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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5-15 15:34:13

第二轮修志的理论与实践——谈《成都市志》续修工作

作者:张华 发布时间:2011-07-20 08:28:20 浏览次数: 【字体:

马开钦  黄友良

 

    第二轮新方志的编纂,正遇上中国社会全方位大变迁的历史时期,其社会变化之大之快,是历史上从没有过的。这种客观实际,要求市志续修必须以敏锐的洞察力,活跃的思维,开放的视野和变革与创新的态度去建立切合地方实际的叙事体系,去建立一套为本级地方量身定做的操作方案。建立这个体系不能再仅限于中国传统方志文化的固有范围,需要有兼收并蓄自然和社会科学文化的成果,求得自身的发展性蜕变。

    一、关于篇目设计工作

    (一)对城市(地区)的宏观性认识是做好篇目设计的第一步

    城市是一个极为特殊的聚落形态,是地理、历史、经济、社会、政治、生态、文化等多种要素构成的复杂的综合体。城市系统是横跨了多个领域、多门学科的。领域包括自然环境体系、市政(政治)体系、经济体系、城市基础设施体系、公共服务与社会事业体系、普通市民生活体系等,学科则包括城市历史学、城市地理学、城市经济学、城市管理学、城市社会学、城市生态环境学、城市人口学等。对城市的认识、研究和记录应该是从多个领域、多个学科角度加以全面关注,形成对城市体系的综合认识和充分理解。每一个城市都有其独特的个性和气质,是区别不同城市的标识。对城市个性的认识需要长期性、系统性和综合性的研究才能认识和感悟。

    (二)准确认识所在地区的特色是做好篇目设计的关键

    一部成功的地方志应该能够从体例、资料、记述方式上清晰地感受到这种个性和特质,最终将其适当地纳入地方志特有的体例之中,形成一个全新的、独特的、其它载体无法完成的记述方式。编纂新的地方志、尤其是当代城市志的编纂者应该有这种意识和胸襟。城市志编纂的特色要从自身的历史文化、地域特征、发展道路等方面去探索认识,并形成自己的独特之处。就这个角度而言,每一部成功的城市志的面貌都应该是独特的,没有一种固定的模式可以照搬。

    (三)当代城市志是区域性研究的成果汇集

    当代城市志编纂更应当理解为“城市区域研究”。是一个具有地域性、交叉性、专门性、应用性特征,以记录、保存区域性历史与文化状况的一种独特研究领域和方式。这种理解已经超越了传统地方志仅仅是历史或地理专书的狭隘理解,而成为深入当代城市政治经济社会具体领域,对其具体的细节的研究和记录。当代城市志与其它学科、载体的主要区别在于其连续性、综合性、实录性、资料性。编纂当代城市志应该综合运用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管理科学与技术,特别是城市地理学、城市政治学、城市经济学、城市规划学、城市社会学等不同学科理论和方法,从整体上研究、记录城市人文特色、经济特色、城市管理的独特方式。更要借重于历史、地理、经济、社会、政治、生态、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研究来揭示城市的特质。

    (四)认真关注当代中国和地方的历史是编修地方志和设计篇目的基本功

    关注和研究当代区域(城市)历史的发展和进程的特征是编纂地方志的必修课。要编纂出一代精品志书,必须要对当代中国的发展历程有清晰而冷静的认识和思考。作为当代地方“史官”,地方志工作者应该努力学习当代中国史学。

    在第二轮地方志编纂中关注和研究当代中国史,需要有适当的观察点和恰当使用透视法。观察历史需要有一段时空距离,志书断限期的下限点是可以选择的回溯性透视观察历史的基点之一。回溯观察既往历史的发展状况,可以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认真关注、学习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重要著述和理论观点,正确把握当代历史进程和脉络。这将有助于准确、清晰地认识、把握本地历史与社会发展进程和脉络,并将其恰当地纳入地方志的记述体系中。这是编纂出良志信史的必要前提和基础,是当代修志的基本功。

