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志▪大事记述》上册（《晚清四川大事纪述》）前言

大事记在《四川省志》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从志书的体裁来看，志书以记、志、传为基本体裁，辅以录、图、表等。记，即大事记；志，即各个分志；传，即人物传。三种不同的体裁构成志书的三个组成部分，但它们之间又互为补充，溶为一体，使一部志书能够从多种角度来记述一个地方的历史和现状，内容更为全面和丰富。大事记是全志之经，起着史纲的作用。大事记通过记述大事这种方式，把四川近现代的历史概貌，呈现在读者面前。使读者开卷之后，先对四川近现代历史有一个总体的了解，作为阅读各个分志的宏观向导。

大事记的体裁有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以何者为宜，是编写志书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编年体按年月日记事，势必要把一些历史事件加以分割，使人难于看出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如果采用纪事本末体，虽然对一个历史事件能详其始末，但由于它以事件为中心，离开了编年，因而对历史的发展脉络不易看清，且许多独立于历史主流以外的要事则会被遗漏。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我们作了一点探索和尝试，将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结合起来，创立了大事纪述体。这种体裁概括来说，就是以时为经，以事为纬，大事突出，要事不漏。凡历史事件均适当集中予以记述，跨度大的，则分出阶段，逐年记述；有些大事，定位在某年某月某日，但记述时既可向上追溯其因，又可向下延伸交代其果，而不受编年的严格约束。我们采用大事纪述体，既然是探索，肯定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但又不能因此而却步，只有抛砖引玉，求教于史志学界，以便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改进，使之臻于成熟和完善。

四川省志大事记分为《晚清四川大事纪述》《民国四川大事纪述》《建国以来四川大事纪述》三部分。本书为《晚清四川大事纪述》，其断限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至1911年清王朝覆灭，共72年，其内容是发生在四川并对四川有一定影响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大事。1840～1911年，从全国范围来讲，正是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变化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过程。全国如此，四川亦不例外，但又有其特点。《晚清四川大事纪述》就是以这两个“过程”为基本线索，将所记之大事贯通起来，构成一幅近代四川社会历史发展的简略的画卷。《晚清四川大事纪述》共记述大事638条，为了便于读者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现将其主要内容作如下的概括。

一、外国资本主义向长江上游推进，使四川由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由于四川地处西南，远离沿海，周围为群山高原所环抱，对外联系的主要通道长江又有三峡天险，因而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四川，较之沿海各省要稍晚一些。鸦片战争后，约二三十年，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四川的主要标志为传教士和探险家的活动，至于商品输入则数量甚少。1890年重庆开埠是个转折点，它标志着帝国主义打开了四川的大门，直接侵入四川。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纷纷在重庆设立领事馆和租界，夺取了川江内河航行权和海关大权，开设洋行公司，倾销商品，掠夺原料，并向四川输入资本，开办工厂，掠夺矿权、路权，使四川急剧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

二、晚清苛政是近代四川封建压迫的突出表现。清代前期的乾隆年间，全川赋税每年不过180万两。但自咸丰以后，清廷为筹措浩大的军费开支和巨额的战争赔款，对四川的赋税，在正额的基础上，大肆加派津贴、捐输、厘金等新税，至宣统年间，包括田赋、盐厘及其他苛捐杂税的全川赋税总额高达1730万两，与清代前期180万两相较，增加近十倍，这尚不包括地方上的名目繁多的各种勒索。如此残酷的掠夺，使全川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竭泽而渔，官逼民反，是晚清时期四川人民不断起义的重要原因。

三、19世纪40年代以后，四川人民的自发斗争，包括农民起义、反洋教斗争和少数民族的反清事变，风起云涌，接连不断，前仆后继，此起彼伏，形成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其中，农民起义的高潮是震撼西南的李(永和)、蓝(朝鼎)起义，稍后是石达开率太平军在四川的战斗，这两起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其重要地位的历史事件，本书均以较多篇幅来记述。反洋教斗争是这一时期四川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主要表现形式，群众的打教事件，多达近百次，遍及全川，以至发展到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余栋臣起义。在这些教案中，清政府对打教群众的残酷镇压和对洋人的屈从赔款，则充分表现了半殖民地政权的特点。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以瞻对藏族首领工布郎结的起事持续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

四、四川近代资本主义产生于19世纪90年代，比东南各省要晚二三十年，其原因是与四川的地理环境以及帝国主义侵入促使封建经济解体较为迟缓有关。在这之前，1877年洋务派四川总督丁宝桢兴建的官办军事工业四川机器局，固然是四川近代工业的开端，具有不少资本主义特征，但其基本性质仍属于官办封建军事工业。关于四川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和发展，是本书的重点，记述的条目较多。因为近代资本主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一种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相对立的新生力量，是振兴中华摆脱贫穷落后的希望所在。本书记述四川近代资本主义，不仅记述其经济，同时也重视其政治力量和文化力量。其主要内容包括：第一，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矿业和事业的兴办。由于是新生事物，因而规模很小、设备简陋的企业均在记述之列。第二，与资本主义经济同时发生和发展着的资产阶级政治力量，特别是具有资本主义思想的近代知识分子所形成的政治力量，在四川近代史上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本书对其代表人物的重要活动和事迹，均有所记述。第三，以相当的条目记述了资本主义文化的兴起，包括西学、新学的传播，效法西方教育制度的新式学校的普遍建立，留学生运动等等。第四，反映四川走向近代社会并在各行各业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生事物的出现，如第一家近代企业，第一个商场，第一家报纸，第一个新式戏院等等，本书均作为大事予以记述。

