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郭沫若纪念馆。

成渝古驿道走马铺段，路旁立着“三道碑”。

山城巷上的灯笼。

郭沫若、巴金、老舍、曹禺、茅盾、马识途……文人们从这条路出川北上或前往江浙，巴文化与蜀文化在这条路上水乳交融——

7月雨后的重庆，氤氲在夏季炎热的水汽中，沿着渝中区通远门7米多高的古城墙走，脚下是青灰色的石板路，棱角已经被时光打磨得圆润光滑。通远门是古时重庆“最后一道防线”，是军事要地，也是成渝古驿道上的点位之一。

在通远门西南方向不远处，是山城巷，旧时叫天灯街。整条街依山而建，沿崖而上，夜晚灯笼沿着山路点亮，远远望去像一条“星路”延至天际。在天灯街的尽头，墙上刻着郭沫若诗歌《天上的街市》：“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天上的明星现了，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在这条成渝古驿道周围，散落了不少像郭沫若一样的“人文繁星”，他们为厚重的古驿道，增添了不少柔光。

□本报记者 李婷 文/图

交融与碰撞

千年古驿道上

流淌着“巴蜀人文基因”

要问古驿道有多发达，一颗荔枝就能回答。历史镜头拉回到唐代的长安城（今西安），绵亘25公里的秦岭支脉骊山，远望宛如一匹苍黛色的骏马，迎风而动的葱茏树木如飒飒鬃毛。唐玄宗的宫殿楼宇矗立掩映其间，大门紧闭。忽而一道道沉重的大门缓缓打开，哒哒的马蹄声夺门而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唐代诗人杜牧的千古名句，揭晓了这个场景下令人错愕的结局。“一骑红尘，就生动地证明了古驿道制度的发展，大概3至5天就能送达。”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谭继和解释。

杨贵妃爱吃荔枝，但荔枝为南方（今重庆涪陵、两广岭南等地）水果，要运送至西安，并保证颗颗新鲜入口，在当时需要三十里一驿的马儿专门接力相送，劳民伤财。不过与此同时，与长安连接的成都驿站也得到发展。比如锦官驿，到明代已成为成都最繁华的驿站，商铺、酒楼、茶肆、旅店林立，官员、商人、手艺人、役人汇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繁荣。

文人也开始“串起门”来，行走的足迹化作诗篇。成都唐代才女薛涛，游历了简州、渝州、夔州，著有《江月楼》《西岩》《谒巫山庙》等山水纪。李白从乐山清溪出发，逐水路而下，为远方的亲友写下“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的千古名句。杜甫结束在成都草堂的宁静生活后，前往重庆夔州暂住为官，从诗词轨迹推测来看是“水陆兼备”，既走了水路，也可能走了古驿道。苏东坡晚年与欧阳修之子欧阳叔弼的唱和中，被龙泉驿长松寺的景色所打动，愿意在其中求得一份高洁淡泊，挥毫：“梦中化为鹤，飞入长松寺。”在当时，有“天下诗人皆入蜀”的说法，而不少诗人出川北上或前往江浙，也要经过重庆。同一文化的滋养下，巴文化与蜀文化不断水乳交融，流淌着丰富的“巴蜀人文基因”。

“虽然成渝古驿道上，个别核心驿站发展较早，但整个驿道系统完整地兴起、繁荣是在明清时期。”西南大学教授、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蓝勇说道。明清以来重庆开埠，经济政治地位显著提升，成为一颗与成都媲美的“双子星”，冉冉升起，双方的交流更为频繁，形成了完整的商业贸易网络，为文化的繁荣提供了环境。

主流与多元

明清“成渝高速路”上

有“公益广告”

在明清时期，古驿道本身也是一条文化风景线。56岁的钟守维，是重庆高新区走马镇文化服务中心文化干部。从小在走马镇长大的他，熟悉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他记得自己8岁左右，还和家人走成渝古驿道去卖东西。

