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地方志全面记述包括党史在内的一方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情况。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深挖蕴含在地方志书中的红色资源，组织办机关及四川年鉴社党员干部撰写“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系列文章，助力全省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今日“方志四川”新媒体矩阵及“四川省情网”推出陶利辉同志撰写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真理的高贵品质——古田会议精神形成过程中革命前辈的人格风范》一文。

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⑥

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真理的高贵品质

——古田会议精神形成过程中革命前辈的人格风范

陶利辉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革命精神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形成于1929年的古田会议精神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精神谱系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其思想建党和政治建军精神内核，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进程中始终闪耀着真理之光，照亮民族复兴的奋进之路。古田会议精神的形成过程，既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中国革命理论的经典之作，也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孜孜以求、探索真理、坚持真理的集中体现，折射出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真理的高贵品质和精神风范。

直面问题，探求真理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被迫将工作重心转到农村开展土地革命，进行武装斗争，农民在党和军队的成分比例占优势，而且越来越多。据1928年党的六大时统计，党员成分中农民占76.6%，工人只占10.9%。到1929年6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时，党员总人数中工人成分比例减少到了7%。如何建设长期处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下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政党和军队，使之成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和人民军队，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红军官兵面前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国际共运史上前所未遇的亟待解答的崭新问题。

时任红四军领导人的毛泽东、朱德、陈毅就此问题产生了激烈的思想碰撞。这些碰撞集中表现在对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众多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有效解决，存在不同见解。

毛泽东主张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民主集中制问题上主张应处理好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朱德从心里也认为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是必要的，在民主集中制方面更侧重民主，在军事方面主张军队首长能有更多自主权。陈毅则认为士兵委员会的作用发挥不好，有时超出士兵委员会的职权范围，有时又不发挥作用，等于空头机关。

在毛泽东、朱德的意见分歧中，陈毅积极做调和工作。当时焦点在于红四军党内要不要设立军委，表面上看是组织机构设置问题，实质上是一场关于党和军队关系问题的争论。由于思想认识未能统一，直接对1929年2月以后红四军的政治工作、军事工作产生了影响。1929年6月22日，在红四军“七大”上，毛泽东被攻击“家长制”作风，作为中央直接指定的前委书记却未能当选（陈毅当选）。9月下旬，红四军“八大”甚至出现“无组织状态的开了3天”。当时迫切需要在建什么样的党和什么样的军队这些问题上作出明确回答。

作为共产党人，毛泽东、朱德、陈毅丝毫没有回避这些问题，没有因为意见纷争和身份变化影响他们对真理追求的执着信念。毛泽东等人从井冈山开始，就对红四军和军中党组织的建设进行了长期艰辛的探索和深入思考，取得了一些成绩。比如，毛泽东曾严历批评红四军28团和29团的本位主义问题。但红四军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并未得到彻底肃清，反而随着形势和环境变化而更加突出。红四军“七大”后，已离开前委书记岗位的毛泽东利用相对空闲的时间，对其他同志所提出的意见包括对“家长制”作风的意见，进行了深入思考；朱德率红军继续开展对敌斗争，在战争中审视军事与政治的关系问题；陈毅则从红军的发展壮大、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出发，非常审慎地应对这次意见纷争，远赴上海就井冈山会师以来红四军的工作情况以及当时红四军领导人的意见分歧作系统的、实事求是的、符合实际的汇报，寻求中央指示和帮助。

实事求是，坚持真理

陈毅历经艰险抵达上海后，没有着力于谋求中央对自己在红四军“七大”上被选为前委书记的认可。而是集中精力用了不到一周时间，接连写了近５万字的5份书面材料，史学界统称为“五万言报告书”。

在“五万言报告书”中，陈毅对红四军的战略战术、组织编制、政治工作、政策策略、斗争艺术都作了准确叙述，如实反映了红四军各方面详情，体现了革命前辈坦诚公正的风格和坚强的党性原则，为中央全面了解红四军的历史经验及存在问题并且得出准确判断、作出正确指示、在决定红四军的前途命运和人民军队的建设这一重大问题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8月下旬，中央政治局掌握陈毅有关红四军工作详细情况后，指派周恩来、李立三、陈毅3人组建专门委员会研判红四军问题，并于9月28日形成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以下简称《指示信》）。《指示信》积极评价红四军，指示前委和全体干部战士支持朱德、毛泽东领导，明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陈毅带着《指示信》和周恩来请“毛泽东复职”指示回红四军后，及时于11月18日在前委会议上作了传达，并派人将《指示信》和请毛泽东回红四军前委负责工作的亲笔信送到毛泽东住所，恳请毛泽东回到前委书记岗位主持工作。在信中，陈毅推心置腹写道：“七大没有开好，我犯了错误。需要公开检讨的话，这个检讨我来做”。信中还特别说明：“中央认为你的领导是正确的，此间四军同志也盼望你回队。希望你见信后，坐担架赶快回来，就任四军前委书记。这是中央的意思，也是我和玉阶以及前委的希冀。”