    二、关于篇目设计的标准选择及其运用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各地地方志工作机构都在研究新编地方志的分类问题,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尚未形成一个相对统一、得到各方大致认可、具有较好可操作性的标准。各地区在对地方志分类标准的定义和使用的界定差异很大,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地方发展状况的认识和地区间的比较,而且造成地方志编纂标准的随意性,严重影响了地方志编纂的质量和社会形象。

    地方志是一种从区域性自然、社会状况层面全面记述地方状况的特殊载体,地方志记载的内容既要考虑中国的基本国情、国家政治和管理体制、经济发展模式的共通性特征,又要考虑地区的特殊性。这就要求地方志编纂工作既要积极借鉴各学科的先进经验,尽量使用通用规则;又要立足本地的实际,兼顾社会发展现实和惯例,准确反映当地社会发展的面貌。第二轮修志尤其应该从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观点出发,明确编纂思路。地方志的篇目设计应该平衡地考虑自然(区域性位置)、政府(政治)、企业(经济)、社会(广义的)之间的平衡,恰当地安排卷、类的排列和层次,达到准确体现和还原区域性社会历史与现状的目的。

    我们必须从国家、地方的实际出发,把自然、社会各学科标准、市场主体制定标准和国家行政部门指定标准有机结合起来,“择其善者而从之”,合理地、正确地与地方志特有的体例融合,最终达到“为我所用”目的。

    第二轮地方志编纂需要建立一套为修志量身订做的分类标准,为地方志编纂提供相对统一的分类规范,依此设计出科学、规范的结构框架,实现统一性和特殊性的较好结合,即普遍标准与地方特色的合一。这样一套标准,有利于建立当代地方志独特的标识性,使其能独立于人文学科之林;也有利于识别本地区与他地区地方志的差异性,体现地方特色。

    建立分类标准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需要界定区域社会各个系统如何分布的概念,能够更加准确地概括和反映区域现状;二是需要确定区域社会各系统特有的外延、内涵的范围及定义;将因时代变迁形成的新兴的组织、活动、生产等各类活动都包括了进来。三是需要规范系统内部的分类层次结构,为资料的正确归集和编纂提供依据。

    成都市在第二轮修志工作中做了一系列深入、系统的研究和尝试,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

    1.选择已有的国家标准,建立按事物的本质属性划分的表述体系,打破按部门管辖范围立志的旧例,实现地方志的规范分类,与国际、国家标准接轨。在地方志编纂工作中使用国家标准,可以有效地避免志书分类框架不规范、立题随意性大、“因义剪裁、因义生文”等弊习,有利于实现志书信息的规范化检索和利用,还有利于实现志书的电子数据化管理。

    在地方志编纂中使用行业分类标准,有利于改变按以往按部门立志的痼疾。行业分类是按经济活动的同质性划分的。不管单位属于哪一个行业,只要是经济活动的性质相同,都应该打破部门管理的界限、法人分类的界限,按属性归为一类。因为法人单位可能从事多种活动,它可能既生产、又零售还提供服务,按照法人单位划分,会造成分类体系、叙事体系的混乱、重复和遗漏。

    在地方志编纂工作中使用国家标准,可以有效地避免志书分类框架不规范、立题随意性大、“因义剪裁、因义生文”等弊习,有利于实现志书信息的规范化检索和利用,还有利于实现志书的电子数据化管理。这是地方志编纂的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革命。

    我们在对经济行业的分类标准选择上使用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这个分类分为门类、大类、中类和小类四个层次,是国民经济核算的一个重要的国家标准,是经济系统分类中最重要的、基础性的分类指标,已成为世界各国交流和对比统计数据的工具。《国民经济行业分类》遵循国际通行的行业划分原则,即采用经济活动的同质性原则划分国民经济行业,每一个行业类别都按照同一种经济活动的性质划分,而不是依据编制或部门划分,因此打破了部门管理的界限。《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也采用了联合国制定并向各国政府推荐的、用于进行统计数据国际间比较的国际标准产业分类,建立了与之相同的分类体系,所有行业小类都建立了对应关系,并可以通过计算机软件直接转换为国际通行标准。

