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润雅安生茶香
蒙顶山高山茶园。郝立艺 摄
蒙顶新茶。罗映雪 摄
名山牛碾坪观光茶园。 郝立艺 摄
成都西南方向百余里,便是雅安。
雅安地处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的交汇地带,素有“川西咽喉”“西藏门户”之称。雅安的蒙顶山,是成都平原向西延展的第一个台地。这里山岭环抱季风,暖湿气流交汇,在喇叭口状的蒙顶山东面升腾翻滚、飘然降落。丰沛的雨水,造就了独特的“天漏”气候,让雅安享有“华西雨屏”之名。
□杜阳林
壹
雅安原称雅州,清人杜紫石在《雅州赋》中描述:“数小城之‘三绝’,缠绵银丝兮,谓之雅雨;江中美味兮,谓之雅鱼;二八俏丽兮,谓之雅女。”雅安“三绝”之首,便是“雅雨”,当地人说,一年365天,雅安竟有300天在下雨。天漏一说,贴切无比。
雅安的雨,儒雅舒缓,如细线如花针,柔丝万缕。微风一吹,雨雾飘散粘挂万物,水凝珠晶莹剔透,盈盈欲滴。凉爽温润的空气,飘过山谷河流,拂过万户千家,相遇了雅安漫山遍野的茶树。
茶树从此有了新的生命,雨雾蹁跹,碎步跳跃,衍生了灵妙与轻盈的韵致。陆游写美人的手,用了“红酥手”来形容,雅雨也是这样的“手”,柔若无骨,拂去了茶树的尘埃落灰。雨脚不歇,绵绵密密,织起了重重帘幕,蒙蒙雾气,形成了一道天然的磨砂屏障。
雅雨落不完,雨雾散不尽。高岭低坡,凝神观望,才能见其影影绰绰,映照出了深深浅浅的茶林。
这里的茶树与别处不同,它生来便和雨雾相依相伴。茶树不受干渴之苦,泥土油黑蓬松,根须生长到哪里,都能快活地饮到水分,不急不躁,郑重对待自己的生长节奏。
一山千行绿,从古望到今;纵横阡陌间,唯有山茶在。采茶女在日头升起之前踏入茶园,摘下芽头放入竹篓。她们的粉腮映上笑靥,投向茶树的亲切目光,像是看着自己的儿女,或是兄弟姐妹。茶,除了接受日精月华、晴日细雨的润养,还有采茶女给予的温顺和怜爱。
采茶女白净细长的手指,灵巧翩飞如蜂似蝶。也只有这样的手,耐性而温柔,才让茶树免去了许多羞怯和顾虑,愿意投奔似母如姐的掌心。嫩芽离枝别树,没有眷恋不舍,心甘情愿挥别过往,跻身于小小竹篓之中。
辞别生命的枝,这是一种离去,却也是新生的启程。
贰
我国文字记载,最早的人工种植茶,源于雅安的蒙顶山。
西汉时期,雅安人吴理真的母亲多病,久治不愈。他砍柴时偶遇野生茶树,摘取茶叶,带回家煎服成水,尝味清新可口,其母饮下茶汤,渐自痊愈,从此身康体健。吴理真挖出野茶树,种植于蒙顶五峰莲花座心。
吴理真驯化茶树泡制茶品,取名“圣杨花”和“吉祥蕊”。悠悠中华历史,从此有了第一款有名有姓的茶叶。唐玄宗天宝年间,蒙顶山茶被皇朝确立为朝廷正贡之品,贡茶历史绵绵延续,长达1170年。
蒙顶山因种植茶树,成为千百年来文人墨客吟咏的题材。“琴里知闻唯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白居易将蒙山茶和古名曲《渌水》并列称颂,足见诗人对蒙顶山茶的喜爱。“旧谱最称蒙顶味,露芽云液胜醍醐。”北宋书法家文彦博对于蒙顶山茶的滋味,有着极为形象和传神的描写。宋代诗书画家文同是四川梓州人,对蒙顶山茶同样推崇备至:“蜀土茶称圣,蒙山味独珍。”
