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志▪粮食志》概述

一

四川是祖国的粮仓之一，早在2000多年以前，就有余粮外运。秦将司马错浮江伐楚，由巴蜀运粮600万斛。秦末楚汉相争，肖何发蜀米给助汉军。汉武帝时，曾以巴蜀之粟济江南。汉代桑弘羊、耿寿昌推行平准政策，谷贱时政府增价收购，谷贵时减价出售，以稳定物价，位于成都平原的万安仓，就是当时著名的常平仓。广汉、彭县等地出土的汉砖上，有利用杠杆原理的脚踏碓春米和风力扬谷的图象，足见其时粮食加工技术已很先进。

明末清初，四川连年战乱，人口锐减，田地荒芜。直至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经过几十年的移民垦殖，生产逐步恢复。乾隆时，余粮外运年达数百万石。成都平原和长江沿岸出现一批商品粮大县、大户，每到秋成，商贾云集，运销全国16省，远至台湾、西藏。清政府对粮商贩运采取鼓励政策。乾隆曾向四川、湖广、江西等省督抚发出“凡有商贩米船，不拘大小多寡，听其装载流通”的谕令。①（①《清买录·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五百二。）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四川各类仓库存谷达200余万石。次年，仅社仓存谷已达13万余石，乾隆得奏后批谕：“社仓之谷，多多益善，但不可强民耳。”②（②《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百八十五。）终乾隆朝，四川130余州、厅、县各仓所储保持在200万石以上。鸦片战争以后，生产萎缩，常平仓大率有价无谷，义仓谷多已变价存官，粮政与仓储制度随同清政府统治的衰败而日渐废弛。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四川战乱不已。从1916年起，近20年中，大小战争400余次，预征田赋有多达50余年的，人民苦不堪言。1932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建立川陕苏区，苏区政府在粮食生产、筹集、供应等方面建树不少，在有限的地域内解决了众多军民的食粮问题。1935年，国民政府控制了四川局面。在政府的倡导下，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发放农贷，使粮食生产逐步发展，连续几年丰收。这几年还是桐油出口的兴旺时期，最高年出口量3000多万公斤，占全国出口的三分之一。桐油与蚕丝、茶叶、猪鬃齐名，成为中国四大出口商品。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南京、武汉沦陷后，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四川成为抗日的大后方。1941年，政府为适应战争需要，田赋改征粮食。这项政策的成功，对保证军需，调节民食，稳定市场物价，安定大后方，起了重大作用。在实施之前，当局对粮食生产、大户存粮和市场供需等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新制度设计比较周密。在实施过程中，政策比较恰当，措施也比较有力。按统一的口径将田赋折算为粮食；征收与征购并行；从省到县成立粮食管理机构和业务机构；发布《非常时期违反粮食管理治罪条例》，对粮商进行登记，对市场进行管制，对消费加以节制。田赋征实成为各级政府的中心工作。据当时的粮食部长徐堪统计，1941～1945年，四川征收、征购、征借和捐献的粮食累计达8228万石，占全国38．5%。1945年10月8日，新华日报曾就此发表了《感谢四川人民》的社论。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继续在川大量征兵征粮，人民不堪重负，造成水利失修，耕稼失时，农村经济频于破产。1949年，65县春旱，77县秋涝，成都37条街道被淹，四川粮食产量仅为1938年的80%。通货膨胀，物价飞腾，社会动荡，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二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同年12月，四川解放。各级人民政权迅速建立了粮食机构，粮食局负责征收公粮，保证军队和公教人员的食粮供给；粮食公司负责市场购销，调节民食，稳定物价。由于粮食供需矛盾十分尖锐，粮食市场上各种经济成份并存，粮价急剧上涨，严重威胁人民生活，加剧国家财政经济的困难。面对严峻的形势，各级党委和政府抽调大批人民解放军和地方干部组成庞大的工作队，开展征粮工作。征粮的政策是粮多者多出，粮少者少出，赤贫者免出。当时，国民党潜伏武装、土匪和各种反动分子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叛乱，工作队一面征粮，一面配合人民解放军剿匪、平息叛乱。在这场尖锐激烈的斗争中，全川英勇牺牲的征粮工作队员达1000多人，丁佑君烈士就是优秀代表。1950年秋，1949和1950年的公粮征收任务完成，共入库粮食20亿公斤。这些粮食除用于四川外，还外调华东，支援上海平息涨价风潮。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实行粮食自由购销政策。以国营粮食商业为主导，允许私营粮商合法经营。国营粮食部门根据供求变化，适时调整国家牌价，同时采取购销结合、灵活吞吐的办法，对市场进行调节，控制投机倒把活动，保持粮食价格的稳定。这一时期由于进行了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同时采取了兴修水利等一系列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和措施，解放了生产力，使粮食生产迅速提高。1952年比1949年增产15亿公斤，次年达到解放前的最高水平。在粮食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国家购大于销，库存逐年增加，粮食形势趋于稳定。