    2.选择恰当的行业(学科)标准,建立适合地方志的分类体系。

    成都市从2004年开始启动第二轮地方志编纂工作,对地方志分类标准的探索随之展开。经过历时两年多的工作,对我国地方管理体制、统计制度和会计制度、党的十六大文件中的有关论述、国家和国际组织产业统计的有关资料(包括定义、范围、分类、统计调查方式和有关数据等)进行了研究,参考了国内各方的研究成果,初步建立了一套适合区域性特大城市志编纂的分类标准,并根据这一标准设计出了志书篇目,经多次听取意见,并充分考虑了该分类标准与部门修志工作的有机衔接、可能产生的影响、资料收集、使用上的可行性,经过反复修改,最终形成了现在的《成都市志1990~2005)》总纂篇目。

    横分架构

    按照传统志书的编纂体例设计,设计志书的一级分类(卷),横向展开,涵盖区域自然和社会各个部分。

    第一类:卷首、卷尾

    第二类:政区、人口和自然地理环境

    第三类:政治系统

    第四类:城市建设系统

    第五类:经济系统

    第六类:文化系统

    第七类:社会公共事业系统

    第八类:居民生活系统

    第九类:地方人物系统

    纵向架构

    每一系统纵向划分为五层。第一层为“卷”,是志书记事系统的第一次识别标识。类似索引系统的第一层,起到标签指引作用。也可以视为是一种“编筐”式思维:把属性相同的东西放在一起,不至于相互混淆;第二层为该系统内的最主要的概念级分类,用于识别卷下的一级行业,我们将其命名为“大类”;第三层在第二层的逻辑范围内展开,将大类分为若干个“类”,体现出应该归属到该类的相关子系统的基本标识;第四层对每个类再进一步细分,分为若干个“分类”,主要体现与“类”的链接及上下层的逻辑关系;第五层为“条目”,是具体事类的识别层次,全部为某一行业下的、具有相同(相关)属性的活动、事类的具体描述,为全志的基础性记述单位,属于不可再分的层次。

    这种横向分类与纵向分类构成一个完整的叙事体系,上下左右均有严密的逻辑关联,可以保证对社会系统的均衡表述、行业属性分类的合理完整、叙事结构层次的清晰,具体事项的准确描述,可较好地实现地方志体例所要求的“横排纵述”、“横不缺要项,纵不断主线”、“事以类聚”等基本原则。由于分类层次的规范性和可识别性,各个类别均具有很强的排他性,较好地解决了交叉重复问题,十分有利于资料的归集和利用,因而具有良好的可操作性。

    全志分为卷首、地理、政治、经济、城市建设、文化、社会事业、民生、人物、卷尾十卷,各卷的记述范围和记述重点分工如下:

    1.地理卷的分类的依据来自地理学科的标准。地理学科可以分为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区域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四个子学科。地理卷的综述部分使用的是区域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标准;自然环境部分使用的是自然地理学标准;人文环境部分使用的是人文地理学标准。

    地理卷分七大类,即:综述、政区、自然地理、人口、自然资源、生态与环境、自然灾害。重点放在断限期内变化较大的政区、人口、生态环境等类别。

    2.政治卷的分类的依据来自《宪法》和《国家机关组织法》。并使用了政治学分类标准。当代中国的地方政治体系可以分为主体系统和辅助系统两大类,执政党、权力机构、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构成地方政治主体系统;政协、民主党派、群众团体等构成地方政治辅助系统。机构排列顺序和职能归类是使用分类的要点。分类按执政党、最高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体制、地方司法体制的顺序展开,地方政治体制各个部分的组成、运行程序、工作构成第二层分类,决策与施政的集中安排为一个分类,政府的行政职能全部集中在这个分类中,其他各卷均不再安排记述单元。

    《政治卷》按照地方政治体制和机构、重大决策与发展战略、地方政务与施政、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地方司法与地方军事五大板块分类设目;

    地方政治体制和机构部分集中记述国家规定的地方政治体制制度设计下的各个机构的产生、工作机制、职能情况;