佛教传入蒙顶山是三国时期,永兴寺便兴建于此时,它被誉为“世界禅茶文化的发源地”,历朝历代采茶制茶从未间断。每逢春茶季节,身着杏黄僧衣的僧人,清晨时分穿行在茶树丛中,开始一天的忙碌。南朝吴僧樊川跋山涉水,只为求得仙方之茶,供献双林傅大士,终在蒙顶山的永兴寺完成心愿,奉茶而归。
大唐盛世,佛寺昌盛,蒙顶山上有36座寺院。大唐道宗禅师在永兴寺遍植茶树,把茶融进禅的意境,僧众在种茶、采茶、制茶中修行。茶是禅,禅是茶。蒙顶山茶在唐玄宗在位时入贡。彼时,蒙顶山由千佛寺种茶、净居庵采茶、智炬寺制茶、永兴寺供茶、天盖寺祭茶。五寺合力,营造了当年蒙顶贡茶的繁盛景象。
早在唐文宗时代,蒙山茶传入日本。对于大和民族,蒙山茶意味着神圣的禅意,诗词的馥郁,高雅的情怀。茶与佛法一起,乘舟出海,在异国他乡,煮一壶水,沏一碗茶,乡愁袅袅,满室生香。
从天竺到神州,北宋不动法师在蒙顶山永兴寺一边喝茶,一边完成了佛愿。他把普度化成《蒙山施食仪》,成为东南亚各国僧人每天傍晚必诵的经文,成就了禅门经典,传扬天下。
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真茶性冷,唯雅州蒙山出者温而主祛疾。”中国的“药食同源”之说,已流传许久,蒙顶山茶的初次登场,不也是因为它治好了吴理真母亲的痼疾吗?饮茶而健体,有着医者古老的证言,历经时易世移而不改,已是当代人普遍认知的真理。
前不久,雅安发现了6个千年古茶园群落。古茶园就在蒙顶山余脉的海盘山,它们从宋代到清代,跨越千年光阴,每个古茶园都保持完整状貌。
叁
雅安茶采自谷雨后,人们制成绿茶,也选择合适的茶材制成藏茶。藏茶属于发酵茶,制作工艺特殊,经煮耐熬,饮之令人神清气爽。它不仅在汉地受到欢迎,藏地人民也视之为生活必需品。
有史记载,当年文成公主进藏带去的茶叶,正是出自雅安。
雅安自古是南方丝绸之路和川藏路的交汇之所,是川西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以雅安为代表的汉地藏茶,一年又一年地运往西藏等地。茶,千百年来一直是藏汉经济和文化紧密联系的纽带,茶马互市,既解决了藏族同胞对茶的需求,也满足了朝廷因征战而对马匹的需要。
以茶换马,始于唐代,盛行于宋代。雅安境内的名山区,至今仍有保留完整的茶马司遗址,这是自宋朝以来,历朝历代管理茶马交易的专门机构。据《明史·食货志》记载:“明初,雅州碉门茶马司规定,西藏的上等马给茶40斤,中等马给茶30斤,下等马给茶20斤。”
高原气候干燥,氧气稀薄,藏族同胞日常所食,主要是牛羊肉、酥肉、糌粑等,需要饮茶来消食、止渴、解腻。明《严茶议》载:“茶之为物,西域吐蕃,古今皆仰信之。以其腥肉之物,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藏茶汤色褐红明亮,滋味醇和绵长,经历30多道制作工序而成。
藏茶在西藏等地,曾经一度作为硬通货币,比金子还要贵重。藏茶按条比值论价交易,公平公正,又因为藏茶贮存越久,价值越高,藏族同胞便把条茶囤积起来,成为储蓄的主要方式。在物质匮乏、经济萧条年代,藏族同胞常将条茶当作货币使用。
一条川藏茶马古道,因藏茶而起,因藏茶而兴。从精神层面讲,它也是一条民族团结与融合之道,只是道路漫漫、崎岖难行,途中艰辛无数,让人望而生畏。