1953年国家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城市人口增加，粮食销量上升，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粮食消费增加，粮食市场供求矛盾重新突出起来。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根据全国的统一部署，从这一年的11月起实行统购统销。生产粮食的农民，除留下口粮、种子和饲料用粮外，缴纳公粮后的余粮，由国家统一收购；对城市和农村缺粮户所需粮食由国家统一销售，私营粮食工商业只能接受国家的委托，代销代加工。统购统销工作采取群众运动的方法进行，虽然顺利地完成了任务，但因缺乏计算余缺的客观标准和具体办法，以致有的地方收购了过头粮。1954年采取随征带购和余粮派购两种办法，仍未解决存在的问题，加上这一年江淮水灾，中央分配的征购任务较重，入库的粮食比上年增加近10亿公斤，购了过头粮。1955年春天，农村出现“人人谈粮食，家家说统销”的紧张局面，尤以川西平原最为严重，不少地方闹粮荒。闹粮风波平息以后，根据中央的决定，省人民委员会发布布告，大张旗鼓地宣传贯彻粮食定产、定购、定销政策，决定粮食产量一定3年，增产不增购；统购余粮的80～90%；定销一年核定一次；市镇粮食统销由凭证限量购粮改为按年龄和劳动工种分等定量供应。

由于农业生产稳步增长和统购统销政策逐步完善，“一五”计划期间粮食形势比较平稳，统筹兼顾，合理安排，保证了各方面的基本需要。1957年，全省产粮213亿公斤，比1952年增产49亿公斤。农村人均留粮增加到238公斤，加上国家销回农村的粮食，人均消费量超过250公斤。城市人口保证了口粮供应，工商行业用粮也得到合理安排。粮食统购价和统销价，是在1952年的国家收购牌价和零售牌价的基础上制定的，5年中未作大的调整。由于粮价稳定，保证了市场物价的稳定。

“一五”计划期间，粮食购销结余100亿公斤，其中81亿公斤外调出川，写下了川粮外调历史的光辉一页。外调的粮食是从一百多个县、几千个存粮仓库和几十万处堆储粮食的民仓民房，经过加工、装包、集中，辗转运到出口点，再装火车、轮船外运出川的，参加运粮的民工上千万。长江是川粮外运的主要通道，重庆是外调的指挥中心和中转的枢纽。外调粮的70%通过长江，60%经过重庆中转。高峰时期日装轮逾万吨，朝天门码头十多公里以内，千船汇集，万人装卸。入夜，江面万盏灯火，船舶穿梭往来，非常繁忙。川粮外调的整个组织工作井井有条。

在川粮外调中，四川人民发扬了风格，作出了贡献。当时四川农村留粮水平和城市定量水平都低于全国，全川人民省吃俭用，克己待人，自始至终坚持“先中央、后地方；先省外，后省内”的原则，外调范围遍及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1957年外调的数量达29．22亿公斤，占当年征购总量的58．3%。这一年全国各缺粮省、市调入的粮食中有三分之一是由四川提供的。

川粮外调体现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的精神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高尚风格，在缺粮的省、市、自治区干部和群众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外调的81亿公斤粮食，对支援国家经济建设，支援灾区，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川粮源源外调的同时，组织大批工业品进川，推动了四川生产建设的发展。千万民工积极承担加工集运任务，付出了辛勤劳动，也得到一定的经济收入，有利于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在大批粮食等待外调的压力下，宝成铁路加快了建设进度；长江航运部门赶造驳船拖轮，敷设夜航灯标，开办水陆联运，形成了川江航运的黄金时代；省内交通部门，大力整治航道，赶修公路，增加车船，推动了交通事业的发展。