跟着钟守维行走在1000多米长的走马镇慈云村古驿道边，2米多宽的石板路如今已重新修复，变成老百姓的健身步道。石板路被沿途掉落的竹叶遮盖了一部分，有的石板已经长了一层薄薄的青苔，有的石板中间微微凹陷，呈现出半圆形，偶尔还有青蛙跳来跳去。钟守维拿出一块自己收藏，已生锈脱落的马蹄铁说：“这就是当时古驿道上负重的马儿留下的。”

慈云村古驿道边立着三块石碑，当地人叫“三道碑”，始建于清道光年间。左边一块是刻有“圣旨”二字的“孝德碑”，为走马镇人蒲氏而立。相传18岁的蒲氏为丈夫守寡终身，还为公婆养老送终；右边一块刻有“宽正严平”四字。相传当时这条古驿道上非常繁华，商旅络绎不绝，这也给了“棒老二”（重庆方言：盗贼）可乘之机。由于当地官员惩治盗贼得力，宽严相济，因此大家为他立碑；中间一块碑，刻有17位立碑出资人的姓名。“这些古道的碑文，就像是如今‘成渝高速路’上的公益广告牌，树立在当时人流量大的地方，供人观赏。”钟守维说。

与之类似，像重庆来凤驿的“何氏百岁坊”、白市驿的“周氏坊”，四川内江隆桥驿的“石牌坊”，这些碑文和牌坊，侧面见证着当时社会提倡的主流文化。

驿站兴起之处，走走停停皆为文化。比如客人在茶馆客栈歇脚，常在茶馆摆起龙门阵，交流旅途见闻和故事。走马镇的民间故事，也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再如内江白市驿，也是当时驿道上流动的“川剧文化之乡”，设有万年台等表演场地，为夜宿驿站的客人提供“文化服务”。随着“湖广填四川”移民涌入，当时成渝古驿道也成为一条文化交融的大动脉。

驿道文化也吸引了外国探险者。1877年7月，英国传教士爱德华·科尔伯恩·巴伯从重庆西大门出发，沿着白市驿、来凤驿、璧山、永川、荣昌的成渝古驿道“东大路”前往成都，出发前他特地选择轿子作为交通工具，满怀期待地开始了这趟探索之旅，并写下著作《华西旅行考察记》。

此外，不少墨宝也与明清成渝古驿道的发展有关。明代诗人杨慎曾被贬巴蜀一带，在璧山马桥坊留下诗歌：“无奈旅怀多，村酤引睡魔。醒醒不成寐，枫叶助吟哦。”记录了一段疲惫又苦闷的公务生涯。清代书法家何绍基本可提前一日到达杜甫草堂，但为了表示尊敬，他特地在成渝古驿道的龙泉驿停留了一天，才在人日当天前往草堂，并写下脍炙人口的名对“锦水春风公占却，草堂人日我归来”。

颠沛与流浪

郭沫若、沙汀、冰心等

“群星云集”

著名文学家郭沫若，曾多次往返成渝，是成渝古驿道最鲜活的见证者之一。

辛亥革命前夕，他曾“坐滑竿”往返两地，在《沫若文集·初出夔门》记下：“因此就在到了重庆的第二天——八月初四——清早，和五哥同时起身，他往泸州，我和一位同考上军医的姓胡的人由东大路同返成都。当时的东大路是要经过永川、荣昌、隆昌、内江、资中、资阳、简阳等地的。交通工具是原始的鸡公车、肩舆和溜溜马。回到成都要费十天工夫。”

