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成骧:清代四川唯一状元

刘德元

公元1895年5月12日,也就是中国甲午战败、中日《马关条约》(4月17日)签订后第25天、“公车上书”(5月2日)后第10天,这一天,对于中国历史、四川历史而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应该是可以留下一笔的一天。

这一天的清晨,282名表情肃穆且略显紧张的男子,由专人带领,从紫禁城的中左门进入保和殿,然后经过点名、散卷、赞律、行礼等一系列的仪式礼节后,屏气凝神,蓄势待发地准备参加一场考试。这282个人不是普通的人,他们有个共同的称号,叫“贡士”。

我国科举制度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两宋,兴盛于明清,在中国实行了1300余年。尤其是两宋以后,中国的读书人要出人头地,必须闯过“六关”,分别是:县试、府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闯过县试和府试,可称“童生”(明代后);过院试,可称“秀才”;过乡试,称“举人”,可择优放官;过了会试,便可称“贡士”;而过了最后一关殿试,即可成为“进士”。

由此可见,一旦成了“贡士”,离成功就只剩一步之遥了。

而他们参加的这场考试,正是“殿试”。

“殿试”历来应由皇帝主考,按名次分三甲:“一甲”三名获赐“进士及第”,“二甲”和“三甲”分别获赐“进士出身”和“同进士出身”。“一甲”是第一等的,前三名分别就是大家所熟悉的“状元”“榜眼”和“探花”。二甲第一名叫“传胪”。

清朝科举制度(图片来源:学文知史)

而那名状元,就是那一年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在5月12日那天,那282名贡士谁都不知道,究竟“状元”这顶桂冠会花落谁家。

而更让这些考生摩拳擦掌、奋笔疾书的是,就在过去25天的4月17日,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清政府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等在马关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以及5月2日,康有为联合在北京会试的举人1300多人于松筠庵会议,联名上书光绪皇帝,史称“公车上书”(此次公车上书四川有71名举子签名,骆成骧是其中之一)。所以,这一届科举,见证了中国历史上两件大事;这一届的状元,名气更大,士气更高,尤其是对四川人来说,更意味深长的是,这一届的状元,居然花落四川,乃至成为大清入关268年的唯一一个状元。

让我们还是回到这一天的殿试。

上午7点,季春的北京有几丝寒冷,天未大亮,282名考生就已落座,试卷发下,一共是四道题:

一、世局日变,任事需才。学堂、治安、交涉、工艺诸政,皆非不学之人所能董理。将欲任以繁剧,必先扩其见闻,陶成之责,是在长官。顾各省设馆课吏,多属具文。上以诚求,下以伪应。宜筹良法,以振策之。

二、汉唐以来兵制,以今日情势证之欤。

三、古之理财,与我天朝之预算决算有异同否?

四、士习之邪正,视乎教育之得失。古者司徒修明礼教,以选士、俊士、造士为任官之道。汉重明经,复设孝廉、贤良诸科,其时贾董之徒最称渊茂。东汉之士以节义相高,论者或病其清议标榜,果定评欤?唐初文学最盛。中叶以后,干进者至有求知己与温卷之名,隆替盛衰之故,试探其原。今欲使四海之内,邪慝(tè)不兴,正学日着,其道何之从?

四道题,与当初的“八股文”题目已有很大不同。事实上,自光绪帝亲政后,甲午战败,国人痛定思痛,开始诟病延续千年却与时代脱节的科举制度,而清廷迫于压力,力求改革,废除八股文,将考题与时事密切相关。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科《会试同年齿录》(曾令琪 供图)

以这一年“殿试”前的“会试”题目为例,第一场考中国政治史事论五道题,虽然都考中国历史,但已有“北宋结金以图燕赵,南宋助元以攻蔡论”这样和时事能够结合的题目。

第二场考外国政治艺学五道题,既有“日本变法之初,聘用西人而国以日强;埃及用外国人至千余员,遂至失财政裁判之权,而国以不振。试详言其得失利弊策。”这样的问策——如果考生平日还是埋首于“之乎者也”,可能会交白卷。清朝的“殿试”一直到乾隆帝时,皇帝还多有亲临考场巡视,但从道光帝开始就已开始缺席了,而这一届不同的是,光绪帝已亲政,甲午战败,公车上书,因此,光绪帝对这一届考试可谓高度重视,不仅亲临考场巡视,而且亲自参与出题和阅卷。考试从凌晨到傍晚,282名考生终于交卷,答卷收到了读卷官手里。