“一五”计划期间，虽然外调了大量粮食，省内库存仍然急剧增加。以1952年3月末的库存指数(下同)为100，1953年为145，1954年199，1955年235，1956年233。1957年为219，加上各种油料，库存创最高纪录。在此期间，改建和新修了一大批粮食仓库。同时开展了以“无虫、无霉、无鼠雀、无事故”为指标的创“四无粮仓”运动，保证了粮油的安全储存，开粮油科学保管的先河。这5年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统得过宽，管得过死。1953年开始实行统购统销时，只限于内地的120个县和几个主要的粮食品种，后来把民族地区和边远山区以及所有粮食和薯类，全都纳入统购统销。对私营粮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造成了一些长期遗留的问题。

三

1958年以后，由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粮食工作遭受严重挫折。粮食形势紧张动荡了20个春秋。“大跃进”对粮食工作最大的影响，是高指标和浮夸风。农业生产上的高指标、浮夸风导致高估产、高征购、高销售和粮食的浪费，从而动摇粮食工作的基础，产生一系列破坏性后果。

1958年粮食收成不错，经过后来核实的产量为224．6亿公斤，无论总产量或人均产量都是创纪录的。但在安排征购时估产却高达390亿公斤，征购入库占实际产量三分之一，显然购了过头粮。1959年4月，毛泽东主席发出《党内通信》，浮夸风有所抑制，但就在这年秋天，又开展反右倾斗争，浮夸风复炽。这时国家和农民的家底已空，浮夸风再加上强迫命令，后果更为严重。1959年减产66亿公斤，而征购却高达60亿公斤贸易粮，按原粮计算，占产量的一半。1960年和1961年，产量降到最低点，征购量依然居高不下。高估产、高征购的最大受害者是农民。从1959年起，农村留粮节节下降，每人平均只有100多公斤，造成多种疾病发生，大量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

浮夸风和高估产，造成粮食已经过关的假象，这是粮食销售失控和浪费的根源。1958年秋收后，领导机关错误估计形势，认为我省粮食总产量比去年增加80%以上，平均每人有粮食650公斤，粮食问题基本解决了。这时“大跃进”全面发动起来，在大炼钢铁的同时，还大修公路，大办水利。工程办到那里，粮食就要供应到那里。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和公共食堂化，实行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在“鼓足干劲生产，敞开肚皮吃饭”的口号下，造成严重的浪费。由于吃商品粮的人口大量增加和农村留粮急剧下降，国家不得不大量销售粮食。从1958年起，一年比一年销得多。1960年全省销售贸易粮47亿公斤，为1957年的两倍。高估产、高征购、高销售，形成恶性循环，导致农业生产连年减产，加重了人民生活的困难。

在省内粮食情况急剧恶化的同时，中央要求外调粮食的指示又急如星火。沈阳、武汉、南京、济南、成都五大军区出动车辆协助四川运粮。1958～1961年，四川累计上交国家贸易粮60亿公斤，仓库基本扫光。1961年小春产新前，全川粮食库存只剩下6亿多公斤。四川的这种严重局面，本来在1959年下半年已经暴露出来，但因当时浮夸风盛行，又正值反右倾斗争，真情难于上达。当时全国粮食形势确实紧张，国家要确保京、津、沪等大城市的粮食供应，不得不要求四川省调粮。为了完成粮食上调任务，四川省在压低农村留粮和挖用库存的同时，还降低城市居民和机关干部的口粮定量，最低时每月只有9．5公斤，食油只有50克，市场用粮基本压光。1960年9月1日，还宣布粮票作废，否定了节约归己的政策，失信于民，影响很不好。