    重大决策与发展战略部分集中记述市委、市政府做出的改革开放、地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战略;

    地方政务与施政部分集中记述行政机关的政务工作情况;

    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部分集中记述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党务工作、中共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在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下的工作情况;

    地方司法与地方军事部分集中记述地方司法体制运作情况、地方军事体制运作情况。

    3.经济卷的分类的依据主要参考了国民经济各产业分类体系标准。经济行业部分主要是参考国民经济分类体系中的三次产业的分类标准。按照政企分开原则,选择了具有经营和产出活动的行业而建立起的标准,政府管理机构和职能未进入该卷。分类按一、二、三产业建立和排列。

    全卷按照“先总后分”原则,分为两大部分:一是经济总况,二是产业经济。“经济总况”从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方式的角度,以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式,从宏观上记述成都市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过程和成果,记述成都市从计划经济转向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和结果。“综述”、“经济总况”根据成都16年来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的主要做法,参考中央和省、市相关文件,当代经济学理论,建立叙事架构“产业经济”从微观角度,使用基础资料,全面记述三次产业各行各业的发展与现状,以定量记述为主。“产业经济”按照突出记述优势产业特点的原则,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等国家标准,建立叙事架构,设计篇目。主要是参考国民经济分类体系中的三次产业的分类标准。按照政企分开原则,选择了具有经营和产出活动的行业而建立起的标准,政府管理机构和职能未进入该卷。分类按一、二、三产业建立和排列。全卷分16大类,即:综述、经济总况、工业发展区、制造业、电力燃料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与仓储业、邮政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与软件业、贸易服务业、商务服务业、旅游业、住宿餐饮服务业、金融业、居民生活服务业、农业。

    4.城市建设卷的分类主要是参考了国际通用的关于城市化水平测评标准建立的,分类的重点在城市规划、城市运行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以历史和现代城市建筑为主要代表的城市风貌等。鉴于断限期内城市化进程的迅速发展,专设了城市建设重大工程分类。

    城市建设卷合纂条目设置的指导思想有三条:一是全面反映成都市1990—2005年期间城市建设的成就,城市面貌的变化;二是以大成都的视野反映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整体情况;三是反映成都市“三中心、两枢纽”的特色。

    城市建设分综述、城市规划、城区建设、城市建筑、交通设施、水务设施、电信设施、园林景区、名城保护、交通建设、城市美化、能源设施11大类。

    5.在文化、社会事业卷中突出了对公共事业资源的分类。公共事业、特别是文化公共品的基础部分是重要的资源,政府提供的公共品服务,可有效地消除贫困、减少犯罪,已是全球性共识。此为总纂篇目的一个重点设计;针对上届志书普遍忽视地方特色文化记述的弊端,总纂篇目对地方文化部分做升格处理,集中展现最具魅力的地方文化现象。

    文化卷设计的主要思路是有重点地突出地方文化特色。增设了都市大众文化和艺文,重点记述都市文化的特征和时尚;注意了文化事业在新时期发展的重要变化,对文化产业给予了高度关注和重视。

    文化卷篇目主体框架由综述、文化遗产、历史文化遗存、都市大众文化、艺文、文化事业和传媒事业等七部分构成。

    6.社会事业卷的分类主要是参考了国际通用的文化公共品供应标准和市政学关于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划分标准建立的。一级分类包括了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社会保障、民政等事业。在这个分类中,注意了把政府行政职能与政府使用公共财政资金建设的社会公共服务事业的分设,体现“政事分开”的原则。

    (1)记载主要由政府向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包括三大要素:公共服务的内容、行使公共服务的载体、公共服务的成效。至于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主管部门及其对社会公共服务的管理,不进入社会事业卷。

    (2)政府向社会提供的防灾救灾方面的公共服务,主要限于自然因素引起的灾害。

    全卷共设一级类目10个综述、基础性服务事业、教育事业、科学技术事业、卫生事业、就业和社会保障事业、社会救助与优抚事业、公共慈善与福利事业、体育事业、城乡社区服务事业。

