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常明等修，杨芳灿、谭光祜纂。常明，满洲镶红旗人，嘉庆十五年（1810）由湖北巡抚擢升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四川等处军务兼管巡抚事。杨芳灿，江苏金匮（今无锡）人，乾隆拔贡，会典馆总纂。自著有《芙蓉山馆诗稿词稿》以及文抄、尺牍等四十余卷传世。谭光祜，江西南丰县人，由四川夔州府通判升任湖北归州（今秭归县）知州，清嘉庆十四年（1809）署四川潼川府知府。

　　此志为四川现存第七种省志，也是正式成书刊行的最后一种。常明《重修四川通志序》曰：“自壬申春肇事，讫甲戌冬稿本初就”，然后“删伪补遗，芟繁剔复，如是者又年余，乃得付剞厥而成书”。即嘉庆十七年（1812）开局举事，特聘杨芳灿入川主纂，杨时任会典馆总纂，五历寒暑，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成书刊行。

全志分十二门六十三目，约388万字，另附卷首二十二卷，计15余万字，分装百六十册，卷帙浩繁，体例完备，内容丰富，为旧志的五倍，可谓四川通志之集大成者，对于研究四川全史具有重要价值。志前有常明、陈若霖、李銮宣等序；雍正志所载各旧序。

《卷首》二十二卷，主要是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朝皇帝的“圣训”、“宸章”等，以乾隆朝为最多，有许多是关于平定西藏叛乱、征讨大小金川、锁压白莲教起义的资料。另附入汉代以来有关四川之敕诰等史料。

《天文志》一卷。

《舆地志》六十卷：卷二至卷六建置沿革，卷七至卷八疆域，卷九形势，卷十至卷二十一山川，卷二十二江源，卷二十三堤堰，卷二十四城池，卷二十五至卷二十六公署，卷二十七至卷三十关隘，卷三十一至卷三十三津梁，卷三十四至卷三十七祠庙，卷三十八至卷四十三寺观，卷四十四至卷四十七陵墓，卷四十八至卷五十七古迹，卷五十八至卷六十金石，卷六十一风俗。

《食货志》十四卷：卷六十二至卷六十三田赋，卷六十四至卷六十五户口，卷六十六徭役，卷六十七榷政，卷六十八盐法，卷六十九茶法，卷七十钱法，卷七十一木政，卷七十二仓储，卷七十三蠲赈，卷七十四至卷七十五卷物产。

《学校志》六卷：卷七十六至卷七十八学校，卷七十九至卷八十书院，卷八十一祀典。

《武备志》十七卷：卷八十二至卷八十三武功，卷八十四至卷八十六兵制，卷八十七屯田（附屯练、团练），卷八十八驿传，卷八十九舖递，卷九十至卷九十五边防，卷九十六至卷九十八土司。

《职官志》二十三卷：卷九十九至卷百八题名，卷百九至卷百十六政绩，卷百十七至卷百十九忠节，卷百二十谪臣，卷百二十一杂传。

《选举志》二十一卷：卷百二十二至卷百二十四进士，卷百二十五至卷百二十九举人，卷百三十至卷百三十八贡生，卷百三十九武科，卷百四十至卷四十一封荫，卷百四十二荐辟。

《人物志》四十卷：卷百四十三至卷百五十四人物，卷百五十五至卷百五十九忠节，卷百六十至卷百六十二孝友，卷百六十三行谊，卷百六十四隐逸，卷百六十五流寓，卷百六十六艺术，卷百六十七至卷百六十八仙释，卷百六十九至卷百八十一烈女，卷百八十二杂传。

《经籍志》六卷：卷百八十三经部，卷百八十四史部，卷百八十五子部，卷百八十六至卷百八十七集部，卷百八十八附录。

《纪事志》二卷，卷百八十九至卷百九十。

《西域志》六卷，卷百九十一至卷百九十六。

《杂类志》八卷：卷百九十七至卷二百纪闻，卷二百一至卷二百二外纪，卷二百三祥异，卷二百四辨讹。

此“通志”虽云卷帙浩繁，但其门类不脱旧志窠臼，尽管如此，它对旧志中的讹舛多有订正。如旧志名宦不皆蜀人，只有四卷，其具正史者尚多缺而未收，又伪舛杂见，或失其姓，或失其名。此志则颇重舆地和人物，舆地门份量极重，约占全书三分之一；人物门则多达四十卷，且于旧籍所载者补缀疏脱，刊改谬误。合职官、选举、人物，亦占全书三分之一。在舆地门中，对于四川省十二府八直隶州六直隶厅所辖十一州六厅百十九县之疆域沿革、形势山川、关隘津梁、古迹寺观等，不只是记载详细，且作了精确之考证，并附刻各种圆绘、图表。这对研究四川及其毗邻各省边界之地理沿革、历史变迁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史料。职官门自三代迄于清中叶的一品以至流外，凡属曾设之官均分别叙录，各为一表。题名中自汉迄清，各人物附简历，政绩中均有传记，可谓四川有史以来的人事档案资料库。选举门自唐迄清之进士、举人、贡生、武科、封荫、荐辟等收录极详，网罗令面。人物门分十类，有如乡贤、宦迹、儒林、文苑等。每类按府州县依次列载，均有小传。合此二者又不失为一部巴蜀地方人物辞书。此志还辟经籍志一门，仿《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例、凡蜀人著述分经、史、子、集汇为一编。而各有关之诗文辞赋、记传碑铭、奏疏公牍等则分别附载于山川古迹、祠庙寺观、人物风土等各门类之中，未再集中编成艺文门。此志于“西域志”一门增补较多，达六卷，凡天文、舆地诸门类分载明晰，附以藏地重臣政续、名流艺文。许多资料未见它书收载（包括西藏通志、专志），诚为清代以前官修之较为完备的一种西藏通志。共中“驻藏大臣题名”，“西域职官政绩”，以及一些地方官员出入西藏所作、所题之诗文等等，均不见其他西藏地方志书记载，其价值不言而喻。此志《凡例》称：“志有传，仿史也，”志乃“史家之体”。综观全志，基本体现纂修者的这一思想。李銮宣评曰：“循其起，直面核，质面有文，”不为过誉。

据说，1958年3月召开“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在成都借了“一吉普车书”，其中就有这套嘉庆《四川通志》，参阅《毛泽东借阅的是否是“四川省志”？》（《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

今存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