1960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借误，并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2年，中共中央《关于粮食工作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对粮食生产、分配、征购等重大政策作出一系列规定，中共四川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采取有力措施认真贯彻。在农村粮食分配上，实行基本口粮和劳动工分分粮相结合的办法，既保护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又保证烈属、军属、职工家属和劳力少人口多的农户吃到一般标准的口粮；粮食征购任务调减到30多亿公斤并稳定下来，后来又实行“一定三年”和“超产、超购、超奖”的办法，以减轻农民的粮食负担；城市吃商品粮的人口压缩了250多万人，逐步恢复了居民的粮油定量；1962年中央还从省外调粮进川应急；同时还采取开放农村集市贸易，实行粮食议购议销，提高粮油购销价格等政策，以促进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到1965年，农村已从“大跃进”的折腾中复苏过来，粮食购销状况随之好转，粮食企业也逐步扭转了经营管理中的混乱局面，粮食工作重新走上正常的轨道。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刚见成效，1966年5月又开始“文化大革命”，动乱持续10年，粮食工作再遭挫折。在“文化大革命”中，四川农民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没有放弃生产去闹“革命”。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保持了粮食生产的稳定，10年内增产粮食33亿公斤。但由于人口增长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10年内仅农村就增加2000多万人，增产的粮食还不够新增人口的消耗。与此同时，由于“三线”建设，工厂内迁，修建成昆和襄渝两条铁路，吃商品粮的人口随之增加。为了保证城市的供应，不得不向农村征购必要的粮食，征购的数量虽然并不算多，但当时农村每人平均占有的粮食还不到300公斤，因而出现一面交征购一面吃返销的又购又销现象。1975年，全省有征购任务的生产队46万个，其中又购又销的生产队24万个，占一半以上，每到产新之前，半数人家吃返销，年年闹春荒夏荒。城市虽然每人保证了一份口粮，但品种单调，副食品少，食油不时脱销。1976年，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不得不从省外调进粮食5亿公斤。“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左倾思潮的泛滥，对粮食集市贸易想方设法予以限制、取消。农民到集市上互通有无，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来批判。关死粮食市场，封闭流通渠道，粮食部门停止议购议销，不仅农民受害，国家也失去了取得商品粮的一条辅助渠道。

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粮食工作遭受严重挫折，但仍存在着对干扰破坏进行抵制的健康力量，因而也采取过一些正确的措施，并取得一定的成效。“大跃进”的前期，损失严重，后期调整措施有力，恢复较快。在“文化大革命”的开始阶段，对粮价作过一次全面调整，并对职工实行价格补贴；粮食征购“一定三年”的政策得以延续，使农民粮食负担在10年之内保持稳定。1974年，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进行全面整顿的短暂期内，在农村推行小孩分等分粮，开办粮食调剂所；在城市机关单位和工矿企业推行口粮、补助粮包干管理；统一工种定量标准；对工业用粮实行定额管理，并严格控制增加吃商品粮的人口等，对缓解粮食紧张状况起了一定作用。“文革”中，在粮食安排上，尽管困难重重，但全省各级粮食部门始终维持粮油购销调度的正常活动，每年完成几百亿公斤的粮油购销调拨任务，保证了城市、工矿区、基本建设工地和农村缺粮农民的粮食调度供应，使动乱年代没有出现粮食脱销的大问题，对安定人心，稳定政局，起了重要作用。

四

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文化大革命”，除掉了动乱的根源。从这一年开始，中央对四川实行粮食自给、自求平衡的政策。同时调减征购任务。1977年，全省增产粮食38亿公斤，次年又增产27．5亿公斤，这两年增产的粮食，绝大部分留在农村，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粮食购销政策和流通体制，进行一系列调整改革。1984年以前，着重于减轻农民负担，放宽搞活，富民便民。这段时期采取了下面几项卓有成效的措施：

调减征购基数。早在1976年，就对川东北一批困难的县，调减了征购基数2．5亿公斤，使其迅速摆脱困境，有的在几年之内恢复了商品粮大县的地位；1979年，对提供商品粮较多的4万个生产队，实行优惠政策，从他们负担的征购基数中，划出2亿多公斤转作超购，从而提高商品粮基地的粮价水平，促进了这些地区粮食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保持了商品粮生产的支柱地位；从1980年开始，又分期分批调减了穷困地区、民族地区、盆周山区、边远地区和老革命根据地的征购任务4亿多公斤，为他们调整农业布局，发展多种经营，创造了条件。

提高收购价格。1979年，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把粮食统购价格提高了21．46%，超购部分在此基础上由加价30%提到50%。这是1966年调价后相隔12年的第一次提价，有效地改变了粮价偏低、粮食与经济作物比价失调的问题。后来由于改革物价体制和大部分农副产品放开价格，粮价又偏低。1984年，经过在资阳县试点，四川省率先实行“倒三七”比例计价(70%按超购价，30%按统购价)，后来全国都实行这一政策。

开放粮食集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在中央正确方针指引下，全省五千多个场镇陆续开放集市贸易，并逐步发展到大中城市。集市成交的粮食，增加到一年10亿公斤以上。星罗棋布的集市，对活跃农村经济、方便群众生活和促进农副业生产，起了积极作用。

