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志校勘初探
——以《犍为县志》为例

      旧志是古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也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犍为县于2012年启动了旧志整理工作，2013年年底出版了嘉庆《犍为县志》，2015年启动了民国《犍为县志》校勘工作，计划2015年年底付印。

嘉庆县志的校勘

      反复权衡，先期校勘嘉庆《犍为县志》。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有清一代，三度大兴修志之风：康熙时期、乾隆时期、嘉庆时期。《犍为县志》若说内容之丰富，后者更胜一筹。一是卷一图考志，前所未有，所绘河道源流、水利设施及文庙、县署等建筑全貌，不仅具有存史价值，而且绘图精细，可与国画之工笔媲美，插图与文字记述相得益彰，图文并茂。二是卷三建置志，分门别类，全面周到，县内祠庙、寺观、坊表无一遗漏，细到名人墓冢，记载之多，始见此志。史上“金犍为”之得名，缘于产盐，而盐业情况记述之详者，亦唯嘉庆县志，留下了珍贵的史料。三是卷八人物志，入志人物达180有余，论人数之多，众多版本无一能及，即以现代眼光来看，亦不乏为人师表者，嘉庆县志教化育人之功能无可置疑。
      对嘉庆《犍为县志》的校勘，本意力求保存原貌，按现代汉语规范进行。对原刊本中段落不明者，结合上下文意并参考有关文献分段或者合并。对于旧志中为避讳，或尊崇历代帝王，而在文字排列方面作抬头处理的，悉予取消，按文意重新编排。断句标点力求符合现代阅读习惯，又能准确贴切表达原意，一般先断句，继明理，再标点。用字注意改、补、删，保留繁体字、异体字，不作更改，对于明显的错字、讹文，加注说明并改正。尚有不能肯定者，则保存旧貌，以待识者。对传统年号纪年，一仍其旧，不必注明公元纪年。夹注用“（）”，以别于正文。
      不足之处多多，如在尊重原著、保持原貌、修旧如旧方面即是瑕瑜互见。

民国县志的校勘

      今年5月，启动了民国县志校勘工作。具体做法是：
      （一）断句。校订主要是断句加标点。断句力求准确，以不损害原文涵义为红线，同时努力做到正确使用标点符号。
      有的本可不加标点，但加了更便于读懂，采取加标点办法。例如，人物志“烈女李氏传”中，有一句话用了3个“夫”字，但字义不同：“夫指驱明义，至死不负其夫，虽谓尚存可也，即谓其夫尚存亦可也。”句首那个“夫”字，应读作“扶”或“乎”，表感叹语气，作语气助词。所以标点为“夫！指驱明义……”。
      对各种名词，按照原版，基本不加括号；但个别地方不加括号怕发生歧义，所以加了括号，比如上司“给以积善成名匾额”“给从一而终匾额”，对“积善成名”“从一而终”加括号，一读就知括号中的字便是匾额上的字。再如“邢綸”这个人“邃于春秋”，春秋，书名，为战国时鲁国编年史，若不加书名号，恐难理解，不但加了书名号，并在“校注”中说明。
      （二）脱漏。一是原文脱漏。比如，“赵少卿墓表”中“公讳时，字□□”，“字”之后脱2字；“□□□出一车”，“出”之前脱3字；“昔班固称□□□□□兒宽”，句中又脱5字。对这样的原文脱漏，考订较难，不过此类情况不多。
      二是古文力求简练，但有的用语过于省略，便显得脱漏。比如“彭列女传”中：“石工某佩刀入室，强逼云：不从，则杀汝……”这“不从”之前缺少主语，劫财或劫色，语焉不详，“不从”什么，让人猜测难解。
      （三）衍文。虽说古文精炼，但衍词衍字也有不少，比如“李列女传”中：“吾已追及二人，为定之期於二月初四日来迎矣，也不必更问妹氏愿否也”。句中“为定之期”，写为“定期”，一样明白。“矣”字是“了”的意思，表已然或必然，既不很妥帖亦显多余。后一句“也不必更问妹氏愿否也”，省去，并不损害全文意思。
      原文中还有诸如“当是时”的“当”、“盖年甫二十有六云”的“盖”“云”、“越明年二月”的“越”等明显多余。
      （四）错讹。一是有的字可能因为校订疏忽而出错。比如“孙甫，邃招易学”，应是“邃於易学”。明孝宗年号“弘治”，多处误为“宏治”。“地方公益名所擘画”，“名”应为“多”。“为之所焉”应为“为之计焉”。
      二是有的字属于使用出错，编者考虑不周。比如“按察史”“布政史”，其中“史”应为“使”，均为官名。民国版和嘉庆版“周正传”中的“游历兵荒”，经查乾隆版，方知应为“洊历兵荒”。“洊”（荐），一再，一次又一次。李元模为乾隆辛丑年进士，却误为“辛未”年，相差30年。
      三是有的词句，编者有随意改动之嫌。比如人物志“王叔倫”条有一句“退而为山颠水涯、娱忧舒乐之言，岂不可感哉”。“娱忧舒乐”，嘉庆版为“娱忧纾悲”，乾隆版为“娱爱悲纾”。后一句“岂不可感哉”，嘉庆版与民国版相同，只有乾隆版为“岂不可憾哉”。各版肯定有对有错，我们加了校注，未加评论。从全文所要表达的意思看，似应为“娱忧舒乐之言，岂不可憾哉”。
      四是行文不慎造成错讹。比如人物志（下）33页“本志断至辛亥”，但查民国时期纪年并无“辛亥”年。从该志“后记”时间民国26年推算，下限只能是在此之前，而此前只有民国24年（1935）为“乙亥”年，所以，此处“辛亥”应为“乙亥”才对。
      李锦源的字、号，在文进士名录中为“蓉艭”“仲岷”，而在人物志（下）24页，字、号为“蓉艭”“季莲”，“季莲”为讹。
      对错讹之处，为忠实于原著，都不衬字补句改动原文，只是加注。
      （五）注释。由于文言文语多生僻，且典故不少，读懂多有困难，因此本次校订酌加注释，同时力求简明，一般只注其然，不注其所以然。
      一是对异体字、通假字、少数繁体字加注。异体字如：“艸”即“草”，“繖”即“伞”。通假字如：“讼”通“颂”，“反”通“返”，“傅”通“附”，“岂弟”通“恺悌”。繁体字如：“鬭”即“斗”，“籲”即“吁”。
      二是对生僻字加注。如“鹺”：盐曰咸鹺；“痁”（山），疟疾；“矧”，作“况”字解；“赑屃”（币戏），即“蠵龟”，碑下的石座习惯雕作“赑屃”的形状。
      三是对典故加注。在物产与经济志中有许多书名，原文说得不全，此次都一一加注。例如“本草”，是说详见《本草纲目》；“说文”，是《说文解字》一书的简称；“尔雅”，书名，是我国最早解释词义的专著；“广雅”，书名，为研究古代词汇和训诂的重要资料；其他诸如“禽经”“禹贡”“六书”“群芳谱”“太平广记”“扬子方言”等，都一一予以加注。
      人物典故如“孙甫”条中有“值宸濠叛”一句，校注：“宸濠，明太祖子，宁王权之后，弘治中，袭封宁王。正德己卯年，据江西南昌举兵造反，后为王守仁战败，被擒，诛于通州。”
       余光祖赞陈天佑诗中一句“则史迁所传鲁仲连不肯帝秦”，加注：“鲁仲连，战国时齐国人，善于计谋划策，常周游各国排难解纷。秦军围赵都邯郸，曾以利害进说赵魏大臣，劝阻尊秦昭王为帝。”
      “夷齐”，指伯夷、叔齐兄弟，商朝孤竹军的儿子。周武王灭商后，兄弟2人逃避到了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
      所有注释，力求抓住要领、关键，意在起到触类旁通、一通百通的作用。

