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志是比较特殊的志书种类，它的出现与清末政治转变直接相关。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朝国势衰微，民族危机加剧，面对国家“瓜分豆刳，祸在燃眉”的局面，清政府不得不进行一些改革，而教育改革就是最重要的方面之一。编纂乡土志被作为清朝国策，尤其是《乡土志例目》的颁布更推动了乡土志编纂的兴盛。辛亥革命后，清朝灭亡，其一系列旧制度也随之被废弃，但编纂乡土志并没有因为政权的更迭而中断，而是不断探索将乡土教育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

四川地区是清末民国时期乡土志编纂的重镇，现存乡土志76种，占全国的11%。尤其是民国时期，现存四川乡土志24种，不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居于全国领先地位，其中《泸县乡土地理》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乡土志，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泸县乡土地理》作者及其编纂过程

关于本书编者李昌言的资料，保留下来的不多，仅从《泸县乡土地理·阴懋德序》中可略知一二。李昌言，生卒年不详，民国时期曾任泸县桐荫中学教师，并于泸县师范学校教授地理。1949年，李昌言决定编纂泸县乡土志书，于是向桐荫中学校长阴懋德索求资料。阴懋德曾撰写《泸县乡土地理与历史》一书，作为泸县二年制师范学生的乡土教材；后来创办桐荫中学之后，又编写泸县乡土地理的“自然”部分，供学生学习。于是他将两书稿本赠与李昌言，李昌言根据阴懋德提供的材料，又参考民国二十三年（1934）编写的《泸县志》，“于浃月之际”完成了《泸县乡土地理》的编纂工作。

本书完成于1949年夏，1949年12月出版，当时新中国已经成立，因此这本书可以说是民国时期四川最后一部乡土志。本书并非应教育部门要求而作，而是因为编者自己的授课需要：“今年（按即1949年）暑假，李君昌言因在泸县师范讲授地理，向我征求乡土教材。”但仍然是“遵照教育部中学课程标准编定”。可见在此时，乡土教育已经比较深入人心，大家普遍把乡土教育作为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且民国政府颁布的《教育部中学课程标准》的规定比较合理，以至于私人编写乡土教材也要认真遵照。

                                       《泸县乡土地理》的体例

《泸县乡土地理》使用课目体中的章节体编纂，分为两编，第一编为自然状况，第二编为人文状况，具体课目设置见下表：

从体例来看，《泸县乡土地理》使用的是课目体中的章节体，但是与清末的章节体乡土志相比却有很大不同。《泸县乡土地理》已经完全摆脱了《乡土志例目》规定的“历史”“地理”“格致”三分法，也完全不同于历史、政绩、兵事、耆旧、人类、户口、氏族、宗教、实业、地理、山、水、道路、物产、商务“十五目”的目录设置方法，而是分为自然状况和人文状况，其下又分别分为五节和十五节，突出表现了当时西方教科书编纂方法的广泛传播，具有很强的时代气息。

从目录设置上来说，《泸县乡土地理》与清末乡土志也有很大不同，舍弃了很多原本看来必须有的部分，如历史、耆旧、古迹等部分在本书中就没有任何体现，被作者有意舍弃了，这是因为本书名为“乡土地理”，为专门介绍本地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书籍，侧重点乃是在地理部分，其余均弃而不用。

从内容上来说，本书与清末章节体的乡土志有较大不同，如《石柱厅乡土志》（清末），共分36章，每章多则30多节，少则10余节，每一节字数少则20余字，多亦不超过100字，便于学生理解和掌握；而《泸县乡土地理》每一节少则100余字，多则3000字左右。造成这种不同的主要原因是两者的阅读对象认知水平不同，清末乡土志主要受众是小学生，而本书的阅读人群是中学生，因此在内容上比较深入。

综上所述，《泸县乡土地理》作为民国晚期四川乡土志的代表作，已经完全脱离了《乡土志例目》的影响，具有强烈的时代性。

                                      《泸县乡土地理》的价值

对于新知识的传播和应用更为深入    在第一编第一节《位置疆域》中说：“（泸县）约当首都偏西十一度六分，格林威治天文台偏东一○五度二十三分，北纬二十八度五十分。”与《彭山县乡土志教科书》“地球经度在京师偏西十二度二十九分，纬度赤道北三十度零十三分”的说法相比，不再仅仅以本国京师为参照点，而是以世界公认的格林威治天文台为参照点，增加了较为精确的经度。又如对于长度单位的传播：“以里程言，县境东西相距八十五公里（一百七十里），南北一百二十五公里（二百五十里），面积约二千五百方公里（二万六千方里）。”使用公里计道路长度，是今天全世界通例；而按我国传统，则是以“里”为单位。编者在本书中所有涉及到道路长度的时候，均以公里为单位，但又在后面括号中注明相当于我国的多少里，这很明显就是在向读者普及新知识，使他们能够更快地理解新长度单位的含义和用法。又如对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泸县一月和七月以及年平均气温、气压、雨量的记载，主要是根据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的报告，应该比较准确。这也是泸县地区最早见于记载的现代科学气象资料。

