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勇  刘旭

    编者按：张伯龄，原成都市崇庆县志主编，成都市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2010年5月20日，成都市地方志办杨劲松、杨光勇、刘旭三同志专程赴崇州拜访张伯龄先生，就精品志书的话题进行采访。老先生从志的起源谈起，重点介绍旧志精品《华阳国志》的情况，最后谈到当今方志应重视的一些问题。

    一、关于方志起源

    方志起源于周朝的“四方之志”。周王朝设立的众多官职中有一种官叫“外史”，外史的职责是“掌四方之志”，四方之志就是各诸侯国的典籍，外史对这些典籍经整理后提供给诵训官，由诵训官为周天子作讲解，使其了解天下情况，更好地治理国家。这种以地记事的国别史（即四方之志）具有地方志的萌芽性质，这些“四方之志”如晋《乘》、鲁《春秋》、楚《梼杌》、郑《志》等等，都是这些诸侯国一国之全史。正如梁启超所说：这些“最古之史，实为方志”，这就是“方志”一词的由来。

    至于晋《乘》、楚《梼杌》、郑《志》是什么样子，我们无从了解，但鲁《春秋》后来经过孔子的手，成为精品之作，是中国人都承认的。《春秋》的笔法仍是当今修志所应效仿的，不过这些“四方之志”毕竟是方志的幼芽，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方志，大家都公认是东晋史学家常璩所著的《华阳国志》，堪称是旧志中精品的精品。

    二、关于《华阳国志》的编修

    晋惠帝永宁初年（301年），李特率西蜀巴氏流民起义，后占领成都，越5年，其子李雄在成都建国称帝，国号大成，30年后传至李寿，改国号为汉，史称成汉，成汉为巩固政权而招贤纳士，慕常璩之名，拜为史官，常璩依据当时图籍版档，撰《梁益二州地志》、《蜀志》等书多种，到李势即位，常璩官至散骑常侍，出入宫廷，侍从皇帝，传达诏令，掌理文书，参与要政决策，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大量史料和了解成汉政权内情，写成《蜀李书》十卷，为外来割据巴蜀的人士留下了史迹。

    晋穆帝永和三年（347年），东晋朝廷派桓温伐蜀，成都兵临城下，常璩与中书监王嘏等力劝李势降服归顺，成汉遂亡，从而结束了四川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避免了一场惨烈的生灵涂炭。桓温在四川停留期间，器重为国家统一作出贡献的常璩，授以参军之职，受到民众拥护。

    成汉归顺中央朝廷后，常璩随李势赴东晋都城建康（今南京），李势被封为“归义侯”，常璩则入秘阁，掌著作。后，归顺中央的成汉官员中又有人起而反叛，常璩虽拒绝参与，但由此东晋朝廷便重中原帮族而轻蜀人。其时，常璩已老，难忍歧视，便怀愤整理旧作，改撰成《华阳国志》，意在赞誉巴蜀一带文化悠久，人才济济，以其大一统思想抵制建康上流社会对西南人士的轻蔑。其客观效果却大大出乎他的本意，而成为名闻中外、影响深远的史志巨著。

    三、《华阳国志》何以成为精品志书

    一是他的史观。他的史观主要表现在他的国家观念上，他是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

    维护统一，反对分裂，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永恒的主题，作为史学家的常璩，其大一统的主张，无疑是顺应了时代潮流的，这种从大局出发的史观、史才，是常璩成功的决定因素之一。

    二是他的志观。这里说的志观，主要是指他的修志宗旨，概而言之，他修志的主旨是表成著败，显善惩恶。

    常璩在阐明他编纂《华阳国志》的目的时，有个四十字宗旨，这四十字宗旨即是：

    博考行故，总厥旧闻。（广博地考索史事，收集各种各样轶闻。）

    班序州部，区别山川。（分列各州各部，分述山川事物。）

    宪章成败，旌昭仁贤。（说明成败之因，表彰志士仁人。）

    抑绌虚妄，纠正缪言。（除去虚妄之文，纠正荒谬之言。）

    显善惩恶，以杜未然。（表彰善人善行、惩罚恶人恶行，以防患未然。）

    从这四十字中，可以看出他修志的目的，不是为执政者唱颂歌、涂脂粉，而是要昭示为政的成败得失，颂扬那些施仁政、有德行的执政者。不隐瞒那些虚假的、不合理的东西，要纠正错误的结论和看法，最终的目的是要惩恶扬善，使后世官方民间、上上下下，全社会都能防患于未然，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资治和教化。

