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 2019年07月09日 07版）

云南大理喜洲村 杨帆摄/光明图片

安徽宏村景色一瞥 本报记者 李晓摄/光明图片

潘鲁生 郭红松绘

萧放 郭红松绘

胡彬彬 郭红松绘

【智库答问·聚焦传统村落系列访谈之一】

编者按

6月21日，国家文物局公布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至此，共有6819个村落被确定为中国传统村落。

在漫长的农耕文明进程中，传统村落成为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载体，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散落在山间水畔，铭刻了文化记忆，也寄托了浓厚乡愁。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内容与路径，为新时代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本版从不同角度聚焦传统村落，邀请专家学者围绕其文化价值、生态保护、经济发展等多个话题进行探讨，回应读者关切。

本期嘉宾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潘鲁生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教授、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副会长 萧放

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胡彬彬

1.传统村落是华夏文明渊源有自的实证

光明智库：作为广大民众世代生活生产的物理空间、心灵家园，传统村落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缘起和发展密不可分，是华夏文明渊源有自的实证。在您看来，传统村落所蕴含的价值包括哪些？

潘鲁生：我们对一个村落的印象，往往始于传统建筑和自然风貌，这些有形的物质载体是最直观的村落历史文化。进一步看，有形的构架包含着相应的人文风情、历史智慧。比如宗祠、戏台等古建筑，包含着开放的精神空间；古驿道、商业街等往往形成传统的轴线，包含着更多生长性的内容。民居建筑具有居住、商贸、交往、祭祀等多重功能，形制特色鲜明丰富。正是传统村落让我们在今天的语境中感受历史，在古今并置的时空界面里体会深层的文化意味。

萧放：传统村落中的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等，呈现出重要的文化价值。物质生活依托于传统村落风土条件，其中饮食文化是最基础、最重要、最具特色的部分。社会生活是当地群众在特定时空中的公共生活，在庙会、仪礼、社会规约等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精神生活包括伦理传统、信仰传统与文艺传统，也是普通村落被确认为传统村落的重要指标，其中村落文艺传统包括口头艺术与表演艺术，它往往结合节庆、祭祀等活动展开，是村落生活文化价值中最具魅力的部分。

胡彬彬：以农耕渔猎为基础的传统村落，因地理环境、人居条件的差别，逐渐形成了不同地域、不同形态的村落文化，蕴含着独特价值。当地群众通过生产生活，创造着有形或无形的文化形态，从浅表化的物象到深层次的文化符号，无不体现着个体、家庭、宗族甚至国家和民族的全部文化内涵。可以说，传统村落不但容纳人们安身立命，也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中国传统人文理想最基本的文化依托。经过数千年的传承与创新，传统村落秉承着聚族群居和血缘延续的特质，赓续了悠长久远的历史文明，也孕育了伟大高尚的民族精神。

2.“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乡村文明的载体”

光明智库：在传统村落保护的过程中，坚持“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的理念，对今天有何现实意义？

萧放：传统村落是农耕聚落的典型形态，是铺陈在中华大地上的农耕文明图典。传统村落所承载的乡土文明厚重而丰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传统村落是调节精神生活与唤起情感记忆的家园。随着城市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展现出强烈的怀乡情结。传统村落形态之美、个体与土地之间的亲近，都成为城市居民向往的生活状态。由此，传统村落作为乡土旅游目的地，越来越发挥着调节社会情绪的功能，走进传统村落，成为离家别亲之人释放与缓解乡愁时自然而然的选择。

潘鲁生：通过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可以让当地老百姓得到实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比如人居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参与一些力所能及的村落保护工作并获取相应的酬劳等。村落文化中孕育着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价值体系，与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念相契合，潜移默化间筑牢了文化自信的基石，为复兴乡村生活艺术，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开辟了有效路径。

胡彬彬：四大文明古国，为何只有中国的文明延续至今？关键的一点就是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就有着良好的传承性。作为传统文化活态传承的载体，传统村落功不可没。“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乡村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传统村落承载着鲜活的历史文化信息，是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见证者、亲历者。

保护传统村落，有利于保存千年以来的田园风景及其人文内涵。当下，传统村落旅游业的发展方兴未艾，这道亮丽风景正好回应了人们陶冶情操、赏景观光的诉求。除此之外，传统村落文化中的许多价值观念，在今日农村中仍发挥着维系秩序、协调管理的导向功能。在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传统村落保护的现实意义尤其突出。

