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志·邮政电信志》概述

四川地处祖国西南，盆地四周重峦叠嶂。古代，由于交通阻隔，信息传递极为不便。秦汉起，四川邮驿有较快发展。但邮驿主要传递官方文书，民间通信仍旧多靠托人捎带。明末清初，随着商务发展，始有私人“民信局”开设。清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重庆设置海关寄信局，是为四川近代邮政之萌芽。

光绪二十三年，设立由海关兼办的重庆大清邮政官局，是为四川正式设立的第一个国家邮政局。至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重庆邮政总局辖邮局40处，代办所267处。旧时的通信组织逐步为近代国家邮政所取代。

四川电报通信始于光绪十二年的官督商办电报局。光绪二十九年，改为商股官办。光绪三十四年商电局收归国有，由邮传部电政局直接管理。清末，四川(含西藏)共设电报局、报房30处(西藏2)，主要使用莫尔斯机通报。

民国时期，邮政、电信机构依旧分设。

民国初，四川邮政事务统归设于成都的四川邮务管理局管辖。民国12年(1923年)，四川邮政划为东川、西川二邮区，分设邮务管理局于重庆、成都。此时，仍主要靠步班邮路传递邮件。民国19年，始有委办汽车邮路。翌年，始有航空邮路。经过晚清和民国两个时代长达53年的建设，四川邮政局所、邮路有所发展，到1949年，全省共设有邮局282处，支局44处，代办所2470处；邮路总长91614公里。但运邮手段还十分落后，人背肩挑、徒步行走的步班邮路占整个邮路的89%。寄往广大农村的邮件，则多在场镇或县局悬牌招领。

四川电信自民国2年，全国划为13个电政区起，始设电政管理机构，由川藏电政管理局管理四川、西藏的国有电信事务。其后，电政管理区划虽迭次变更，而四川、西藏均归属在一个电政管理区内。电信建设的重点主要放在四川。民国初期，四川致力于出省电报线路的发展，架设成都至汉中线，北联西安；延伸重庆至綦江线，南接贵阳，并相继发展了部分城市的电报网路。至民国9年，初步形成以重庆、成都为轴心的干支线电报通信网。民国6年起，由于四川长达十七年的军阀混战，导致机构支解，网路破败，通信梗阻。受其影响，四川市内电话和长途电话均发展迟缓。成都市内电话，自宣统三年装设起，至民国26年，逾二十六载，始更装由武汉拆迁的1500门共电式总机；重庆市内电话，自民国5年装设50门总机之后，至民国20年，间距十五载，始增装700门总机。四川长途电话，自民国14年开办成都至毗邻县份的长话业务之后，便停滞不前。直至民国24年，交通部对四川重新实施电信统一管理之后，才先后架设重庆至贵阳、成都；成都至广元、峨眉等地长途电话线路，并沟通相关地区。四川的长途电信通信始改变单一依赖电报的格局。

民国26年，抗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迁重庆。民国27年至民国33年，国民政府集中建设以重庆、成都为中心，通向周边省份的长途电话网路，并开始使用载波电话机、载波电报机、自动电话机等较为先进的通信设备。民国35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四川的电信建设变化不大。1949年，四川及西康办理电报业务的局所为148处(西康11)，电报线路总长16968条公里，有线电报电路147路。其中，电传电路1路，韦斯登机电路12路，音响机电路30路，话传电路103路，莫尔斯机电路1路；无线电报电路51路。办理长途电话业务的局所为110处(西康10)，长话电路222路(含无线电路12路)。市内电话交换设备总容量7450门，其中重庆3840门，成都1680门，成渝两市合占总容量的74．1%。

除上述国有电信外，四川于民国28年设省电话管理处。翌年，设省无线电总台。民国37年，上述两机构合并为统管地方电信的四川省电信管理局，辖134个县(市)的乡村电话和46处省办无线电台。

四川解放后，人民政府陆续接管了全省的邮政、电信企业。随即抢修和整治因战争和匪乱遭受破坏的通信网路，恢复通信。1950年底，邮电实行合设，省办地方电信陆续并入国营电信系统。接着，邮电部门在民主改革中进行了机构整顿、清产核资、加强计划管理等工作，推动了邮电事业的发展。1952年底与解放前相比较，邮政通信网路有了增长，特别是农村网路发展较快；能办理电报和长途电话业务的局所，翻了近一番和一番多，电信线路的质量和复用指数大为提高，从而保证了四川人民政权建设、国民经济恢复和土地改革的通信需要。

