关机构，包括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鼓励。到了2019年9月，香港修志取得重大实际进展。董建华先生创办的团结香港基金接手地方志编修工作，成立了香港地方志中心，正式开展《香港志》的编修工作。二刘一丁分别在地方志中心担任理事、编审委员会召集人和事务顾问等职务，还在《香港志》首册中担任主编。刘蜀永认为：「董建华先生勇担重任是事情的关键，学界朋友踊跃参与令人难忘。衆多香港社会热心人士齐心协力，才使香港修志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以志强化文化认同

「修地方志，会让我们知晓自己是谁，究竟从何而来。」刘蜀永直言，香港修志有助于增强港人的文化认同，「这是国家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谈到香港社会近些年出现的歪曲历史现象，刘蜀永说，作为历史学者，我们能做的就是在历史教育上贡献力量，凝聚社会共识。「香港一些年轻人不认同中华文化，是因为不了解。而要（让他们）加强了解，最好的方法就是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他们。」

比如他认爲，利用本地资源开展历史教育更有成效。最近几年，他和刘智鹏教授联合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老游击战士联谊会和东江纵队历史研究会等团体，研究历史文献，展开田野调查，提出建立沙头角抗战纪念馆和沙头角、西贡和大屿山三条抗战文物径的构想（详见后文），反映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港九大队在新界坚持抗战的历史面貌。他和工作团队行走在新界的荒山野岭，发现了多处重要的抗战遗址。「年轻一代从认识自己生活的环境开始，从香港本地的历史发展，去了解内地与香港的紧密联系，对加强国家认同有正本清源的作用。」刘蜀永又以主编《莲麻坑村志》为例，「今后不仅应该高质量地修好66卷《香港志》，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修乡志、村志。」因为，「编修村志的一个内容，就是通过族谱和口述历史追溯村内各家族的历史。这实际是村民的寻根之旅，（对我们）启发很大。」

▲2019年9月6日，岭南二刘将合著的新书《香港史——从远古到九七》赠给董建华。左起为刘蜀永、董建华、刘智鹏、陈智思

他援引《香港志》总述卷内容，「香港新界原居民每年都会举行春秋二祭，扫墓祭祖，以体现中国人『慎终追远』的传统观念。而『打醮』更体现出家族与族群凝聚力，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在香港民间落地生根的表现。」刘蜀永认为，关于香港与国家的文化传承，近年香港学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如何让这些成果发挥社会影响力，特区政府责任重大。「建议可编入公务员培训和大学及中学课程的教材，作为必修的内容。」他指出，在文化认同上，教师肩负重任，如何有效地进行教师培训值得引起重视。「近年岭南大学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部受教育局委托，组织中学历史教师到广州、泉州、苏州、扬州等地进行文化考察。我们利用内地地方志系统的资源优势，精心安排活动，受到老师们的欢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编修《香港志》的过程中，刘蜀永查阅档案史料，发现英国人管治香港的一个历史遗产，就是小心谨慎地处理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刘蜀永谈到：「诸多资料显示，英国人深知香港与中国内地在地理、经济和血缘等方面的紧密联系。他们明白，香港的发展必须建立在与中国政府关系良好的基础之上。如果现在的许多港人有这种智慧，很多问题能处理得好一点 。」

「回顾近40年的学术生涯，导师余绳武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刘存宽老师与人爲 善的长者风范对我影响甚深。」将精力主要集中在香港史学术研究上的刘蜀永，曾参与或主持过《十九世纪的香港》《二十世纪的香港》《20世纪的香港经济》《简明香港史》等学术著作的编撰。「出于对香港和国家的热爱和学者的社会责任感，我亦乐于花时间普及香港历史知识，以及促进香港与内地的沟通与交流，协助推动香港地方志工程。」

▲2019年12月15日，刘蜀永（右二）与孙文彬（左三）、沈思（右三）等考察荔枝窝太平清醮活动

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他认识到，香港史研究范围极广，而人的寿命有限，「我寄希望于年轻一代的学者，乐于与他们分享自己的研究心得和经验教训。」对于已然起步的《香港志》浩瀚工程，刘蜀永以他一贯的谦逊态度表示：「我们虽然有几十年香港史研究的知识积累，然而志书涉及的范围更广，编修过程出现差错在所难免。本书出版以后，听到学界和传媒的肯定，我们不应沾沾自喜；对各界的批评，衷心欢迎。」