    由此看来，常璩决不主张志书只写政绩，不写失误；只写成功，不写失败；只写阳光，不写阴雨。只有全面写了，才能达到“显善惩恶，以杜未然”的目的。

    三是他的志德。他的崇高志德在于秉笔直书，求实存真。

    “秉笔直书”是史家的法度和品德，要求编史修志的人丢掉顾忌拿起笔，公正无私地写下历史事实。而在过去，史官们要做到秉笔直书是很难的，但常璩却做到了。常璩的四十字宗旨中的“宪章成败”、“旌昭仁贤”、“抑绌虚一”、“纠正缪言”、“显善惩恶”，哪一点不是秉笔直书的精神？所谓秉笔直书，用今天的话理解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修志人员的最高道德准则，要做到：既忠于事实，不掩盖真相，又排除有闻必录的自然主义倾向，注重反映事物的本质和主流。在记事中，不唯书，不唯亲，不唯上，不唯权，只唯实；不虚美，不隐恶，不拔高，不贬低，不夸大，不缩小，只求真。

    常璩的秉笔直书，能收“如鉴如衡”、“求真求是”之效。所谓“鉴”，就是镜子；所谓“衡”就是天平，对客观事物的记述，就像镜子照东西一样，是啥样就照成啥样；就像天平称东西一样，是多重就称成多重。所谓“真”，就是客观存在；所谓“是”，就是内在原因。求真求是，就是要求对客观事物的记述，既写出是什么，又写出为什么。

    “如鉴如衡千秋笔；求真求是百代师。”常璩是我们史志工作者永恒的榜样!

    四是他的志才。这是说他的修志技艺，他的修志才干。

    常璩的修志才干：汇三于一，详而且审，述而不作，实面不华，言简意赅。

    常璩的志才最突出的一点是他的创新精神，他编写《华阳国志》，是把各立门户的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传三者结合起来，汇于一编之中，开创了综合编纂地方志的新体例，这就是“汇三于一”的意思。这种体例，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地方志的先河，所以学术界称《华阳国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以“志”为名的地方志，把常璩尊为地方志的先祖。

    “详而且审”，是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对《华阳国志》的评价，他说：郡书（指地方志）者“其有如常璩之详审……而能传诸不朽、见美来裔者，盖无几焉！”所谓“详”，是指取材广博、内容丰富。所谓“审”，是指记述审慎、严谨不苟。刘知几认为，编修地方志，在历史上能像常璩那样详而且审的，没有几个人。下面举“江原县”的记述说明：

    “江原县：郡西，渡大江，滨文井江，去郡一百二十里。有青城山，称江祠。安汉，上、下朱邑出好麻，黄润细布，有羌筒盛。小亭，有好稻田。东方常氏为大姓。文井江上有常堤三十里，上有天马祠。”这段记述只用71个字，却是古江原社会、自然、经济、人文的百科全书。透过这段记录，我们可以看古江原县的地理位置：郡西，渡大江，滨文井江，去郡120里。其自然条件：有山有水，文井江、青城山。其建置区划：安汉、上朱邑、下朱邑、小亭四个乡。其经济生产：出好麻，生产黄润细布，广种水稻。其人群聚落：东方常氏为大姓。其风景名胜：文井江三十里长堤、天马其顿祠、青城山江祠。71个字，是现代一条手机短信的容量，却装进了一个县。如此言简意赅，真令人叹为观止。