那一届“殿试”的读卷官共有8人:大学士翁同龢(hé),吏部尚书徐桐,副考官侍郎李若农,其余还有薛允、徐树铭、孙家鼐、汪鸣銮、李鸿藻5人。这8名读卷官第二天会在文华殿将所有考生的考卷阅毕,分出高下。

转眼到了两天后的5月15日。

这天黎明,所有参加考试的贡士在乾清门外的台阶上集结,恭听最终名次的宣读——这一天的这件事,被称为“小传胪”。

第一甲进士及第前三名(图片来源:中国家谱网)

读卷大臣立于台阶之上,捧着一张写满名字的黄纸,开始高声宣读名次。

所有人都竖起耳朵听,第一个被报出的名字那就是这一科的状元郎。

读卷大臣高声喊出了第一名的名字,声音刺破了黎明的寂静:

“骆成骧!”就在这一瞬间,早已等候在乾清殿台阶上的太监,立刻参步上前,将一条白色绸带给骆成骧缠到了腰上——这种情况,就寓意是他入仕后就要效忠朝廷了。

这一科第一甲赐进士及第,前三名是:骆成骧、喻长霖、王龙文;第二甲赐“进士出身”89名;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190名。

然而,骆成骧得的这个状元,背后一直有一些传说。

流传最广的有两个说法,一个是说那个“状元”原来并不是骆成骧的。

按“殿试”规则,考试结束后,阅卷官会将阅卷结果分出名次,在宣布名次前,还有一个必须经过的步骤——面呈钦定。

谁钦定?自然是皇上钦定。

传说一,当时骆成骧排名是第二甲第一名“传胪”,但却因其写下的“主忧臣辱,主辱臣死”8个字,让光绪皇帝看了感动落泪,故而钦点其为状元。

传说二,第一甲的排名是由慈禧“钦”定。但就在阅卷的头天晚上,“忙碌”了一天的慈禧刚躺下,恍惚间听到马嘶之声,于是她寻着马嘶的方向,见三马同食一槽,满屋沉香。慈禧醒来,觉得好生奇怪,但也没多想。次日阅卷时,当她翻到第二甲第一名考生的试卷时,拆开秘综,见卷头赫然写着:骆成骧,字公骕……便想起梦中情境:“骆”“骧”“骕”,岂不是“三马同槽”?“成骧”与“沉香”,不仅暗合,而且吉祥,于是,慈禧稍作迟疑,便将骆成骧的试卷从第二甲第一名提至第一甲第一名。

但是,也有人质疑。比如室内换名次这种事情,应该是高度机密的,又是如何传得人尽皆知的?特别是第二种说法,有一些荒诞,不足为信。

实际上,真实情况是光绪帝亲自提拔骆成骧为头名状元,有两个依据:

一是《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四记:“正看折,发下殿试前十卷,展封则第三改第一,第十改第二,上(光绪帝)所特拔也。阅后仍封,随请批折并递。先召读卷官入,次召第二起,时已递名单。旋引见,十本毕,始见军机,奏事讫,谕:今年有试策不拘旧式者,写、作均好,故拔之。一甲:骆成骧(川),喻长霖(浙),王龙文(湘)。传胪:萧荣爵(湘,复试第一)。”此乃翁同龢正版日记,可信度极高。

二是《凌霄一士随笔》记:“此次阅卷,留意能言时务者。骆书法不甚工,读卷大臣所定之第一本,为王龙文,光绪帝亲拔骆成骧为状元,第十本喻长霖为榜眼,于是原定之状元降为探花,原定之榜眼、探花,递降而入二甲矣。”