旧志校勘的体会

      （一）人才共享方为上策。整理旧志，需要专业的知识和专业的人才；出版旧志，也需要专业审稿和编辑人员。从旧志整理工作的内容来看，旧志整理工作人员必须具有一定的文言知识、文史知识，了解和掌握相关古籍的历史背景、有关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等情况，甚至包括古籍装帧等相关门类的知识，并具备较为丰富的古籍整理经验；必须力求正确理解古籍，仔细推敲，尽量使整理后的旧志与原志表意一致，以便于读者阅读理解。
      旧志整理要求高，标准严，而方志部门专门人才凤毛麟角，稀缺之至，甚至到了可遇而不可求的地步，所以资源共享、人尽其才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二）以古为镜裨益良多。从整理旧志中，我们看到旧志对政情，特别是地情，记载相当详细；人文古迹搜罗甚广，内容丰富；可读性、资料性，无可置疑。因此，出版旧志，不仅有利于宣传犍为，进一步提升知名度、美誉度，而且利用遗产资源服务于现代经济建设，发挥的作用将是无可估量的。
      （三）曲径通幽甘苦备尝。旧志均为文言写作，又不加标点，若照版翻印，虽然能够保存原貌，但能够断句读懂的人不是很多。读不懂就影响利用，这就有违出版旧志的初衷。整理嘉庆县志时，考虑到精通古文之人奇缺，所以趋易避难，只是作断句加标点，但仍然在标点和字义的校订上出现一些失误。这让我们感觉到今后更要慎之又慎，需要严格考察，高标准严要求，并加强审稿环节，努力避免或减少硬伤和差错。
      整理出版民国旧志时，在作断句加标点的基础上，酌情增添注释，力所能及的帮助读者了解内容，借此机会传播国学，弘扬历史文化，对县志办的工作而言，未尝不是一种有益的探索尝试。
      由于犍为历史悠久，资料浩繁，加之记载歧异，见仁见智，往往真假难辨，莫衷一是。这就需要对这些资料做一番认真细致的考订工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使相关历史资料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保持历史资料的原貌。
      （四）领导重视仍是关键。整理出版旧志实为细致艰苦的工作，耗时费力，整理过程、印刷出版，尤需经费保障。犍为县因为县委、县政府领导重视关心，经费保证了需要，工作方能顺利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