    四、精品志书的特点

    历史上精品志书有什么特点？通过旧志精品《华阳国志》我们可以这样的概括，即精品志书有以下一些特点：

    一是在思想观点上，从国家利益出发，维护统一，反对分裂，和中央进行保持高度的一致；二是在修志宗旨上，宪章成败，扬善惩恶；三是在修志品德上，秉笔直书，求实存真；四是在修志技法上，详而且审、述而不作，实而不华，言简意赅。

    这就是志家的法度，这就是旧志留给我们的传统家法。

    至于新志，比之于旧志，那当然是质的飞跃。它是用新观点、新资料、新方法编写的。哪些新志堪称精品，它们身上有哪些特点，这是个高、精、尖的研究课题，方志界也有过一些探索文章。我认为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制定的《地方志书质量规定》第一章《总则》第三条所提出的要求，就是精品志书的标准，就是精品志书应具的特点，这标准是：一是观点正确，二是体例严谨，三是内容全面，四是特色鲜明，五是记述准确，六是资料翔实，七是表达通顺，八是文风端正，九是印制规范。

    五、警惕方志异化，走出修志误区

    所谓方志异化，就是把志书写变味了，写走样了，搞得志不像志。

    上一届修志，基本上维护了志书的本质属性，从总体上防止了异化倾向。那是由于上一轮修志中有胡乔木、傅振伦、董一博等老一辈饱学之士为志坛把脉，为修志事业把关。

    这一轮修志面临新的历史背景，在各种思潮的冲击下，新近出版的一些志书出现了异化的苗头，这是值得警惕的，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强化志体意识，防止志不像志，尤其须注意下列几个问题：

    一是防止把地方志写成宣传品。

    第二轮修志新出版的一些志书，宣传色彩越来越浓厚，突出表现在为行政长官宣传和为企业及企业老总宣传两个方面，这两方面又集中体现在选用的照片上。

    首先是为行政长官宣传，把方志的“官修”变成了“为官而修”。在我国，自古以来修志指导思想上的“官本位”影响是根深蒂固的。旧时各地修志，主要目的在于备行政官吏鉴览，以定其发施工队政令的方针，即所谓“鉴览得其要，发施得其宜”。上届编修新方志，也过分强调志书的“资政”作用，并把志书的读者群主要瞄准在党政干部范围内，所以一些续修志书总突不破“官本位”的格局，把方志“官修”变成了“为官而修”。这种弊端，表现在卷首的彩照中总是要突出行政长官的地位，大量刊载各级领导班子成员的群像。

    大部分区县志书，翻开卷首，扑面而来的，或者是中央、省、市等上级领导来县（区、市）视察、调研，或者是县上几大班子的领导检查下面的工作，或者是各级领导班子成员的合影。有一本县级市的志书，卷首登了358幅彩照，占了54页版面。这358幅照片中，有行政官员“光辉形象”的就占了120多幅，把志书搞得像本“职官图”。

    有一个县续修志书的样书出来后，卷首的照片引起县上几大班子领导人产生矛盾。某某出现的次数多了，某某只出现了几次，某某的头像那么大，某某显得太小……弄得主编很为难。又经过数月的协商、调整，才算终于“搁平”，正式付印。这样改来改去，志书的首发式整整推迟了半年。

    还有一本志书用了3个版面刊登副局级或相当于副局级以上干部的签名手迹，美其名曰“建设者签名”。难道只有这些“吃皇粮”的才是“建设者”？那么，你置那些战斗在生产建设第一线的广大劳动者于何种地位呢？编者称“建设者签名……让手迹入志，传之子孙后世”，实则是让为官者之名及其手迹传之后世。

    传统方志的“官本位”制约了方志本身的发展，今天，新方志的续修，应力求摆脱官本位的约束，确立“民本位”的新观念，正确回答我们修志是为自己还是为他人，为长官还是为民众的问题。胡乔木同志生前就提示我们：“要力求在编辑工作中避免一种所谓‘政治化’的倾向……不适当地表现出一种政治色彩，这样就减弱了著作的严谨性、科学性，使地方志染上了一种宣传色彩。”为此，他还具体指出，志书卷首载以“大批的题词，以及大批选得不适当的照片”都应该避免。胡乔木同志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上的这个讲话，在当前的方志续修中似乎已被不少志界同仁遗忘了，看来在这方面应作一些反思。

