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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在线记者 付真卿 摄影 卢春阳

在一个晴朗夜晚，找一处没有灯火的开阔地方仰望星空，伸手指向银河，寻找牛郎织女、北斗七星，无疑是盛夏时节的一件趣事。但你可曾想过，在8千年甚至1万年前，当我们的祖先仰望同一片星空，却是一件关系到整个族群生死存亡的大事。

天文学，这个听上去与现代科技紧密相关的概念，在遥远的上古时代，其实是人类探索自然规律、谋求生存繁衍的开端。中国古人是怎么看天的？天文学对于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有着怎样的意义？6月，“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大型融媒报道记者在北京专访了中国天文考古学体系创立者，著名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冯时。

在中国考古界，对于古代天文学或者天文史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很多年以前，过去也有考古学家通过古代墓葬中出土的天文学相关材料来研究重现古人的天文观。但是将天文考古学作为一个学科体系，制定其理论、方法和学术目标，进而到整个学科体系的构建，是从冯时开始的。

1982年，冯时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最初从事考古研究，冯时的兴趣是在古文字方面，研究金文、甲骨文等。在研究古文字时，冯时发现，如果古代的历法不解决，有很多史料是没法解释的。所以他开始将关注点放在研究解决商代的历法，也开始关注古代天文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和新的考古发现。

1987年，一个重要的契机出现了。当年5月，河南濮阳西水坡发现了大规模的古墓葬群，尤其以仰韶文化遗存最为丰富。其中的45号墓经鉴定距今约6500年。墓主人的东西两侧分别摆有用蚌壳组成的龙虎图案，特别是龙的形象，是当时中国已知发现最早、体形最大、形态最逼真的龙形象，被誉为“中华第一龙”。

西水坡遗址遗存的相关考古材料在1988年发表，冯时对这些材料进行了研究，并在次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公布了自己的研究成果，立即在学界引起了震动。

后来在许多不同的场合或是研究成果中，冯时都提到过西水坡遗址，称其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的重要发现。因为这些发现证实了中国古人在天文学领域取得的令人叹为观止的成就。

就以那个出土“中华第一龙”的墓葬为例，它是西水坡遗址中自北向南的四组遗存中最北边的墓葬，从这里向南，每隔25米分别还有三组遗存。经过测定，这四组遗存严格地摆放在同一条南北子午线上。这显然不是巧合，而是证明当时的人们已经能够精确地测出子午线，完成对空间的规划。对于墓葬中由蚌壳组成的龙的形象，冯时研究认为，其代表着古代天文学里的二十八宿，东宫七宿中，角、亢、氐、房、心、尾六个宿组成的星象。特别是它与墓主人脚下，用蚌壳和两根人的胫骨组成类似北斗的形象，其方位关系与实际天象几乎完全一样。

孤证不立。1978年，在湖北随县的战国时期曾侯乙古墓中，出土了一张现存最早的绘有二十八宿星象和名称的天文图。图中同样有北斗与龙虎，与西水坡遗址墓葬中的“星象图”内容完全一样。而这两个图之间，时间相隔长达4000年之久。冯时感叹，历经4000年还能如此稳定的传承，可想而知这种传统有多么深厚。

从对西水坡遗址的研究开始，冯时逐渐认识到，濮阳西水坡原始宗教遗存的天文考古学研究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具有特别的意义。因此，他立志要建立起一个专门的学科，就叫中国天文考古学，从古人留弃的遗迹遗存遗物的天文学角度去重建中华上古文明。

但要建立一个学科体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学科体系的理论基础是什么？研究方法是什么？学术目的是什么？主要的难题在哪里？冯时说，把这些问题都梳理好了以后，还要通过很多的个案研究来解释这些问题。“个案研究我们今天有考古学的支持，有很多新的材料，帮助我们从实证角度，从史学考证研究来重建中华的上古文明。”冯时说。

冯时

最近几年，冯时的主要工作，一方面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指导研究生，另一方面，他致力于探索构建一套新的中华文明的理论体系。这套体系不以西方文明为标准，而是源自对中国文化的自我认同。

过去，冯时从天文考古学的角度去重建中国历史，“实际上已经写了很多书了，但是我觉得还不够。”冯时说，他最近刚刚写完一本新书，目前处于修订阶段，最迟在2025年内能够出版，书的题目叫《文明论》。

“重建中华文明自己的文明理论。”冯时说，在中国的文献里，在众多的实证材料里，都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自己的特点，“所以我花了差不多10万字的篇幅，来写了这么一本书。”

近年来，我国推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研究成果证实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而在冯时看来，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或还可以推得更远。

“这涉及到我们怎么去定义中华文明。”冯时说，按照西方评判文明的观念，有诸如什么时候有文字、青铜器的发明使用、城市的构建形成等标准。如果按照这个标准，中华文明可能最多能推到3000多年前。

但冯时认为，中国必须要从己身文明的概念体系来梳理文明历史。例如在《易传》中，曾经6次谈到“文明”二字，例如“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内文明而外柔顺”等，这些关于文明的概念，没有一条与西方对文明评判的标准“技术”相关。