    7.《民生卷》按照“先总后分”原则设计体例构架。“综述”、“市民”为“总”的部分,依照和参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制订的评价社会发展的指标体系——人类发展指标(HDI)制定;“生活单位、生活质量、生活时尚与习俗”为“分”的部分,在分类原则上借鉴和引入了社会学的学科标准,分类以家庭为基本生活单位,横向展开,按生活单位、生活水平、生活方式、生活格调、生活习俗建立记事系统,从市民生活的物质、精神方面全面记述当代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全卷分五大类,即:综述、市民、生活单位、生活质量、生活时尚与习俗。

    三、关于续修编纂思路和记述重点

    (一)实现了从按部门立志到按市域、城市系统立志的转变

    2004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披沥五十载,丹心入青史——中国新编地方志纪实》一文,在肯定首轮修志工作及成果的同时,也客观中肯地提出普遍存在的诸多问题,其中之一是:“目前志书的编纂还存在着,因义剪裁、因义生文,的情况,具体表现在以记工作、存史为目的的编纂宗旨,政府各部门的篇目设置和记述是从记述部门工作出发,未能从国家管理的角度立目和记述”。这深刻地涉及到了首轮修志的一个普遍存在问题和现象,同时也提出了续修地方志如何在体例框架和记事体系上有效避免部门化倾向这一话题。

    成都市在第二轮修志工作启动之初就提出,需要重新认识城市志的体例框架与城市体系的关系问题。地方志编纂要做到从国家管理的角度、社会系统、城市系统角度立目和记事,首先应该正确使用行业分类的国家标准,按事物的本质属性划分体系,打破按部门管辖范围立目记事的修志旧例,实现规范分类,从而实现从编纂部门志到编纂系统志的转变。

    《成都市志》在篇目设计中全面使用了这个概念。

    成都市既是四川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交通通讯柩纽,又是一个有着一万多平方公里,一千多万余人口,下辖19个区(市)县的行政区域。修志涉及省、市和区(市)县三级。处理好三种志书之间的记述重点十分重要。我们的处理原则是:一、详记市属政区事项。凡成都行政区属内的政治活动以市委市政府为政治主体,重点记述对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中共四川省委和省人民政府重大决策的贯彻执行和自身所作的重大决策和重要施政;经济事物则以二产业、三产业的迅速和曲折发展,农业适应城市发展进程的基本状况予以客观记述;文化领域则要把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繁荣的现代文化予以真实地记述。总之,凡是市属内的事物要象“盘家底”那样搞清楚,写明白。力求每个条目的数据均涵盖全市。典型事件,重要人物的记述也要面向市域。二、详记省会城市在政治、经济、文化、交通、通信、金融、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等方面的辐射功能。三、略记省级政治法制主体,不记其下属机构。四、成都市是省会城市,政区内驻有大军区、省军区、武装部等军事机构和三军驻军,涉及到三级以上的隶属关系。市志略记市域内的军事组织和存在,重点记述地方对国防建设的支持。五、略记所属区市县的有关情况。

    按行政部门立目,是“盲人摸象”式的逻辑思维,缺乏宏观的视野和整体驾驭能力,表现为“眼睛向下看”。只考虑了地方党政部门的一般设置状况和管理权限,只作到了表面上的横分门类,顾此失彼,破环了地方志事以类从的体例原则,人为割裂了相关体系的完整性。同时,由于地方党政部门行政职能的交叉重叠,设置状况的不确定性等体制性因素,按部门立志,在记述方式上会造成人为的交叉重复和大量的漏项。

    《成都市志》在经济卷首次按照三次产业的分类标准概念,按照政企分开原则,选择具有经营和产出活动的行业和单位,搭建起全市经济行业总体框架,政府管理经济工作的机构和职能则全部安排在政治卷,彻底打破了按行政机构设置立目的旧弊,实现了按系统、行业属性立目的要求。卷下的一级类目按总况、二、三、一产业的序列分设,着重记述企业、行业的经营、运行情况,突出地方有特色的行业和产业;按照国际通行和国家制定的分类标准,划分出了文化产业并归入了经济卷,保证了经济产业在属性上的完整和统一。

