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器时代文物古代文化中最早的遗存是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和遗物。这类遗存，在四川地区发现不多，却十分重要。1986年在巫山县出土的人类化石——巫山人，经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进行古地磁测定，其年代距今201～204万年，是我国最早的人类化石。它与“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和“和县人”均不相同。它与距今180万年前的“非洲能人”虽然相似，但其个体却较小，故非同一种属。巫山人应是早期人类的一个新种，其时代与“能人”相当。它的发现，为探索人类的发展和演化提供了新的科学资料，是人类起源于亚洲说的重要物证。1951年在资阳县黄鳝溪发现的人类头骨化石——资阳人，是距今约三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智人，它为研究我国古人类的分布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标本。

四川地区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经科学发掘的有资阳县鲤鱼桥遗址。遗址地层共有五层，上部为全新世堆积，下部为更新世晚期。最下层为第1层，出土有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物遗物。这些石制品与富林文化和铜梁文化的比较表明它们的差异很大，不属同一类型。

在邻近的蒙河石虾子、沙嘴和安岳县等地所采集的石制品与鲤鱼桥的石制品基本一致。因此，可以认为蒙溪河一带的打制石器和鲤鱼桥的石器，同属于一个文化系统，故把它们统称为“鲤鱼桥文化”。

关于鲤鱼桥一带的自然景观问题。就出土的树叶、种子鉴定，在晚更新世的植被和今天的植被有一定的差异，气候也有变化。当时是属于典型的亚热带气候，比现在气候温凉湿润一些。鲤里桥遗址还出土有新石器时代的大量陶片。这些陶片与巫山大溪、西昌礼州、忠县㽏井沟等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陶器均不一致，不属于同一类型文化，似可能为这一地区新的文化类型。

鲤鱼桥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表明，旧石器时代晚期(约距今25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生息劳动，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物，为研究四川地区旧石器文化的发展和分布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还有1987年在攀枝花市民政乡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洞穴遗址，出土有较多的石制品，以及骨器和多种动物的骨、牙化石等。从化石动物群的组合，及石制品的器形和制作技术等情况看，其时代当在距今1万至1．5万年之间。这对研究我国西南地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转化和其它有关方面，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新石器时代遗址在四川虽然发现较多，但经过科学发掘的较少。其重要者有：

巫山大溪遗址。1959年进行两次发掘，发掘面积共228平方米，清理墓葬75座，出土文物近干件。当时在四川省博物馆馆长冯汉骥教授的指导下曾编写有《巫山大溪发掘报告》。1975年进行了第三次发掘，清理墓葬133座，随葬品有石(玉)、陶、骨、蚌四类。

巫山大溪文化主要特征：陶器中的筒形瓶、高圈足深腹豆和曲腹杯，是具有代表性的器物、装饰品，早期以耳饰为主，晚期种类增多，其中项饰和手镯占主要地位，其生产工艺已日趋进步，琢磨精细。墓葬，为氏族公共墓地，随葬品数量多寡悬殊，这可能表明当时私有制已经产生。大溪遗址大致可分为早期和晚期两个发展阶段，即早期的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阶段和晚期的父系氏族公社的萌芽阶段。同时，可以基本上认定大溪墓地是属于大溪文化的最晚期的遗存，它已处于新的文化临产的前夕。至于与屈家岭文化的关系问题，有的学者多认为：屈家岭文化和大溪文化是一个大的文化系统的两个发展阶段，即前者是直接承袭后者而产生的。

巫山大溪文化发现后，相继在长江中游地区发现多处属于大溪文化的遗址。其分布范围，西到四川巫山，东到鄂东的黄岗、北到湖北江陵或更北的京山，南到洞庭湖的北岸。这样大面积的发现，对于探索认识长江中游地区的原始文化提供了丰富的珍贵材料。

忠县㽏井沟古遗址。就其出土的文化遗物来看，石器制作已打磨工精，陶器的火候较高，已有了卜骨的发现。它的时代要晚于巫山大溪文化，而介于新石器末期至青铜器时代初期之间，是研究四川地区铜石时期的重要资料。

理县箭山寨新石器时代遗址。这个遗址的发现不仅为认识岷江上游原始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还由于出土的文化遗物中有彩陶，就其中的残陶瓶看，瓶的上部有以平行线和弧线组成的花纹，其风格与甘肃省东部的仰韶文化近似，这可能是当时两地文化交流的证物。

西昌礼州新石器时代遗址。1974年至1976年先后进行过三次发掘。遗址中发现土坑竖穴墓葬21座，就其排列有序和有一定埋葬方式来看，这应是当时氏族的公共墓地。就出土遗物而言，石器系磨制，主要为生产工具。陶器以平底深腹器和小口瓶、壶为代表，其中带流壶和桶形器、带把罐、双联罐则更具特色。它的基本组合为杯、碟、罐、瓶和壶。其经济生活是以农业为主，兼营狩猎和采集等，可能尚处于原始社会晚期的历史阶段。文化的类型和特征与安宁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文化相近；与云南元谋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陶器、石器亦非常接近。元谋大墩子遗址的时代为公元前1470±155年，相当于殷代晚期，而礼州遗址的年代也应与之同时。

新石器时代遗址在嘉陵江流域、绵阳等地区亦有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