12月3日，红四军开启为期十天的“新泉整训”，回到红四军任前委书记的毛泽东与陈毅一起全面展开政治整顿，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朱德集中精力组织军事训练，增进部队战斗能力。

12月28日至29日，红四军“九大”在古田举行，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草拟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古田会议决议》）。《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治党治军的纲领性文献，它回答了如何用无产阶级思想建设党和军队，明确了红军性质和任务，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破解了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军队如何打造成无产阶级性质新型人民军队的难题。

在促成《古田会议决议》形成过程中，毛泽东、朱德、陈毅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博大的胸怀和宏阔的视野，体现了共产党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崇高品质。

与时俱进，发展真理

古田会议集中从思想、政治、制度方面解决了建党和建军的一系列原则问题，为中国革命走向成功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其建党建军理论令后世敬仰。

古田会议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巩固了红四军特别是红四军领导层的团结，对中国革命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具有划时代意义。毛泽东、朱德、陈毅在革命实践中的党性锤炼和领导艺术升华，为党员干部提升政治修养树立了典范。以至20多年后的1954年4月2日，在华东局扩大会议上，主持华东局日常工作的谭震林赞誉陈毅对中国革命有“三次贡献”。其中一次，就是1929年陈毅赴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协助中共中央解决红四军内部争议问题。谭震林说：“七次大会到九次大会之间是中国革命很重要的关键……如果没有他到上海把中央的精神带了回去，中国今天究竟怎么样就很难说。”

经历古田会议之前的思想碰撞和意见纷争后，毛泽东、朱德、陈毅3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仅在革命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并且同其他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一起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从最初的意见分歧到古田会议实现建党建军意见的统一，既是中国共产党人勇于实践、勇于探索的过程，也是老一辈革命家坚持真理、与时俱进留给我们的重要精神财富，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古田会议启示

必须坚持政治强党。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政治强党，增强政治意识，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善于把握政治大局，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古田会议决议》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阶级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强调“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确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体现了政治强党的极端重要性。透视古田会议，抓好政治建设，既要系统抓牢党的组织建设，也要科学抓实党员、干部的政治塑造，切实增强党员干部“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全面应对能力不足危险。

高度重视思想建党。100年党史证明，思想建党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基本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的宝贵经验，是经过历史和实践检验的真理。思想和信仰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思想上的统一和信仰的坚定，使我们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引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回顾党的奋斗历程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艰难困苦而不断发展壮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党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在新形势下，我们要深入领会《古田会议决议》中的“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广大革命斗争加于四军的任务，是决然担负不来的”“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等重要论述，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常态化，解决理想信念的“神经中枢”问题；深刻认识思想建党的重要性、迫切性和规律性，直面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峻性和党员思想领域问题的交织性，有效应对精神懈怠危险。

必须强化制度治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要履行好执政兴国的重大历史使命，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实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统筹推进、一体建设。”制度治党是我们党管党治党的一贯做法，贯穿于党的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党的一大就讨论了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机构问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成为党的制度建设的起点。《古田会议决议》强调制度建设问题，通过“编制红军法规”等端正单纯军事认识，从制度、政策方面厘正盲动主义残余，规避入党随意现象，矫正党的组织松懈问题；规范政治生活制度，“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党员“均须出席支部大会及小组会，并做工作报告，不得无故不到”“会议要政治化实际化”等。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四大考验”“四大危险”，不仅需要继续发挥思想建党的强大内动力，更需要制度治党的刚性外制力，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切实做到责任清晰、主体明确，制度管用、行之有效，实现全面从严治党的经常化、常态化和长效化，为我们党担负执政兴国历史重任打下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国共产党简史》编写组编著，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2月版。

2.《古田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分析》，赖文燕、傅柒生，人民网，2014年10月13日。

3.《古田会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访古田会议纪念馆馆长曾汉辉》，陈丽、樊秋实，人民网，2014年12月16日。

4.《陈毅和他的“五万言报告书”》，人民网，2014年11月7日。

5.《毛泽东暂离领导岗位，发生在红四军中的一场争论》，人民网，2009年7月16日。

END

● 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①｜弘扬红船精神 践行使命担当

● 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②｜新四军精神

● 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③｜长征精神

● 【党史学习教育】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④｜弘扬五四精神 彰显时代价值

●【党史学习教育】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⑤｜井冈山精神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陶利辉（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