    与此同时,在严格选择使用行业分类标准的前提下,高度重视突出地方特色、城市特色的问题。经济卷设立经济总况分类,体现地区经济实力的综合状况;在农业、工业中突出设置优势产业分类,显示地区经济特色;根据成都市的服务业产值已接近或超过第二产业,是最具经济活力和吸收劳动力最多的行业这一特点,参考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集中并全面设置服务业分类,显示地区经济发展最为迅猛的部分。城市建设卷着重记述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有关的重大工程、城市建筑等公共服务设施方面的内容;文化、社会事业卷着重记述公共服务事业方面的内容,划出具有经营性、产出性活动的文化产业,归入经济卷记述;市民生活卷从具体的市民社会和个体为记述对象,以社会学学科方法,以实地调查和个案材料,客观记述成都市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状况。

    (二)实现了从以行政部门工作为记述重点到以国家管理为记述重点的转变

    第一轮编修的三级志书,基本上全部是按行政部门设置状况谋篇布局,记述的重点是以行政部门工作为核心展开,如农业志实际是农业局志,文化志实际就是文化局、广播电视局志,应该记述的社会行业、社会系统的要素大量缺漏,于是就有了“青年志中无青年,妇女志中无妇女”的严重偏差现象。

    地方志编纂需要有对当代社会发展变化趋势、表现形式、内涵意义的清晰认识和理解,使用科学合理的标准体系,将这种变化恰当地纳入地方志体例中,准确地记述下来。续修地方志应该正确地表现出当代中国社会的这种巨大的变化,篇目设计应认真关注、学习、研究、理解当代史的重大问题,平衡地摆布自然、政治、经济、社会系统,理清区域发展与政府、企业、社会三者的职能和关系,处理好以类系事、纵横排列有序的编纂原则。在此基础上,突出记述地方独有、特有的事项。

    续修《成都市志》总纂篇目对地方政治的分类主要参考了《宪法》和《国家机关组织法》,并使用了政治学分类标准。突出了国家政治体系在地方的设置状况。按当代中国的地方政治体系,将政治系统分为主体系统和辅助系统两大类,执政党、权力机构、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构成地方政治主体系统;政协、民主党派、群众团体等构成地方政治辅助系统,机构排列顺序和职能归类均使用规范的分类标准。执政党、最高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地方司法机关、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机构、人民团体和社会团体机构作为第一层次分类,构成地方政治体制体系架构,其体系中各个子系统的组成、运行程序、工作构成第二层次分类。在体例架构上避免了“儿子老子不分”的弊端;相对于首轮修志普遍存在的、把记事重点放在部门内部工作、“见木不见林”的偏颇,《成都市志》对政制卷的叙事重心定位于“代党政立言”,凸现其领导地位和作用。根据1990年代以来国家、地方改革开放的实际,重点写政治体系的运作、党委、政府的核心决策作用、重大决策与施政、改革与服务。其中一个重要的、开创性的设计,就是将首轮修志普遍分散于各卷记述的党委决策与政府施政方面的板块集中设置,按现代政府宏观经济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事务管理四大职能,安排设计类目和条目,清晰的表述施政的过程和成果,以体现地方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地方政府的行政行为。

    这样设置,有效的解决了对地方政治体系的人为肢解和随意解构的弊端(这是首轮修志常见的现象),避免了立意的随意性,且有助于读者理解地方政治体系的构成和运作模式。

    (三)实现了从以记政事为主到以人为本的转变

    首轮修志在体例框架方面普遍有浓厚的计划体制特色,在叙事原则、方式、重点等方面也普遍表现出1950年代以后的官方史学叙事的话语特征:即立目是以管人、管事、管社会的单个“单位”为导向的;叙事以政事为主,以“不突出个人”为主导的,普遍忽略体制下的个体的存在和作用,表现出浓厚的“只见机构不见行业”、“只见政事不见人”特征。