抗战爆发后，重庆成为“陪都”，一时间，巴金、老舍、曹禺、茅盾等进步文人纷纷汇集于此。郭沫若于1938年12月来到重庆，在沙坪坝住了6年半，创作了脍炙人口的戏剧《屈原》《棠棣之花》《虎符》《高渐离》等6部历史剧和大量文学作品，带领着流亡的孩子们组成“孩子剧团”进行街头路演，让当时的抗战宣传高潮迭起。不过有意思的是，乐山出生的郭沫若，和大多数刚到重庆的人一样，不喜欢这里崎岖不平爬坡上坎的山路，不喜欢“雾重庆”半年见不到一次太阳，不喜欢夏天这里像“火热地狱”。但是在离开时，这种不喜欢却变成了一种“留恋”——他留恋坚强勤劳的重庆老百姓，能把一簇山陵铲成了一座相当近代化的都市，他留恋雾中看看四面的江山胜景，他留恋着和天气一样火热的“重庆性格”——反市侩，热诚。这些感触都被写进了他的随笔《重庆值得留恋》中。

1934年，被称为“西南第一路”的成渝马路（后改名叫成渝公路）全线通车，路途中不少关键节点，均取自成渝古驿道“东大路”，此时成渝古驿道的职能慢慢被公路取代。四川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放梳理发现，1944年，沙汀作为地下党员去重庆学习，他在《睢水十年》中详细地介绍了成都西部的农村故事和在重庆工作的部分经历。“那时作家沙汀坐的汽车还是点炭火的老柴油车，来成都要开 3天，路上翻山越岭，车子还随时可能抛锚。”

成渝古驿道的“东小路”，如今经过歌乐山三百梯。当时也汇聚了大量的躲避战乱的文人政要。冰心把歌乐山的清幽住处称作“潜庐”，重庆沙坪坝区第五人民医院院长廖庆渝，从小在歌乐山下长大，对这里感情很深。他听长辈们说，冰心居住在歌乐山时，梁实秋、老舍、臧克家等都曾去拜访过。她收录进语文教材的《小桔灯》，就是以歌乐山的故事为背景创作的。

见证与传承

马识途见证古驿道

当代诗人群接力“新诗路”

成都和重庆这两座城，也是不少文人作家的温柔乡。“我是喝长江水长大的。我是重庆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性格，果敢和承担，都来源于我的家乡……行政区划可以把天空分开，把土地划割，把流水截断，但是文学不会因为行政区划而分开。”居住在成都的文坛巨匠马识途，今年106岁了，也算得上是成渝古驿道一个多世纪的见证者。

上世纪90年代，他曾专程前往重庆，参加重庆市作协的首届换届大会，表达了自己浓浓的川渝情。而像《夜谭十记》《清江壮歌》等马识途经典作品中，不少故事原型都来源于重庆。他在《夜谭十记·沉河记》中幽默地写道：“你们前面摆的都是重庆这种大码头的龙门阵，至少也是县衙门的龙门阵，现在轮到我来摆了，我是个乡巴佬，只能摆一点乡坝头的龙门阵。”

重庆黄桷垭出生的作家三毛，曾把人生最后一段时光交给了成都。虽然三毛去过撒哈拉沙漠，走过“万水千山”，但她回到四川依然能说着巴蜀乡音，走街串巷，与老百姓聊天了解民俗，留下了珍贵的相片。三毛曾描述成都：“这是一个很温暖的城市，成都人相当的温柔，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一种好，比如走在路上迷路啊，吃东西啊，大家都很照顾，不仅仅是对我，对外地人也是如此，不排外。”这种温暖也在琼瑶身上能够找到。出生于成都的台湾作家琼瑶，曾多次回四川探亲，回忆起在成都的童年，总能想起“金灿灿的一片片油菜花田”。

这种见证也逐渐变成一种传承。如今“四川诗群”“重庆诗群”两大诗歌群体在全国也有着重要地位。2016年，作家凸凹所在刊物还推出专题策划“成渝古驿道诗群大展”，盘点了沿线17个区市县129位诗人的作品，流沙河、张新泉、杨牧、傅天琳、李钢、于坚、梁平、蒋蓝等在列。他为成渝古驿道东大路添加了一条生动的注解：“成渝古驿道，中国新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