光绪帝御笔状元及第匾额(曾令琪 供图)

再看那场殿试,四道题,其中第三题“古之理财,与我天朝之预算决算有异同否?”出自光绪帝之手,内容还包括:“为何开创之初财富少而愈富,承平之后财富多而愈贫?是否由于会计不精呢?”骆成骧的答策是:“非会计之不精,实出之多而入之少也。”进而指出财政上入不敷出的症结在于“兵额太广、靡费太多、侵渔太多、上下相蒙、隐忍不言。”而最为严重的则是官吏们上下相蒙的贪污腐败。“人君节俭行为及其影响”,骆成骧认为,“人君奢侈,大臣效之;大臣奢侈,士庶效之”,实则隐约含蓄地批评了慈禧太后骄奢淫逸所造成的败坏风气,呼吁“念民生之日思物力之有限,躬行节俭未天下先。”

骆成骧会试卷宗(曾令琪 供图)

试想,这样的答策如果由慈禧“钦”定,骆成骧能中状元吗?反之,骆成骧中状元由光绪帝钦点,可能性更大。

总览大清入关268年,科举开了112科,点了状元114名(2名恩科),骆成骧是第111名,在他之后还有贵州麻江人夏同龢、山东潍坊人王寿彭,最后一名状元是河北肃宁人刘春霖。在晚清状元群中,成就最高是有“资本家状元”之称的江苏南通人张蹇(骆成骧上一科状元)。其后,影响最大的就是四川资州人骆成骧,因为他是大清王朝中唯一的一个四川籍状元。骆成骧中状元,在清朝开科取士中,打破了四川的“天荒”,填补了四川的空白。

现在回到骆成骧的生平。

骆成骧,字公骕,四川资州(今内江市资中县)人。县志记载,骆成骧天资聪颖,自幼勤奋好学,刻苦用功,能过目成诵。九岁即就读于成都锦江书院,十四岁应州试,试文为知州高培谷及襄理考试的杨锐等人所赞许,特置首选,旋以岁试第一入成都尊经书院深造。因敏悟勤奋、学业大进,书院主讲王壬秋十分器重。

骆状元诗文楹联书法展宣传展板(图片来源:四川大学档案馆)

1893年,28岁的骆成骧在四川中乡试第三名举人。翌年入京会试落第,困留北京,后经友人推荐,代馆教八旗官学。光绪二十一年(1895)乙未科会试中进士,参加殿试。光绪帝临轩策问,其策论中:“言词异切,文句恳诚,辨理精微。”光绪帝同正考官大学士翁同龢、尚书徐桐,副考官侍郎李若农等议阅后,看到卷中“殷忧启圣”“主忧臣辱”“主辱臣死”等语深为光绪帝所动,遂拔置第一,特“钦定第一”,成为头名状元。

骆成骧中状元后,按惯例授翰林院修撰。1898年,骆成骧奉旨创办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并担任14个提调之一,即第二任图书馆提调(馆长)。1906年,骆成骧被公派赴日留学考察宪政,1908年回国,先后任职广西法政学堂监督、山西提学使。

辛亥革命后,骆成骧回到四川成都,任四川省议会议长。此一时期,虽然“议会”在清廷“预备立宪”的幌子下毫无实权,只是一个受制于皇权的御用机构,但骆成骧却一直努力在议会发挥参政议政的作用。1911年,清政府强行将粤、鄂、湘、川四省铁路收为国有,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不经四川省议会决议就向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借款,骆成骧坚决反对。1915年初,袁世凯欲建帝制,劝骆成骧出仕。骆闻之大怒,拍案痛骂。拟讨袁电稿三篇。后袁一命呜呼,他闻讯大喜,题《咏剑诗》道:“聊凭掣电飞三剑,斩取长鲸海不波。”表达他对袁复辟的义愤。