    十六届六中全会将“社会建设”摆在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一样重要的位置,并且提出“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强调社会建设的全民参与、全民共享和服务性。这标识一场新的改革已经开始。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道路,“社会建设”的首次着重提出,或可视为中国政府职能回归的标志性事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建设一个规范化服务型政府日益成为人们的共识。一个好的政府只是负责提供公共产品,担任社会“裁判者”和“服务者”的角色。与此同时,政府权力与经济活动之间应该有明确的边界,政府应该最大限度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全会公报中对新时期政府职能有了清晰的表述:宏观经济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事务管理。同时提出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强调了政府对社会的公共服务职能。这些都是中国十余年改革经验的归纳和理性总结,对第二轮修志有标识性指引作用。新编地方志的叙事架构必须要能够表现出这种深刻的变化趋势和具体表现。对此,续修《成都市志》做出了明确大胆的改革性设计。

    从规范政府服务、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的思路出发,将政府向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事业从政治卷中分离出来,集中设计了“社会事业卷”,将涉及社会基础性服务的环境保护、气象服务、人口与计划生育服务、社会和劳动保障服务、民政服务、城乡社区服务等事关百姓民生的公共服务事业升格设计为一级分类;从以人为本求发展的思路出发,为广大市民立志,参考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学科标准,专门设计了记述普通市民生活状况的“民生卷”,定位于记述民生状况。设计思路上表现为不仅仅记述市民的物质生活状况,尤其重视记述市民的精神生活层面的各个方面,如生活情趣、爱好、价值取向等。既是对首轮修志思路的重大革新,也是二轮修志思路上的重大创新。

    《成都市志》的上述设计,以人本思想、均衡发展的思路建立方志的新体例,是对传统方式的突破,也是为国立志、为党政立志的必然呼应,体现出浓厚的时代特征。

    四、关于《成都市志》续修工作的组织

    首轮修志,全国绝大多数地区都采取依托党政部门、企事业单位完成修志全过程,采用分编分纂模式。体例上是按部门设置分篇立目,编纂成果是丛书式、集成型。这种编纂模式适应计划体制下的社会结构和运作机制,具有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有痕迹。这种模式同时又有十分明显的弊端,主要表现为:编纂周期过长,完成一部志书普遍需要十年以上,工作效率低下;体例结构严重不合理,部门痕迹明显;志书篇幅过大,资料杂冗,缺乏有效性。

    二轮修志如何提高工作效率?如何恰当合理地设计志书篇目?如何提高志书编纂质量?是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成都市的二轮修志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新思路、新方法,开创了工作的崭新局面。

    成都市在第二轮修志工作启动前,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多次专门听取专项汇报,共同研究如何开展第二轮修志工作,并提出了一定要编修精品志书的目标要求,制定了“分步实施、统编统纂、专家成志”的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案。中共成都市委常委会首次将第二轮地方志编修工作方案列为重要议题。在市委常委会做出决定之后,市委、市政府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全面开展我市第二届地方志编纂工作的通知》。葛红林市长亲任市志编委会主任委员,并于2004年7月28日召开全市地方志工作会议,正式启动第二轮修志工作,对两级政府提出了明确的支持保障要求。地方志工作纳入了《成都市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市志编修工作首次列入政府工作安排并纳入了年度奋斗目标管理和督查范围,市政府目督办配合修志工作开展了专项目标督促检查;全市两级编纂委员会均由政府主要负责人担任主任委员,政府分管负责人担任副主任委员,形成了“全市一盘棋”的领导管理格局;全市两级修志工作所需经费列入了本级财政预算(市级明确了875万元的专项修志经费),修志所需人财物等条件得到有力保障,统编统纂的修志工作思路得以顺利推进。