寓历史教育于健行赏景

保育偏乡振兴

2017年，东江纵队历史研究会提议利用沙头角的抗战遗址开展文化旅游，这使刘智鹏、刘蜀永等深受启发，开始考虑如何利用本地历史资源开展历史教育，「让香港市民，特别是年轻一代透过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历史，了解香港与国家的关系。」他们提出的一「馆」三「径」构想，将一张鲜活的香港抗战全景图藏身于新界山川秀丽的偏乡僻壤，融历史教育于健行运动、山野观景、文物保育及乡村振兴之中，创意十足，更具现实意义。

所谓一「馆」三「径」，指的是「二刘」率领的工作团队及其合作社团、机构等提出的筹建香港沙头角抗战纪念馆，策划沙头角、西贡和大屿山三条抗战文物径的构想。事实上，近年来，香港地方志办公室已在新界乡议局、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老游击战士联谊会、东江纵队历史研究会、香港广东社团总会等机构和社团的参与和支持下， 在广州东纵后人的协助下，收集了大量历史文献，同时通过实地考察抗战遗址，访问亲历者和知情人，对相关构想有了相当详实的规划。刘蜀永希望，特区政府给予实际支持，「尽快完成三条抗战文物径的规划和建设，为香港的历史教育开辟一条新路。」他认为，一「馆」三「径」大致可反映出港九大队在新界坚持抗战的历史面貌。「这些当年港九大队活跃的地区，承载着香港抗战的历史记忆。构想的落实，可使香港市民，特别是青少年较全面地了解中共领导香港抗战的历史，有助于开展国民教育，这也是振兴新界偏远乡村的措施之一。」

在历史现场感受城市另一面

「港九大队及其影响下的香港民衆抗击日军的史迹和遗址是本港珍贵的历史资源， 却鲜爲人知。」刘蜀永感慨道。

1941年12月8日，日军进攻香港。经过18天的战斗，英军宣告投降。在此后香港沦陷的三年零八个月苦难岁月，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是香港惟一自始至终、成建制坚持抗战的武装力量。港九大队各中队除了以游击战方式四处出击，打击和牵制日军；还参与营救盟军飞行员，并在协助盟军获取日军情报方面取得显著成绩。

这期间，沙头角南涌罗氏家族为抗日作出了重要贡献，全家有11人参加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人称「香港抗日第一家」。其中，大哥罗雨中是港人组建的第一支民兵队伍南涌人民联防队首任队长。二哥罗汝澄是引领东江抗日游击队武工队进驻沙头角的第一位港人，担任过沙头角中队、西贡中队中队长和港九大队副大队长。三弟罗欧峰是海上中队中队长。大姐罗许月是港九大队大队部交通站站长。被评爲三级历史建筑、目前无人居住的罗家大屋当年是港九大队的活动据点之一。罗家大屋附近一带又是港九大队沙头角中队活动的地区。

▲2019年6月5日，刘蜀永和东江纵队历史研究会秘书长尹小平（左）在沙洲、龙鼓洲一带海域拜祭1943 年5月在此牺牲的刘春祥等12位抗日英烈

目前，在罗家后人罗志威、黄小抗、黄俊康等的支持下，香港沙头角抗战纪念馆筹备委员会已成立，由东江纵队历史研究会和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老游击战士联谊会主持，「二刘」和一些热心人士担任顾问， 还将以罗家大屋爲起点设计一条沙头角抗战文物径。

「目前我们领导的工作团队已初步规划出一条由罗家大屋沙头角抗战纪念馆、南涌罗屋村、老龙田、鹿颈村和乌蛟腾抗日英烈纪念碑组成的沙头角抗战文物径。」刘蜀永介绍，「其中，南涌罗屋村有南涌人民联防队队部遗址。老龙田是日军袭击港九大队政训室的『三三事件』发生地。事件中牺牲的烈士已有两位列入国家级抗日英烈名录。鹿颈村是新界首个抗日民主联合乡政府—— 南鹿民主联合乡政府所在地。乌蛟腾村是港九大队的重要据点之一，当时全村约百分之九十的村民都参与了抗日群众组织。东江纵队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乌蛟腾会议就在该村附近的山坡上举行。广东党组织和游击队与延安联络的惟一一部电台，曾设在该村附近的石水涧。为纪念牺牲村民而建的乌蛟腾抗日英烈纪念碑更在2015年8月13日被国务院列入第二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

