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于绵竹城区棋盘街的天益老号,是一处始于南齐时期的古老酿酒作坊,被誉为“传统酿酒工艺的活文物,其地下窖池及纪年砖的出土,揭开了绵竹酿酒历史的神秘面纱。

由南北朝到盛唐,绵竹酿酒技术经过130年飞跃发展,配制出了誉满神州的“剑南烧春”。唐代名酒品牌以四川居多,其中以“剑南烧春”最为有名。平定“安史之乱”的唐德宗李适、有“酒仙”之称的李白、宋朝大文豪苏轼,都曾是剑南烧春的“粉丝”。在唐大历14年前,剑南道每年都要向唐宫进贡10斛剑南烧春酒。

作为唐代宫廷御酒,剑南春记载于《唐国史补》(剑南春集团 供图)

登堂入国册 唯有剑南烧春

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上有过3个盛世,分别是汉、唐、清,在这3个朝代,伟大的中华民族屡屡创造政治、军事、文化、艺术的巅峰,为后世留下数不尽的历史瑰宝。从历史中走来,剑南烧春不曾错过每一个盛世,它溢满了中华盛世的芬芳。

绵竹自古以来就以盛产美酒闻名。在金土村的一次考古发现中,东汉时期的酿酒画像砖(残石)给专家们带来惊喜,这说明,在东汉时期,绵竹地区已有了相对完善的酿酒工艺体系,而同样在金土村出土的铜罍、提梁壶等精美酒器,则将绵竹的酿酒历史向前推至战国时期。

剑南烧春有确凿的文献记载就始于唐朝,而且还被指定为宫廷御酒。唐代武德年间(公元618年至625年),有了“剑南道烧春”之名。当时的中书舍人李肇在《唐国史补》中记载了闻名全国的13种美酒,他写道:“酒则有……荥阳之土窖春……剑南之烧春。”唐时绵竹隶属于剑南道,“烧”是指“烧酒”即蒸馏酒,“春”是原指酒后发热的感受,唐人引之为酒的雅称,因此“剑南之烧春”指的就是绵竹出产的美酒。

唐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剑南烧春”被定为皇室专享的贡酒,记于《德宗本纪》。相传,唐代“诗仙”李白青年时代曾在绵竹“解貂赎酒”痛饮美酒,留下“解貂赎酒,价重洛阳”的佳话。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一个时代,国力昌盛,百姓和乐,文化灿烂,艺术繁荣,盛世唐朝是五千年灿烂中华文明的文化表征,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光荣。

朝代的更迭并未使酒业的发展因此而中断,唐由盛而衰,宋易都南迁,元战乱频频,明人口衰减,但只要浓香美酒根基尚在,总有重塑辉煌的一日。

中国封建王朝的第三个盛世——康雍乾盛世总共延续了一百多年,剑南烧春也借盛世东风,迎来自身的发展良机。朱、杨、白、赵等较大规模酿酒作坊出现,传统酿造技艺得到进一步提升,“味醇厚,色洁白,状若清露”的特征甚至留在《绵竹县志》中,而当地的经济也因此被带动,绵竹也因此出现了“山程水陆货争呼,坐贾行商日夜图。济济直如绵竹茂,芳名不愧小成都”的繁荣景象。

剑南春“天益老号”作坊内部(剑南春集团 供图)

诗词中留影 陶醉文坛才子

如果说盛唐气象给“御酒”剑南烧春披上了华丽的外衣,那么自唐朝以来文人墨客与剑南烧春的交集,则赋予这古老的名酒丰满的性格。

唐朝大诗人李白的名篇《将进酒》写道:“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寥寥数语,李白将自己嗜酒、豪迈、轻金重义的个性与胸襟表达得淋漓尽致。事实上,“以千金裘换美酒”不只是一句诗,它真实地发生在李白身上。当年,他途径绵竹时,被剑南烧春的酒香吸引,不喝不甘,可偏偏当时身无分文,于是便脱下身上的皮袄换了酒来喝个痛快,从此留下“士解金貂”、“解貂赎酒”的佳话。

如果说换酒的故事把李白的个性注入到剑南烧春的基因中,那么,到了宋朝,大文豪苏轼则为剑南烧春注入了才情的华彩。在苏轼的年代里,绵竹地区的酒有了新的名字——鹅黄蜜酒,这一得名缘于当地酿酒技艺的发展,道士杨世昌正是此中高手。杨世昌久慕苏轼盛名,在北宋元丰三年的一日,他携亲酿蜜酒拜访苏轼,二人一见如故,在夜色中泛舟赤壁,把酒论道,尽兴而归。回到寓所,苏轼文思如泉涌,挥笔写下《赤壁赋》,这一名篇从此流传千古,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至今仍是中学课本中的重要篇目。此外,苏轼还专门写下“三日开瓮香满域”“甘露微浊醍醐清”等诗句来为鹅黄蜜酒“点赞”,让他的诗句与享誉神州的名酒浓香一道流传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