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编纂与区域文化发展关系试探——以四川为例

      四川编修志书传统的形成是在整个中国方志学演进与演变的大背景下逐渐产生的。未来的四川方志与四川区域文化的发展有何联系？我们可以试着从以下方面来讨论。
      第一是传统方志与蜀文化的关系。四川历来是农业大省，人民安土重迁，省籍区域范围较为辽阔，民族众多，川内各地人民生活状况不同。正因为如此，大一统这个课题从古至今一直是中央政府最关怀的事。无论是三千多年前的周天子时期派采诗官到十五国去搜集“国风”，与京畿的“雅”“颂”合编成《诗经》，抑或二千余年后的明清时期各省州府县各自修志，中央再合编《一统志》，他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在保存地方文化风俗人情的同时，强调贯彻“华夏”“大一统”等意识。古代方志的编修者大都是读过《四书》《五经》的读书人，这些人深受儒家思想洗礼，在编修方志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将儒家文化的各种观点有意或无意的灌输到其编纂的志书中。中央王朝的“教化”与地方的“文化”始终维持一种既联系又相区别的关系。如传统四川旧志中充斥了大量的忠义、节烈等人物，其有关叙述相当详实，这些固然是地方官为了反映其治下的政绩，但忠义、节烈这些观念本身，却又是儒家传统的核心理念。因此从文化的观点而论，我们可以说四川方志既包含了古代巴蜀地区独特的文化内容，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也始终贯彻其始终；换句话说，就是它既有独特性，也有普遍性。
      第二是四川方志未来体例的发展。方志学者费尽心思去讨论方志的本质问题，思考方志究竟是地理书、行政书还是历史书。到了二十世纪新方志学奠立，因为科技发展迅速，中国也因受到列强侵略社会开始变革，方志随着近代新经济的发展与兴盛，开始朝着百科全书的方向发展，渐渐被认为是综合反映一地政治、经济、文化等地情资料的综合性著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方志学家傅振伦即在其《中国方志学通论》一书中提出方志是独立而综合的学科，这一观点也得到同时代其他一些学者的响应与认同。最后，逐渐演变为“地方性综合百科全书”这样一个定义。了解方志学传统在近代的这一变化与发展，对于我们今天讨论和探索方志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形式保存文化，是有很大帮助的。近年四川方志界多强调以多元化的观念，灵活运用不同的体例来编纂方志，越来越多的方志工作者开始意识到方志需要更多不同专业的学者来参与编纂，同事也要注重现代学术发展的新成果对其影响，因而传统定型化的方志在今天实在有不合时宜之处。近年国家和四川开展的《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的编纂就突破了传统志书的限制，改以新的形式呈现。四川省志编委也从四川特色旅游资源及特产的角度出发在第二轮省志的编修中，增加了8部特色志，打破了原来省志分卷设计的格局。
      其实，方志的体例从来没有定型过，历代除“一统志”具有特殊统一的要求外，从明代到清代中央政府虽然多次颁布方志体例，但各省府州县并未严格遵守；以四川清代各地所修县志为例，其体例与内容安排，一直保持高度的灵活性，流传下来的方志有门目、纪传、三书等体例。因此，方志可以是地方史，也可以被写成“百科全书”，也可以被写成“地理著作”，我们始终要意识到方志本来就应该保持一种灵活性，既要保存地方特色，又要保存其与主流文化之间的互动与联系。若坚持其某一种体例不放，恐怕都有“举一废百”的危机。
      第三是方志如何反映地域人文风土的特殊性。自古以来修志就因地域的不同而使志书内容有不同的偏重和考虑。一般志书都以建置、沿革、山川等为首，如明代四部《四川总志》和清代《四川通志》《成都府志》。至于边疆、民族地区志书所偏重的内容，和《成都府志》一类的体例就不一样了。如清代《打箭炉厅志》里有关“理番则例”的内容便不为《成都府志》所需。又或者其他一些偏远地区，如四川的剑阁、犍为等地，在清代地处偏僻，其志书内容更显特殊。如同治十二年（1873）重修《剑州志》序：“端承公（著者按：即知府李梅宾）之命不敢辞，乃复周游乎州之四境。山也，必涉其巅，崖也，必探其腹。……越期年而成书若干卷。”在修志的过程中，搜集资料与考察古迹是同时进行的。这种艰辛的过程，是成都平原的人士所不容易了解的。
      此外，如《崇庆州志》，专门设有《江原文征》（崇庆古称江原，今为成都市下辖崇州市）。崇庆在川内为人文高度发达的地区，工商业亦较为兴盛，设立《文征》自无问题。像成都平原附近的地区修志，秉持章学诚提倡的重视文献的基本观点，效果自然不错，但在人口密度不高、文化发展亦较为滞后的川西、川北等偏僻地区就不容易了。他们不得不避重就轻，择其紧要的，易于表现的地方特色加以发挥。如清代四川《屏山县志》，虽然其纂修者主观上也很重视该地文献古迹和人文表现，但全书八卷中《艺文志》占了两卷，而人物志（包含忠孝、宦绩、文学、善行、列女、流寓、仙释等十一类）仅占第五卷的一半，全书的十六分之一。这主要是因为屏山地处四川南部，毗邻云南，接近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并不是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繁荣之地。由此可见，地理位置和方志体例之间的关系也是方志工作者所不能忽视的。
      以四川第二轮市县志书的编修而言，编纂者在选择体例，建构全志骨干的时候，就不得不从当地的特殊性去思考采用何种体例妥当，而不必囿于所谓志书体例定型化的意识。如省会成都作为全省甚至整个西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交通志、贸易志等就应该特别详细。又如近年国家开始在这里试点的城乡一体化改革实验，也应详加记录，尤其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经验等内容更不可忽略或简写。再如作为中国科技城的绵阳，则应详述各项生产数据尤其是科技发展成果。而在川西的阿坝、甘孜州这样的民族地区，则要凸显其特殊的人文风土，不必过于兼顾其共性的部分。特别是今日交通发达，人民迁徙容易，上述涉及到民族地区的方志编纂，还要考虑到由于交通、移民、大量游客涌入等因素而带来的文化内容的改变，包括习俗、庆典、信仰等各方面的变迁，地方志都应详加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