1953—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四川邮政以提高省内、省际通邮水平，加快邮件传递速度为目标，逐步建设以成、渝两地为枢纽，通达省内各重要转口局的辐射形邮运网。在成渝铁路和宝成铁路运营后，即租用客运列车车厢容间带运沿线邮件。同时，发展航空邮路和自办、委办汽车邮路。至1957年底，全省邮路总长(含农村投递路线)达17万多公里，其中，机动运输工具邮路为24301公里。全省已实现区区通邮，通邮乡镇7034个，通邮乡率为93．8%，农村代办机构达3322处。

四川电信以提高通信能力为目标，对长途电信、市内电话、县内电话(农村电话)进行了调整扩建。长途电信，着重将原来按行政区为中心组织的通信网路调整为以重庆为西南省间中心，成都为省中心，各市、专、州所在地为县间中心，各县治为县内中心，上联北京的四级汇接辐射通信网。1957年底，全省204个县(市)全部通了电报，办理电报业务的局所为995处；有192个县(市)通了长途电话，办理长话业务的局所为1373处。市内电话，以保证成、渝两市及主要工业基地的通信需要为重点，进行了较大范围的扩建、改造。1955年重庆市电信局引进52C式步进制自动交换机4000门。1957年成都市电信局安装F式、52C式自动交换机2500门。到1957年底，除自治州的34个县以外，省内其余县(市)均设置了市内电话，交换机总容量为33208门。县内电话，结合1955年的农业合作化高潮，建设了以县城为中心向乡、国营农场、大型合作社辐射的县内电话网。到1957年底，四川建有县内电话的县为159个，有6587个乡、社(占总数的87．86%)通了电话，全省县内电话交换机总容量达23848门。

1958—1960年，由于“大跃进”的开展，邮电业务量骤然剧增。四川省邮电管理局(以下简称省邮电局)紧急部署优先接转与钢铁生产有关的电报、电话，并优先发展钢铁基地的通信网路。采取多种方法，因陋就简为1700多个地处边远山区的厂矿、高炉群抢架了电话，线路长达8000多公里。省内7条主要自办汽车邮路实行昼夜兼程运邮。为适应建设急需，筹建省属邮电工业，试制载波电话等设备。1959年，全省自制的单路、三路载波电话机64部，12路载波电话机2部投入使用。并在4399个区乡(占14个专区区乡总数的63．3%)装设了简易会议电话机，对会议电话实行了专业化管理。同时，将县以下农村邮电机构下放给人民公社经营，在5443个人民公社中，建立起4853个公社邮电局(所)。到1960年底，农村电话线路突增为12．4万多杆公里，交换机总容量达89400门，通电话的公社和生产大队分别达到总数的98．39%和54．46%。但由于邮电建设发展过急，自制设备质量低，基建和维护之间比例严重失调，1960年已形成边建设、边整治的局面。

从1961年开始，省邮电局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组织整修通信设施，调整通信网路。先后巡修汉——渝、成——渝、成——西(安)、渝——筑——昆四条长途电信干线，大修长途线路2092杆公里。持续开展通信设备的“爱、修、配、备”活动，整治省内自制的载波设备和重点用户、重点钢、煤厂矿的机线设备。对1／3以上的邮运汽车进行了大修。并贯彻执行邮电部新颁规程，清理和落实各项规章制度。1962年，把公社办的邮电机构，收归邮电部门管理。农村邮电机构和人员压缩到1957年的水平。同时，调整和部分撤除了公社内部的机线设备。

1964年，“三线”建设开始后，省邮电局陆续在重点县开通电传电报电路和载波电话电路，建设了重点用户专用通信线和以攀枝花钢铁基地为中心的长途报、话通信网路。为增强四川通向周边省份和重点工业地区的长途通信能力，1964——1966年，先后增设了成都至重庆、西安和重庆至西安、汉口、贵阳12路载波电话电路，以及成都至昆明3路载波电话电路，新建了重庆至贵阳，成都至乐山、西昌、渡口12路载波电报电路，以及成都至西安16路载波电报电路。

1967——1969年，因受“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冲击，许多行之有效的生产管理制度和财务制度被废除，生产管理失序。加之，1969年底——1973年8月，邮电分设，经营管理失控。自1970年开始，全省邮政积累水平下降，电信部门连年亏损，出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四川邮电部门从未发生过的全行业亏损，4年间邮电合计亏损2383．1万元。但在“三线”建设的推动下，通信网路建设仍取得了一定成绩。新建了成都——重庆、西安——南充——重庆、南充——成都等微波电路；邮路增长134871公里(含农村投递路线)；电报电路增加131路；长途电话电路增加330路；市内电话交换设备容量增加20800门。然而，发展速度除电报电路外，均低于“文革”前十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化，四川邮电事业进入新的稳步发展时期。