3.整体性、活态化保护仍需加强

光明智库：有人说传统村落的保护可谓“春光正明媚”。当下保护现状如何，是否存在一些不足与问题？

胡彬彬：要说成效的话，我们可以从两组数据中看出来。第一是国家分五批把近7000个村落纳入了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并且已经形成了从国家到省、市、县四级联动保护体系。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第二组数据来自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自2008年开始，中心团队连续四次对我国传统村落分布相对集中的长江黄河流域、西南地区207个县，进行大规模的跟踪式田野调查，发现传统村落在2004年至2010年间每年递减7.3％，而在2017年下降到了1.4％。可见，这些年的保护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具体来说，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通过传统村落这一载体有了鲜活的呈现；传统民居建筑得到了最广泛最有效的保护；传统村落的内在文化资源，正在向“文化资本”和“文化红利”转化。

不过，我们也必须正视一些不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缺少对传统村落的整体性保护。我们通过调研发现，各地的传统村落保护规划方案中，大都侧重于对传统村落建筑原有样式的保护，而对与传统村落休戚与共的山林、水系等自然生态环境，对道路、交通等设施，尤其是当地群众世代传承的风俗习惯、精神信仰等活态文化的保护，普遍缺乏足够的重视和有效的措施。

萧放：传统村落形态的审美价值与传统村落生活的文化传承价值，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可，是近年来保护工作取得的成绩。

传统村落形态的审美价值，主要是指村落环境、结构、布局与村落房屋造型、装饰等方面的价值内涵。传统村落建筑的雕刻、绘画等，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使得传统村落成为一座座珍贵的民间艺术博物馆，给生活其间的居民与慕名而来的参观者带来强烈的艺术感染。

传统村落生活的文化传承价值，是传统村落的主体与灵魂所在。正是因为有人的日常生活，传统村落才没有变成空洞的建筑。今后对于这方面的保护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潘鲁生：这些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传统村落保护，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传统村落保护的制度建设不断加强，基础设施等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改善，一批有重要保护价值的濒危文化遗产得到了抢救。普遍达成了传统村落保护的社会共识，增强了保护的自觉意识，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传统村落快速消失的势头。当然，目前还要进一步做好防火、抗震、排水、垃圾处理等方面的工作。

4.以人为本，因地制宜，在保护中促发展

光明智库：传统村落是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空间，包含了建筑、山林、水系等要素，紧密相连形成一个整体。如何以整体性为追求，更好地开展保护工作？

潘鲁生：从根本上说，传统村落的保护必须突出文化诉求，更加重视文化生态和文化资源保护，进一步发挥村民的主体作用，变静态保护为动态传承。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实施“一村一规划”“一村一方案”。传统村落往往有成百上千年历史，留存到今天非常不容易，它的建筑布局、生态依存、文化肌理等，都有自己的历史形成过程和鲜明特色，必须在全面梳理、深度认识、尊重认同的基础上开展保护，不能急功近利。

胡彬彬：要创新传统村落保护思路，将物质与非物质文化、自然生态环境、物种资源等有机结合起来，真正实现多部门齐心协力、齐抓共管的新格局。文化、环保、农业等部门要深度介入传统村落的保护工作之中，让“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好愿景成为现实。财政部门应积极探索资金投入与管理机制，拓宽保护资金的来源渠道，鼓励社会资本有序有度、有用有效地进入，走出一条符合传统村落实际状况的整体保护路子来。

当地群众是传统村落文化的创造者、拥有者，更是文化的传承者、保护者，应该视为整体性保护的重要一环，要让当地群众感受到，他们是文化的主人。尊重他们，就是尊重文化；保护他们，就是保护文化。只有这样，他们才会积极投身到整体保护与管理中来，成为传统村落保护最为重要的有生力量。

萧放：今后应将以下三方面内容纳入保护范畴：

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安徽、浙江、湖南等地一些传统村落的环境选择、布局安排，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文明理念，值得借鉴。

尊重社会文明传统。当地群众在长期共同居住中，形成了村落特有的社会传统。社会乡贤与民间自治组织的自我服务与自我管理方式，村落社会邻里互助的社会交往传统，村落岁时节庆的社会生活传统等，对基层社会治理与乡风文明建设具有启发意义。

弘扬精神文明传统。传统村落是一个共同体，人们通过节会风俗等方式，促进了村落成员的有序结合与精神聚合，从而在耕读传家、世代聚居的生活格局中，营造出村落共同体的精神气象。

学术支持：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

项目团队：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晓、王斯敏、成亚倩 通讯员 焦德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