“难道青铜器就一定比石器文明吗？我看未必。”冯时认为，技术进步与文明进步并不必然相关。他今年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从知识论和宇宙观的角度探讨现代文明是否一定就优于古代文明，“这是一个很严肃的学术问题。”

冯时特别提到了中国古代的知识论，他理解有两点非常重要。第一个是格物致知，中国古人是通过对自然万物的观察分析，最后获取知识，天文观测就是这样，没有先入为主的成见。另一个是有限知识论。冯时认为，中国传统的知识论不是泛知识论，里面有伦理学的约束，留取精华，摒弃糟粕，因为知识并不一定都是好的。

“说到底天文考古学的研究，不只是解决古代天文学的问题。”冯时认为，通过天文考古研究去认识中国人所理解的文明，定义中华文明的概念，这些问题必须回归到中国自己的学术体系中解决，借助天文考古学的研究实现。对于更多的人来说，这些研究也并不是让我们陶醉在古人的灿烂辉煌中，“我们只有了解了古人的宇宙观，才有能力去反思今天的问题。”冯时说。

四川在线记者对话冯时（左）

记者：首先想请您再普及一下，天文考古学是一门怎样的学问？

冯时：考古学是通过古人留弃的遗迹和遗物来重建古代社会的历史。这个历史是既包括物质文化的历史，又包括精神文化的历史。就精神文化历史的重建而言，天文考古学有得天独厚的作用。什么是天文考古学？实际上就是我们对古人留弃的遗迹遗物的天文学研究，阐释古人的天文成就和古人的宇宙观。天文学的起源与文明的起源大致处于同一时期。因此，追寻天文学的起源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把握文明诞生和发展的脉络。事实上，对于重建前文献时代的上古文明，天文考古学研究已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比如时空知识，这是古人从猿进化到人以后最早形成的知识体系。通过考古发现，古人对空间和时间的划分依赖的正是原始朴素的天文学。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怎么建立的？王权是怎么形成的？还有中国古代的宗教观、祭祀制度、典章制度，甚至哲学以及科学思想，这些思想的起源，或许只有从天文学的角度去研究，才能正本清源，这就是天文考古学的意义。

记者：研究天文考古学迄今，您认为有哪些非常重要的发现或成果？

冯时：有一个考古资料，促使我完成了天文考古学学术体系的构建，那就是1987年发现的河南濮阳西水坡墓葬遗址。在今天来说，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它太重要了。它是一个距今6500年前的原始宗教遗存，这个原始宗教遗存涉及了中华上古文明的方方面面，包括它的知识领域、政治制度，包括宗教观、礼仪制度，甚至有哲学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东西。

在此之前，中国考古学那么多的发现都没有这样综合性的体现，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发现，对于西水坡的研究是我建立中国天文考古学体系的重要基础。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很多很重要的发现。比如这两年我有一些新的研究成果，我们找到了最早的碑表，就是“立表测影”的表。我们已经把中国古代立表测影的历史，追溯到距今8000年前。我们还找到了在立表测影之前，人们去“候时定气”的律管，也就是在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那些被认为是骨笛的材料。通过研究，实际上我认为那是用来“候气”的律管。《说文·竹部》中写道：管，如篪，六孔。十二月之音。物开地牙，故谓之管。古人测定时间气候的方法有两种，“天效以影”和“地效以响”。“天效以影”用的是表，测日影。“地效以响”就是用律管，埋在地里候地气，叫“律管候气”，也叫“律管吹灰”。具体的做法史书中多有记载，即在密室内将不同规定长度的十二根律管，按地支十二方位埋入土内，上端与地面持平，管端充以葭莩灰，覆以薄绢，每当各月中气到时，相应的律管即灰冲绢飞出管外。十二律还涉及哲学观，也就是阴阳。中国古代十二律的律制里是有阴和阳之分的，这直接影响了中国哲学思想。这些思想我们今天通过考古材料证明，在8000年甚至更早以前就有了。

记者：通过对天文考古学的研究，会颠覆一些以往的旧有认识吗？

冯时：是的，我们通过一个新的角度去认识问题，就会有很多颠覆性的认识。举个例子，从知识体系上看，我们过去把中国天文学的起源、中算学的起源历史都估计得很晚。可是通过对距今约5500年前的红山文化遗址的发掘，其中用于祭天的圜丘和祭地的方丘等古代祭坛的研究，让我们重建了上古的宇宙观。这种宇宙观不是狭隘的，不是简单的天地形状的问题，而是天地人之间相互的关系，是一个文明知识的整体。例如红山文化的三圆祭坛，是三个同心圆组成的结构，就跟后来明代建的北京天坛一样。为什么是三个同心圆？我们研究发现，它与太阳每年的夏至、冬至和春秋分，在天空划出的三个不同的轨迹有关。可见在上古时期，中国古人就已经对太阳的轨迹有了精确的观测，并且历经5000多年传承下来。