    再者，为企业、为老板宣传，把地方志变成了广告册，这也是当前普遍存在的现象。

    我手边有一本县志，以“企事业选介”之名，用了40页的彩版，为52家企事业登了广告，除对单位的建筑、产品等作介绍外，其中最扯眼球的是将这些企事业单位法人代表的“光辉形象”（多为坐在办公桌前打电话）载入史册，“传之子孙后世”。这广告是白登的吗？想必没有“免费的午餐”。胡乔木同志担心地方志染上宣传色彩，如果他在天之灵闻到地方志染上了铜臭，他该如何的痛心疾首。

    在目前社会转型时期，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入侵诸多领域，方志战线也不是一块净土。为了创收，利用志书为一些单位和个人抹粉、贴金，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弄虚作假，甚至在修志这样清苦、清贫的“清水衙门”，还出现了贪污、挪用公款而走进铁窗的现象。在修志机制、经费渠道等诸多环节上，不宜留下一点可乘之机。方志是“官书”，官书是“官修”，理所当然应从“官库”里取银子，何必让志办通过登照片、拉广告去筹集资金呢？

    二是防止把地方志写成地方史。

    史有史体，志有志体。史体纵看，志体横看。尽管两者都是反映事物的存在过程，但反映的侧重点和方法是有区别的。

    任何事物都有自身发展的阶段性，在一部高质量的志书中，除了政治部类一些内容的特殊需要外，记述其他事类，一般都应按事物自身的发展阶段记述，而不简单地采用社会发展分期或政治形势分期来记述。

三是防止把资料性著述写成学术性著述。

一般说来，志书仅以学科理论为指导，不以学科体系为安排。因为地方志就是地方志，把某学科的体系和内容搬进地方志中，就等同于相关学科了。必须把两者严格区别开来，绝对不能让地方志担负反映学科知识体系的任务。因而志书中决不能以学科体系为安排，比如经济部类，如果把政治经济学中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移植到志书中来分类设目，那就不是地方志了。更不可在志书中开展学术讨论、专题研究，把志书写成学术论文集或研究汇编。

    四是防止把地方志（政区志）写成部门志的拼盘。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统一要求的是编写省、市（地）、县三级志书。没有要求部门必须有志，至于部门如果有修部门志的积极性，不可挫伤。但是，说实话，部门志主要是为本部门树碑立传，评功摆好的，甚至主要是为本部门的领导记录政绩的。不少部门志没有把记述的重点放在记述本部门所从事的那项事业的发展变化历程上。如果是写成事业志，或专业志，那是有价值的；如果是写成部门记功簿，那不可取。所以地方志、尤其是政区志，应把记述重点放在各项事业的发展壮大历程及其成败得失上。

    由于志体意识的淡薄，方志异化的苗头还表现在一些具体编纂技法上，比如要突破“生不立传”的传统，不顾“以事系人”的原则，大量搞生人简介，以简介之名，行立传之实。还自视高明地说：这样可以大大增加发行量。说穿了是急功近利。又比如，要突破“述而不作”的原则，主张以“述而有作”作为方志基本笔法，放开议论。这些都会带来方志异化的潜在危机。而避免这种危机的有效途径就是维护方志是资料性著述的本质属性，在新一轮修志过程中，强化志体意识。

    为了有助于大家在续修工作开始之初就有个好的开头，夯实成功的基础，希望大家警惕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滋长。据了解，续修方志工作走在前面的省市，有个别地方一味追求速度，粗制滥造，片面理解“出书就是硬道理”，以“无错不成书”为挡箭牌，宽容志书中的缺少，甚至提出“成书在当代，纠错待后人”的主张。如果在编纂过程中抱着这种态度，就很容易丢掉严谨的治学精神。在强化志体意识的同时，还须增强精品意识，否则对不起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对不起前人，对不起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