恢复议购议销。四川恢复粮食议购议销业务早于全国。从1979年起，各级粮食部门就积极组建机构，使粮油议购议销业务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议购议销的价格随行就市，购销灵活吞吐，经营有赔有赚。通过议购议销，既活跃了市场，稳定了粮价，保护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同时国家又通过市场掌握了部分粮源，以补统购统销之不足。四川在调减农民征购任务以后，为保证城市销售正常增长所需的粮食，主要是通过议价渠道收购起来的，后来演变为“议转平”，成为平衡粮食收支的重要手段。

实行多渠道经营。从1983年起，以县为单位完成国家征购任务以后，允许多渠道经营。供销社和农民都允许经营粮食，可以出县出省，不受限制；以粮食为原料的城镇工商行业和农村作坊，可以来料加工，也可以采购粮食加工成品出售；机关、团体、部队、学校和工矿等企事业单位，也可以采购自己食用的粮食，但不允许贩运。这些规定，随着粮食形势的变化而时有松紧。这几年完成征购任务以后的农村余粮，集市贸易、多渠道经营和粮食部门议购各占三分之一左右，国营粮食商业凭借其优势，仍居主导地位。实行多渠道经营以后，原由国家统销的部分粮食由市场解决了，新发展起来的各种专业户对粮食和饲料的需求，也不再由国家包下来，这对发展农村经济和改善粮食部门的经营作风，都起了积极作用。

上述各种措施同农村推行生产责任制相结合，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使粮食生产取得了连续8年增产的奇迹。1984年，全省粮食产量达到408亿公斤，比1976年增产154亿公斤，8年增产的粮食，超过了前27年增产的总和。从1982年起，全省人均占有粮食在400公斤上下，这是一个里程牌，就全省来看，可以说温饱问题基本上解决了。四川省以占全国7%的耕地解决10%人口的吃饭问题，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是改革开放第一阶段取得的伟大成绩。

1985年以后，粮食体制改革继续向纵深发展。从这一年开始，改统购为合同定购，以后又逐步缩小统销范围，形成定购统销和市场购销双轨运行的格局。双轨制给粮食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注入了更多的市场因素，带来新的活力，也带来新的问题。由于合同制本身不完善，加上连续8年丰收产生的盲目乐观情绪，导致政策失误，影响生产。国家将几十亿公斤平价粮转作议销，把市场上已经很低的粮价压得更低，损伤了农民神粮的积极性。粮食产量徘徊不前，直到1989年才有所进步。在粮食生产徘徊过程中，由于实践和认识的深化，采取了许多补救措施缓解矛盾，如实行“议转平”，购销调包干，财务包干，合同定购更名为国家定购，通过多种渠道从省外议购大量粮食进川，从而保持了粮食形势的基本稳定。

从1976年开始，10多年中，随着生产的发展，改革的深入，人民生活的改善，粮食工作的各个环节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50年代后期起，粮食的生产和分配，都是在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下进行的，产留购销都同生产队打交道。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粮食工作的主要对象由生产队转到了家庭；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各种专业户的兴起，吃商品粮的人口激增，形成城乡两个销售市场；随着温饱问题的基本解决和分配档次的拉开，出现了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要求有多层次的加工和多品种的供应；市场的多成分，流通的多渠道，购销的多形式，价格的双轨制，使流通领域的竞争和管理变得激烈而又生疏。从总体上看，粮食形势已从长期的紧张动荡中缓和稳定下来，产需供求在低水平上基本平衡，但粮食生产起落的周期性仍然存在，流通领域的问题不少，买难卖难、时松时紧的现象仍难以避免。

在改革开放的新环境中，各级粮食部门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和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对企业经营管理和基础设施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和建设，取得巨大的成绩。10多年中，修建了一大批粮食仓库和储油容器，增强和改善了储备的能力和条件；普遍地对粮油加工进行技术改造，拥有一批较为先进的生产设备与工艺技术，创造了数以百计的名优产品；企业单一经营的格局被打破，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局面逐步形成；以定购统销粮食为主体，以粮油工业、饲料工业、车船运输、议购议销和其他附营业务为支柱，拓宽了经营门路，使企业面貌为之一新。粮油商品管理体制和企业经营机制较前灵活而有生机，经济效益显著提高。除平价粮油购销倒挂的政策性亏损外，企业创造的税利大幅度增加，为国家增加了收入，为企业更新了设备，职工生活福利也相应改善。粮食职工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程度明显提高，一批具有一定经营管理能力的年轻人正在茁壮成长。在这10多年中，由于价格改革始终滞后，购销倒挂导致财政补贴和企业挂帐问题急待解决，流通体制和企业经营机制还存在许多矛盾，有待改革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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