又例如“昆仑”，过去关于昆仑的理解，学术界意见分歧很大，很多人认为那不是中国本土的东西，都是西方来的。可我们从天文考古学的研究发现，昆仑就是源自中国本土的文化，它源于最早中国古人对于太阳的认识，衍生出昆仑的思想。三星堆也是这样，三星堆是传统的中国文化，但如果我们不懂得古代的天文观，有些东西就很难理解。你看三星堆里的神像，耳朵都有凸起的尖的，脑袋上也有凸起的尖的，那就是中国古代宇宙观中的“璇玑”，也就是上天之帝住的地方。神面上画了那些东西，代表着人和神明已经沟通了。这些原始的宗教观都和天文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我说，天文学是传统文化的起源。

记者：所以您认为天文学对于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冯时：是的。中国古代的天文学为什么发达？因为它服务于一种生产方式，就是农业。中国是以农为本的农业文明，必然造就天文学的发达。农业首先产生在四季分明的地区。四季分明的地区在很多时候是没有野生果实可以采摘的，人们的生存口粮没有保障，需要通过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而农业的目的就是提供一种有保障的食物来源。

但是在四季变化分明的地区，原始的农业发展，什么时候播种就非常讲究了，如果错过了农时，可能一年就没有收获。而绝收会直接威胁到整个族群的生存。

所以发展农业文明的前提，就是必须对时间有所掌握。在几千年前甚至更早，人们解决时间问题只有一个方法，就是看天。在以农业为本的古代社会，天文历法知识具有首要的意义，所谓“观象授时”。古人观测天象的目的在于确定时间，从而为农业生产提供服务。而在那个时代，能够学会掌握天象的人是极少数的。谁能够把时间“授”给人们，谁就会被认为有与上天、与神明沟通的能力，谁就有资格成为族群的领袖，这也就逐步形成了中国古代的政治和王权。例如周朝时称“周天子”，就蕴含着君权天授的意义。

记者：天文考古学研究对于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有哪些现实意义呢？

冯时：这关系到我们如何正确地理解中国文化，我说的是正确地理解。中国文化、中华文明的历史太久了，传承至今，有源有流。里面有一些主线是不变的，还有一些流变是变的。我们怎么去客观认识这些东西的变与不变，怎么去判别流传下来的是与非？正本清源特别重要。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源有很多流变，这个是非我们是没有能力去判断的，这就是天文考古学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华文明的意义。

同时，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对文明本身意义的认识。我曾经花了很多时间来论证这个问题，那就是中华文明本质上不在于技术。西方评判文明的标准，青铜器是技术，城市建设也是技术。而中国古人是“崇道德而贱技力”，不在于技术。

古代中国是崇道德，它的文明的核心思想就是道德，道德崇高就是文明，到今天还是这个样子。我们去定义一个文明人，一定是看他懂道德知礼仪，才说他是文明人。那么德是怎么来的呢？德的核心思想是“信”，信是中国古人最崇尚的道德。信又是怎么来的？信是观天来的，通过观象授时了解到的。因为长期的测时间，你会发现时间规律是永远不变的。春秋代序年年如此。更精确一点到四时，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所以古人把四时叫做“时”，就是不变的那个时间点。古人长期的观象授时，发现这种不变不是一两年，也不是一百年两百年，而是一千年都不变，逐渐就萌生出“信”的思想，古人说“至信如时”。最大的信是什么，就是时间。用信作为核心去修养自己，就产生了中华文明最核心的道德思想。所以我们必须从本质上去认识中华文明，必须正确地理解它。

记者：那您认为当下中国文化的传承发展还面临着哪些挑战？

冯时：要传承我们的文化，实际上首先讲的是文化自信、文化认同，这是很重要的。假如14亿人没有文化的认同，不认同自己的文化，认同别人的文化，这个国家就很危险。因此现在国家站在这样的一个高度来强调文化认同，这个很重要。

我们必须有一个文化的认同，才能够慢慢产生文化的自信，进而产生民族的自信。这个认同从哪开始？要从了解开始。了解文化就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文化的传播、传承。中国文化已经很好了，古代文化非常灿烂。我们如果能把这样一个很好的文化、灿烂的文化忠实地传承下来，这已经是了不起的事情。中国古代的文明创造并没有因时间的悬远而失去价值，在工业文明的今天，几千年前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更凸显出其可持续发展的优秀理念，这对于重塑中华文明，重树民族自信与文化自信非常重要。

记者：如果大众想要了解天文考古学，您觉得有哪些您的著作可以推荐给他们？

冯时：当时最早建立这个学科体系的书就叫《中国天文考古学》，后来我把天文考古学的研究推及到了文化方面，写过一本《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这本书比较薄，读起来不那么费劲，可能接受的人会比较多。后来又写了一个比较大部头的，更全面地重建中华文明的宇宙观，这里说的宇宙观是天地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书名我借用了《易传》中的一句话，叫《文明以止：上古的天文、思想与制度》。这三部书可以说是我从天文考古学的角度去重建中华上古文明文化体系的代表性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