川藏线上的茶马古道,绵延五千里,始于雅安,二郎山、大相岭,隔开了成都平原与青藏高原,峰岭陡立,峡谷深陷,茶马古道迂回其间,如绳弯弯缠绕。
回溯昔时光阴,背夫排成长队,从雅安城门逶迤而出。他们身负沉沉茶包,压弯了腰身,低头行路,歌声却从这一步一埋首中,渐渐变得激越昂扬:背不完的雅州城/填不满的打箭炉/茶盐布匹百样货/大路小路都难行。
从雅安到打箭炉,虽然只有几百里山路,海拔却从600米,陡然攀升至3000米。沿途高山峡谷,道路险峻,骡马难行,货物多靠人力背运。背夫负重两百余斤,往返几十天,所用工具是简陋的草鞋、背架子、打杵子,却驮运起了他们生活的希望。
大清康熙年间,《雅州府志》记载,雅州所辖诸县“山多田少,民不足耕”,是以荥经“小民则惟背运茶包”,天全则靠“男子背运,女子耘樵”,汉源也以“背驮营生”。为了养家糊口,生存繁衍,千千万万的背夫弯腰躬身,走上这条危险重重的茶马古道。
在藏族同胞心中,茶叶途经的路途越远,质量也就越好,醇香滋味更加悠长。
肆
雅安的绿茶或是藏茶,投身杯中,注定波澜不惊。
茶水清润,千人百态,让饮它的人各有所感,有人喝出了欣悦,有人喝出了寂寞,有人喝出了诗意,有人喝出了人生。
唐元和六年,诗人卢仝收到好友寄来的茶叶,素有“茶仙”之称的他得此馈赠,欣喜若狂。“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好茶若无好友分享,滋味也减了一半,于是赶紧邀请韩愈、贾岛等好友,至太行山下的桃花泉煮饮新茶。水沸茶浓,香雾袅袅,著名的“七碗茶歌”亦就此诞生。仿佛是卢仝持一支茶香四溢的笔,妙句天成,写下了品茶带给人们的美妙情境: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一杯清茶,竟能让人润了涩喉,除了烦忧,泼墨狂书,羽化登仙。可见,茶绝不仅仅是满足口腹之欲的饮品,还能带给人广阔辽远的精神世界,让情绪在茶中轻盈起舞,让思想在茶中沉浮跌宕。
明代文人徐渭因为一杯茶,竟然看到了十六种美与雅致的生活:“茶宜精舍,宜云林,宜瓷瓶,宜竹灶,宜幽人雅士,宜衲子仙朋,宜永昼清谈,宜寒宵兀坐,宜松月下,宜花鸟间,宜清流白石,宜绿藓苍苔,宜素手汲泉,宜红妆扫雪,宜船头吹火,宜竹里飘烟。”
茶字,可拆解为“人在草木之中”。肉体凡胎,自然造化,只是人们往往自恃聪明,却离自然之道渐行渐远。饮茶,是一次回归和寻找,从草木的呼吸中,溯源初心,回归自己。
人生若无一盏茶水相伴,犹如缺失一位善解人意的知己,少却了一份生活的滋味。
从古至今,雅安茶叶赫赫有名,从皇家显贵才能品尝的贡茶,成了如今平常百姓的杯中之物。雅安的茶类繁多,品尝了甘露有石花,饮下了黄芽有陪茶。如果还想换一种生津茶水,一杯藏茶的亮色,再次让你口舌葆香。
扬子江中水,蒙山顶上茶。栖身茶树之下,悠然青绿之巅,举杯邀月,似醉似幻。如能与茶香为伴,迎来晨风暮雨,仰望满天星斗,惯看悲喜忧欢,就是苍茫岁月的茶心禅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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