全面介绍本地的交通情况    交通状况是本书的重点，作者用长达3000字左右的篇幅，详细记载了本地公路、水路、铁路甚至航空的情况。

泸县地处川黔滇交界之地，是四川出海的南方通道和长江上游重要港口城市，交通是这个城市赖以发展的重要命脉。编纂者详细介绍了本地公路、水路、航空的交通情况，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编者注意到了铁路对于地区发展的重要作用，因此虽然编纂成书时经过泸县的铁路尚未开工，但编者仍然充满期待，并将铁路放于“交通”部分的卷首：“川黔铁路，本由贵州贵阳经娄山关而达四川重庆，后因避免娄山关之艰巨工程，乃改经赤水经泸县至隆昌，与成渝铁路接轨。路线早经交通部测量队勘测完竣，嗣因剿匪军兴，未能动工，将来建筑完成，吾泸即为川南重镇，把川滇黔交通中心，且一跃而为川南重要都市也。”

公路是民国时期泸县最主要的交通方式，编者花费了较多的笔墨来介绍泸县的公路情况。泸县公路始建于民国十九年（1930），为泸县至富顺公路，但由于经费不足，未能完全建成，“除富顺至邓井关十余里可通车外，全县路基已治平者，不过三分之一。”泸县第一条完全真正全线贯通的公路修建于抗日战争期间。当时，沿海地区被日军封锁，四川作为大后方，是国外援华物资的中转站之一，泸县地处四川南部，是四川南向出海口的重镇，交通地位越发重要，于是“为适应军事便利计，乃建筑泸隆公路，由县城北去，经安宁、石洞、福集、嘉明等场，至隆昌与成渝公路衔接”。抗战时期我国最重要的对外通道——川滇公路也经过泸县：“川滇公路由县城南出，渡江经蓝田场、纳溪、永宁至贵州毕节，直通云南之昆明，以与滇缅公路衔接，可直达缅甸海口之仰光。”

编纂者还对县城中各条主要道路的宽度、路面材料等进行了详细的记载，并介绍了从县城出发的四条主要干道，分别是北道（至隆昌）、东道（至重庆）、西道（至宜宾）、南道（至叙永），对于我们研究了解当时泸县的市政建设、周边交通情况都有重要价值。

对于通讯、通信手段的记载    主要记载有电报、电话、无线电、邮政等。泸县早在光绪十三年（1887）就开始使用电报，民国时期设电报局，并对外营业，直达电路有8条：重庆、内江、隆昌、自流井、富顺、合江、叙水、宜宾；另有一条线路，可直达永川、江安、南溪、纳溪等地。电话在民国时期的泸县比较普及，甚至早在民国十九年（1930），大部分乡镇办公地点都配置有办公电话，“凡乡镇办公地点，大都设置，由县府管理其事，城乡消息之灵通，无过于此。”还有电话局开展对外营业业务，长途电话可至重庆、贵州、成都、昆明等地，近邻各县均可直达。泸县使用无线电是在抗战期间，可达成都、重庆、贵阳、昆明等西南地区大城市，抗战胜利后“无线电人工机”被撤去。泸县邮政局成立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下设四个支局、三条主要邮政线路和一条轮船邮路；编纂者还特意附上了1949年《泸县邮局各路邮件收发时间表》，对于研究泸县地区邮政历史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配以大量地图，方便直观教学    本书大约两万字左右，篇幅不长，但在地图配置方面确实不遗余力，共有18幅之多。在清末民国四川乡土志中，论地图数量，无逾于此者。编者十分看重地图的教育作用：“本书图幅之分配，凡全县政区地形、物产、公私立中小学、邮电交通、道路交通等地理上重要事项，皆分类绘列一图，以作综合之指示，俾阅者于研究各区地理之前，先明了全县概况，进而作分图研究之纲领。”共附有《泸县政区图》《泸县公私立中小学分布图》《泸县地形图》《泸县物产分布图》《泸县交通图一（电话、电报）》《泸县交通图二（邮政）》《泸县交通图三（通路）》《泸县城区街道图》、第一区至第十区政区图，这些地图大多数为编纂者李昌言亲手绘制，不仅绘画精美，而且准确度非常高，18幅地图均采取计里开方法绘制，有统一的图例，方向均为“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与现代地图方位原则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