文物保育、历史教育

和开发利用三结合

作为港九大队重要活动地区之一，西贡抗战文物径以赤径爲中心展开规划。刘蜀永介绍，这条文物径的构想源于东纵后人在新界西贡北的赤径村寻找老战士遗留的抗战文物，而新界乡议局恰好在考虑振兴偏乡计划。「在新界乡议局刘业强主席支持下，几经讨论决定由香港地方志办公室和新界乡议局教育、康乐及文化委员会合作，推行振兴赤径村研究计划，探讨文物保育、历史教育和开发利用三结合，活化新界偏远村庄。」西贡留下许多军民协同抗日的故事。港九大队大队部曾以赤径教堂「圣家小堂」为常驻地，并在村内及附近的鹿湖设立临时战地医院。英军服务团成员曾在村内的「天水流芳」大屋居住7个多月。刘蜀永认为，老战士回忆录中提到的英军服务团为港九大队的医护人员上课的地点「极可能是这里」。而赤径附近的北潭村和昂窝村曾是港九大队军需处驻地。

原大屿山中队指导员王江涛前辈于今年1月在广州逝世，享年100嵗。他是最后一位辞世的港九大队中队领导

为了田野调查，年近80的刘蜀永「经常翻山越岭」，他笑呵呵道，有一次去西贡大浪村，要先从黄石码头坐船到赤径，再翻过一座山，「但只有这样才能搞清楚，不亲自去实地考察，总是不放心的。」他带着工作团队，在村民的热心协助下，几经周折终于在北潭村和昂窝的山坡密林中找到当年港九大队军需处储藏物资的两处岩洞仓库。根据港九大队在西贡的活动，「我们规划出一条由山寮、昂窝、黄毛应、斩竹湾抗日英烈纪念碑、北潭涌、鲫鱼湖、北潭村、嶂上、土瓜坪、赤径等9条村庄和一座纪念碑组成的西贡抗战文物径，并建议创建西贡抗战纪念馆。其中，山寮是东江抗日游击队首次进入西贡和九龙时第一个落脚点，也是秘密大营救的中转站。廖承志、连贯、乔冠华勘察营救路线时，曾住在该村，然后经企岭下往沙鱼涌。我们去到那个村调查，虽然廖公他们当年落脚的房子已经没有了，但找到了房主王亚元的后人。黄毛应则是港九大队的诞生地。斩竹湾抗日英烈纪念碑在2020年9月1日被国务院列入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

寳莲寺抗战遗迹证爱国不分僧俗

大屿山是另一个港九大队活跃的地区。抗战时期，港九大队大屿山中队多次袭击驻扎在大屿山的日伪军；积极开辟开海上封锁线，遏制了日军从珠江口经大屿山至香港的海上运输；并曾粉碎历时21天的日伪军2600多人的陆海空联合大扫荡。

大屿山中队能够发展壮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得到了当地人民群众（包括宗教界）的支持。刘蜀永介绍说，在日军扫荡大屿山时期，港九大队副大队长鲁风正在宝莲寺养病。面对日军架在脖子上的屠刀，宝莲寺住持筏可大师临危不惧，被打得遍体鳞伤也不暴露游击队长，鲁风得以脱险。宝莲寺还有两位勇敢的「小鬼」通讯员为游击队送情报。尼姑庵的尼姑们也经常为游击队伤病员采集中草药治病。

▲2018年12月10日，在西贡北约乡事委员会主席李耀斌（左一）等协助下，刘蜀永的工作团队在西贡昂窝村的山林中发现了港九大队军需处的岩洞仓库

2019年1月25日，刘蜀永教授、新界乡议局教育、康乐及文化委员会主席李耀斌， 连同港九大队后人鲁风之子鲁慧等专程前往宝莲寺，拜会前任和现任住持释智慧法师和净因法师，向他们介绍大屿山抗战文物径的初步构想。两位住持表示大力支持，并说「法相到事成」。释智慧法师还就为筏可大师和大屿山抗日游击队竖立纪念碑的地点提出建议。

目前岭南二刘和有关爱国社团正热心支持新界乡议局在屯门龙鼓滩为刘春祥抗日英雄群体树立纪念碑。他们同时积极推动在2022年7月1日，即香港回归25周年纪念日之前，落实香港沙头角抗战纪念馆的开办和沙头角抗战文物径的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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