到1985年底，全省邮政干线已形成以火车、汽车运邮为主体的、多层次的邮政运输网。邮路总长为10．1万多公里(不含农村投递路线36．6万多公里)。其中，机动运输工具邮路为58623公里，占57．5%。步班邮路缩减至16301公里，仅占邮路总长度的16%。全省有71个县(市)能够看到当天的省报。大中城市的邮政内部作业处理，已逐步实行机械化、半机械化操作。汇兑稽核的审根、核销作业，已由手工操作转为用电子计算机处理。

长途电信通达水平和技术构成显著提高，初步形成综合利用的、多层次的通信网。1978——1985年，全省净增电报电路135路，超过前10年的总增长水平，电路总数达到754路；净增长途电话电路930路，超过前20年的总增长水平，电路总数达到2277路。四川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省会(除呼和浩特、台北)均建立直达长话电路。省到北京的直达长话电路由13路增为65路；省会至各市、地、州的平均电路数和至各县(市)的直达电路数都增长一倍多。成都——重庆建成1800路中同轴电缆干线；全省有19个市、地、州局和两个县局装设全电子汉字电传机和译码机；除甘孜、阿坝州属的11个县局外，县(区)以上邮电局均装有电传机，全省电传电路占有线报路的比重达到53．67%。成都市电信局采用了电子计算机转报，成都、重庆电信局安装了用户电报交换设备，开放了用户电报、用户传真、数据传输等新兴业务。全省45个市、县的长途电话已开通自动、半自动电路。

市内电话建设走出低谷，结束了从1961年以来长达十五年的发展迟缓局面。自1981年实行市内电话单独核算、利润留省、以话养话的方针之后，四川邮电部门相继采取对新装机用户收取初装费、地方集资、用户集资、向银行贷款以及扩大市地州局的市内电话经营管理权限等一系列措施，到1985年底，全省市内电话交换机总容量达到15．6万多门，较1976年翻了一番。设备程式亦有很大变化，安装自动电话的市、县扩展到43个。在自动交换设备中，67%为较先进的纵横制交换机，成都、重庆、自贡等城市已着手引进现代化的程序控制数字交换设备。

农村电话通信亦有新的发展。1985年底，全省农话交换点达到2464处(含公社经营的724处)，较1976年净增84处，已通电话的公社(乡)由1976年的8480个增至8570个，已通电话比重由99．11%提高到99．32%；生产大队已通电话比重1985年为14．61%。经过对农村电话网路设备的大面积改造与整治，设备质量有较大提高，程式亦有更新。农话载波电话终端机达到3122部，较1976年增加57．2%；农话交换机总容量达到11．6万多门，增加35．2%。自动和半自动设备、半电子交换机、PCM数字通信设备、特高频设备等，已陆续在农话网路上开通使用。农话通信手段落后的状况开始发生变化。

1979——1985年的七年间，全省邮电业务收入增长1．23倍，全省企业基金(含生产发展基金)由1978年的157万元，增至3738万元，增加22．8倍。职工人均工资总额由1978年的667元，增至1183元，增加77．36%。

在1982——1984年的三年间，遵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国营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整顿的决定》，省邮电局分批对全省邮电企业进行了全面整顿。调整健全了市、地、州、县邮电局以及直属单位的领导班子，企业实行按定员定额组织生产，建立了不同形式的经济责任制，个人劳动成果与经济效益挂钩。全省邮电部门建立质量管理小组2000个。南充地区邮电局在全国邮电行业中第一个荣获“国家质量管理奖”。

1985年底，全省设有邮电局208处(成、渝邮电为分设)，邮电支局(所)2597处，代办所3379处。邮电职工59105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3694人，占6．2%，技术工人28826人，占69．6%)。1980—1985年，全省邮政函件、包件净增7247万件，报刊发行累计份数净增4．4亿多份。拍发电报由800多万份增至1373万份，国际电报由1．3万多份增至4．1万多份。挂发长途电话由1122万张增至1802万张，国际长途电话由6592张增至4．4万张。1985年，全省国营邮电税后年盈利为2394．6万元，地方电信尚有亏损。

四川邮电事业经过建国后36年的曲折发展，已经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但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是供需矛盾十分突出。需要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改进企业经营管理，扩大企业自身积累，贯彻“国家、地方、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扩展通信能力，以适应经济建设的快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