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在线记者 张斌

7月26日下午，西华师范大学教授、蜀道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蔡东洲在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开讲。他以“诸葛亮北伐与蜀道防御调整”为题，对蜀汉兴亡历史做深度解析。

“蜀汉因得蜀道而兴，因失蜀道而亡。”讲座一开始，蔡东洲就亮明观点。他表明，三国时期蜀汉的灭亡与蜀道防守关系密不可分。为了印证观点，蔡东洲从诸葛亮北伐与道险运艰、诸葛亮后继者的蜀道防御调整及产生的后继效果三方面层层推进，带领听众拨开历史迷雾。

讲座现场。

诸葛亮北伐失利原因：蜀道险远，缺粮自退

蔡东洲首先从广大“三国迷”关注的诸葛亮出祁山北伐这个典故出发。结合史书和地图，蔡东洲澄清诸葛亮一生五次北伐，并非《三国演义》所写的六次，“同时，诸葛亮出祁山的实际次数也只有两次，即第一次与第四次。况且此处的祁山并非在陕西宝鸡，而在现在的甘肃礼县。”

历数诸葛亮五次北伐成效，蔡东洲从三点客观总结诸葛亮北伐得与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响应归附蜀汉；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大败曹魏西陲良将郭淮，射杀曹魏骁将张郃。

诸葛亮留给历史的最大背影就是五丈原病逝，北伐失利，一生并未实现“复兴汉室，一统天下”的宏图。

而关于诸葛亮北伐失利的原因是什么？历代众说纷纭。蔡东洲根据历代史学家评论，将之归结为四点，即战略决策失误、综合国力不足、突破线路错误、军资运输不继。根据自己多年研究，他将诸葛亮失利的原因总结为“蜀道险远，缺粮自退”八个字。对此，蔡东洲给理由，诸葛亮第二次北伐，围攻陈仓，粮草不济而撤退；第四次北伐，用木牛流马解决的也是运粮问题，结果还是粮尽而退；第五次走褒斜道北伐，也是在五丈原分兵屯田，彻底解决粮运问题。“五次北伐与粮草相关，这与蜀道自身的险峻关系极大。”

诸葛亮在世时，蜀汉的蜀道防御体系最大特点是什么呢？蔡东洲认为，以汉中为根据点：“今天的不少学者认为，汉中是蜀道防御的核心，魏延在此防御成功，因此，汉中也被称为蜀汉政权的北疆长城。”

讲座中的蔡东洲。

后继者的蜀道防御调整直接后果：蜀汉倾覆

那么，诸葛亮之后的继任者又采取了哪些防御政策，这些政策造成了怎样的后果？蔡东洲依次介绍了，蒋（蒋琬）费（费祎）姜（姜维）三位继任者的防御政策。

蔡东洲介绍，蒋琬找准了诸葛亮北伐失利“道险运艰”的原因，但他给出的对策似乎并不高明。如蒋琬战略目标是顺汉水东下，图谋魏兴（今陕西安康）、上庸（今湖北竹山），在汉中大量造船。后世的王夫之等史学家就对蒋琬此举持非议，认为上述两地在曹魏政权的版图中无关宏旨。

蔡东洲认为，“兴势之役”是蒋琬蜀道防御战略调整的一次“大考”。在“大考”中暴露出蜀汉涪城（今四川绵阳）基地“远水解不了近渴”，蜀道防御调整虽然解决了粮运问题，但涪城距离汉中前线太远。蒋琬死后，费祎成为蜀汉主要的辅政大臣，他再次调整防御政策，将军事基地北迁到汉寿（今四川广元昭化）。

而蜀道防御到了姜维时期又出现了新的调整，他改变了原本固守汉中的计划，取消了关键位置的守卫；与诸葛亮、蒋琬、费祎战术不同的是，姜维的出击路线也更偏西，目标直指“凉州”。

在蔡东洲看来，蒋费的战略目标在于蚕食凉州、牵制曹军南下，姜维则扩大到吞并凉州，进取关中。“这不仅胜少败多，更成了司马氏兴兵灭蜀的借口。”

此后，曹魏层层布局突破蜀道防御，大军压境，邓艾等人的奇谋奇策，最终蜀汉倾覆。总结蜀道防御的土崩瓦解，蔡东洲认为，不仅与主将对蜀道的防御调整有关，也与蜀汉后期朝政腐败有很大关联。如，朝廷对谍报的处置荒谬、阳安口（关城）辅将蒋舒的开城投降、阴平道失守后马邈的不战而降等。

“由此可见，古蜀道是一条关乎兴亡之路，蜀汉得蜀道而兴、失蜀道而亡，就是最好的历史证明。”蔡东洲说。

（图片由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