五、19世纪末20世纪初四川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主要表现为：第一、中日甲午战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维新运动的兴起。其代表人物有宋育仁、杨锐、刘光第、廖平等。这次运动虽然遭到封建顽固势力的反对而夭折，但却唤起了四川人民的觉醒，尤其是使长期处于闭塞状态的四川知识界，开始从沉迷八股转而关心国事，学习西方，寻找救国的道路。第二、群众的自发斗争仍然此起彼伏地持续发展。主要表现为20世纪初遍及四川数十州县的义和团起事。第三、20世纪初，随着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和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以推翻清王朝和建立共和国为目标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逐渐兴起。1905年同盟会建立，使这一运动有了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而极其迅速地发展。同盟会在四川的主要负责人是黄复生、熊克武、佘英、杨庶堪、谢持等，会员遍及四川大部分州县。从1906年至1911年初，同盟会在四川发动多次起义。这些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却激励了更多的志士起来斗争，为辛亥保路同志军起义准备了革命力量。第四、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同时伴生的是以蒲殿俊、罗纶为代表的立宪派所领导的资产阶级立宪运动。这一运动虽然适应了清廷的立宪骗局，但它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仍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六、清末新政与经营川边。四川的清末新政，由于总督锡良、道员周善培等官员不遗余力地推行，成绩十分突出。如改革教育制度，大力兴办学校；设立劝工会、通省劝业道，大力倡导和支持工商业的发展；集资筹建川汉铁路，兴办邮电事业；效法西方办警政，设立各级审判厅等等。这些新政，虽然主观上是出于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但在客观上却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加速了四川近代化的进程。除新政外，赵尔丰任川滇边务大臣时，经营川边，实行改土归流，发展经济文化事业，对于西康地区的开发和边防的巩固，均起到积极的作用。

七、保路运动和保路同志军起义，即1911年四川的辛亥革命，本书记述了它从发生、发展到结局的全过程，其中包括：清廷出卖路权，资产阶级立宪派领导的保路同志会的成立，文明争路的合法斗争，席卷全川的罢市、罢课风潮，成都血案，在同盟会的策划和组织下保路同志军举行全川大起义，以荣县为首的各州县相继独立，重庆独立与蜀军政府的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的成立，成都兵变，四川军政府的成立，成、渝两军政府的合并和四川的统一。上述重大事件，影响深远，意义重大，本书给予重点记述。

八、其他方面，凡对全省有较大影响的事件，如：严重的自然灾害，重要社会变化，烟毒的泛滥和四川瘾民的数量，四川人口状况，川督的更迭，尊经书院的建立，川剧改良和重要创作等等，本书均作为大事予以记述。

由于本书内容广泛丰富，为保持体例的谨严、完整，在编纂方法上遵循以下几点：

一、本书采用大事纪述体，即编年与纪事本末相结合的体裁。每件大事有标题。大事纪述的首句话写明某年某月某日发生一件什么事情，纪年一律以公元为准，后用括弧注明清纪年。接下来才是正文，用纪述体将这件大事的始末经过、基本情况及前因后果等记述清楚。

二、有些时间跨度大的大事，可以根据其发展的阶段性分成几条纳入不同年份表述。有些大事无必要分年叙述，可定位在某年某月某日，但记述时，既可向上追溯其因，又可向下延伸交代其果，变通处理不受编年的严格约束。

三、记述一件大事，以说清楚其梗概为原则，细节可省略，但重点要突出，实质问题要抓住。复杂的大事应该将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交代清楚。

四、史实要准确，尤其是时间、地点、人物，必须核实准确。

五、对每条大事不作分析和评论，寓观点于记述之中，用事实来说话，必要时用画龙点睛的文词体现褒贬。

六、文词力求简明扼要，用精炼语体文叙述。

七、对每条大事，在充分消化文献资料后，作融汇贯通的表述，一般不作大段引述。少量的引文用足注说明资料出处。

八、旧地名一般夹注今地名。

九、外国人名、地名、国名采用通用译名，不再附注各该国原文。本书的编纂工作，植根于60年代省志总卷第一组建立的资料和编纂工作的基础上，没有这个基础，我们的起步工作会比现在艰巨得多。

十、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曾得到张秀熟老前辈的关怀和指导，得到四川大学、四川省社科院、成都市社科所以及省志各分志专家学者的支持和帮助。由于主编学识浅陋，虽数易其稿，仍难臻于完善。当此付梓之际，盼望读者批评指正是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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