    成都市将首轮分编分纂的丛书式编修方式改为统编统纂的“分卷条目体”编纂方式,采用分阶段推进工作的模式。

    统纂统编的编修方式必走金字塔型的编纂路线。地方志工作机构在编纂过程中始终处于塔尖,人员结构和数量均不能满足采编需要,市志工作必须依靠部门来完成初稿,这就在业务上必然会存在地域志与部门志的矛盾。这种矛盾主要表现在市志总编室力图站在大成都的视角以系统的观点看待史事,而部门修志人员却往往只能从部门角度去往下看问题。只有找到克服这对矛盾的方法,实现在史事认知上的上下同一,才有可能实现真正意义的市域志。为此,我们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反复研讨修订篇目,邀请市志断限期内历任市委书记、市长为修志人员作成都发展史的报告,面向全国寻找专家莅蓉讲学,邀请各方面的专家论证篇目,把篇目拟订过程当成市域志编纂的认识统一过程;精选各行业富有专业和修志经验的总纂人员,组成总纂班子,在各部门提供的初撰志稿的基础上进行分卷合纂,最终总纂成志。

    根据这种思路,前期工作主要由党政事业机构承担,提供基础材料和初稿,逐步过渡;后期工作以志办(总编室)为主,组建专家工作班子,各单位配合工作。这种工作模式,缩短了工作时间,实现了工作进度可控,降低了修志成本,还集合、利用了全市各行业的优质人才资源,提高了工作效率和质量,大大提高了修成精品市志的可能。

    设立市志总编室、专家咨询委员会、审查验收委员会,编、咨、审三线并存,各司其责、相互促进,既实现了编、审分离,又引入了专家协助;实施了课题化修志的新机制,将基础性的修志任务列为课题,以政府购买的方式公开发布,吸引专家投标参与;在每个工作关键环节,如篇目设置、资料收集、长编编写、志稿初撰,都实行先评稿后定稿的制度,多次提交专家论证并向全社会征求意见,以保证市志的系统性和权威性。目前成都市地方志专家咨询委员会已囊括了全市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及国内省内的修志专家,而且还在不断充实之中。专家在志书编修各个环节中的重要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我们邀请国内省内方志界名家,召开十多次篇目论证会,收集、吸纳意见数百条,使篇目日臻完善;在续志的各个阶段邀请国内省内修志名专家编写教材举办讲座,进行手把手的讲解点评,自编业务手册,培训全市修志人员达三千余人次。

    在拟定“资料整理和初撰大纲”时,动员市级各部门200多名主编参与拟定长达一千多页的数千个条目的内容要素,作为修志目标任务的附件下发给各承修单位,保证了整个修志工作有明确的指导性,提高了工作效率。

    成都市的统编统纂工作模式实施两年多来,体现出了极强优势。

    1.工作启动迅速,流程清晰,时间缩短,进度可控。我们用三年时间,完成了第二轮市志编修的前期一系列工作。从工作量上看,截止到2006年12月底,市级各承修部门已经累积资料达10亿字;完成资料长编达6千万字;初撰志稿达5千万字。其中不乏良志精品。从效率上看,本轮修志用三年时间完成的工作量大致可以对应第一轮修志约5~8年才能完成的工作量,大大缩短了修志周期,节约了工作经费。其效率、进度、资料的翔实、丰富程度,是成都有史以来没有的。

    2.工作分阶段实施,缩短了完成目标的过程,便于实现对工作进程的精确预期管理,能有效实现各阶段工作目标;针对不同工作任务、工作对象设计的工作目标,明确了工作的指向性,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且能扬长避短,优势互补。让承修部门只提供资料长编和初稿,承担阶段性修志任务,而不是像首轮修志那样承担全部任务,既可以充分发挥其熟悉基层情况、搜资方便的工作优势,且避开了基层修志人才短缺、需反复进行业务培训、难以纂出良志等短处,更加快了工作进度;让各行业熟悉情况的专家学者组成统编统纂阶段的主体力量,有利于准确落实、贯彻总编辑的工作意图,高质量地实现既定业务目标;集中使用高层次的优秀修志人才,能有效缩短纂稿时间,且有利于从总体上提升总纂工作质量。

    我们十分清醒地认识到,现在我们认识的水平还是有限的,提出的分类体系、工作模式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在实施的过程中,还会遇到一些原来没有考虑到的问题和困难,但这将为进一步的完善打下基础,积累经验和材料。正如人类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一样,对地方志编纂的研究和创新永无止境,需要继续不断努力探索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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