骆成骧的一生,是我国近代史上风起云涌、国事艰危的多事之秋,他经历了“甲午海战”“公车上书”“百日维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护国倒袁”“五四运动”以及军阀混战等一个又一个大波巨澜,都能顺应时代潮流,紧扣时代脉搏,在言论上、行动上与进步思潮同步而行。在维新运动中,他属“帝党”人物,这与慈禧为首的“后党”相比是进步的。1906年,他奉命赴日本考察宪政,与留学诸友翻译了16个国家的宪法条文,汇编为《宪法议院法渊鉴》和《议院法》,并撰写序文。他十分推崇西方的资本主义议院民主制度,在慈禧发动“戊戌变法”之前12天的剑拔弩张中,冒着极大风险向光绪皇帝呈上了《请选举议员和选举执政》的奏折,指出“当今各国其政治最善者莫要于议院,议院之最善者莫要于公举执政”,主张“择大臣之通达时务者,界以事权”,强调择大臣“必公其议于众庶,所以见集思广益则天下情通,然后定其议于圣明,所以见执两用中,则天下之权正”。他还设计了一整套选举执政的具体方案和细则,可惜政变发生,胎死腹中。但它毕竟奏出了一首资本主义民主的序曲,突破了封建君主至高无上、生杀予夺的用人权和执政权,这无疑是对封建专政政体的公开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分量不亚于康有为的“公车上书”。

对于“辛亥革命”,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决定了他不可能加入推翻清朝的革命行列。他曾向儿子骆风嶙说过这样一段话:“清政久失人望,不免于亡,予岂不知?然革命事业,人可为,汝不可为,以吾家所受知遇,非众比也!”由此可见,他对革命是并不反对的,只是秉持中立态度而已。

骆成骧晚年卜居成都,时人以十二位名流尊为“五老七贤”,人称“遗老”,以他为七贤之首。他笑着说:“什么五老七贤?依我看是五个老不死,七个讨人嫌而已!”表达他对晚清的鄙视。

骆成骧一生崇文尚武,也特别喜好美食。骆成骧被尊为成都“五老七贤”之首,那些老夫子们经常聚在一起雅聚,都是由状元公充当掌厨调羹的大厨。他还将自己学得的“资川帮”(资中)烹饪手艺与成都名吃结合,总结为八个字,即“南菜川味,北菜川烹”。骆成骧的公馆菜里,没有山珍海味,更没有熊掌豹胎,而标举适口怡情、新异高雅为主要特色,所用食材,都是普通的肉禽,很受那些吃惯高档菜的达官显贵、绅耆名流的赞赏。文学家、尊经书院师哥吴之英称赞说:“老弟做文章是状元,做菜也是状元!”后来,成都一些公馆遂把骆府家宴菜品称为“状元菜”。

骆成骧崇文尚武之名,还有一段佳话,他本是文状元,晚年却喜讲武,力倡“强国强种”。他将为人撰写碑文的千多元酬金捐给成都武士会,武士们请他当会长,他欣然受之,并制订训练章程,使会员们武技大为提高。后来他又创立“射德会”,研习射箭和柔术,自任会长,为提倡武术强身作出了贡献。

作为一代文魁,骆成骧才华横溢,著述颇丰,结集出版的作品有《左传五十凡例》《国文中坚集》《礼仪丧服会通浅释》《清漪楼杂著》等。其《杂著》录诗909首,诗风豪放颇具稼轩气派,音韵铿锵如切玉昆刀,清新典雅而又略带几分苍凉古意。

综观骆成骧一生,早年苦读,博取功名,中年入仕,重教兴学,崇文尚武,酷爱美食,直至终老。

资中骆成骧墓(宋国英 供图)

1926年7月,时任西康屯垦使的四川军阀刘成勋别出心裁,举行文官考试,千里之遥,礼聘骆成骧为主考官,派人将他由成都迎至雅安。考试结束,骆成骧畅游蒙山,不想旅途劳顿加上蒙山气候多变而染风寒,骆匆匆返回成都不久即病逝,终年61岁。

主要参考资料:

1.曾训骐,《末代状元:骆成骧评传》,2014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2.商衍鎏,《清末科举考试亲历记》,《岭南文史》,1983年第1期.

3.《中国晚清科举考试考什么?》,凤凰网,2015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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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刘德元(中共内江市委党史地方志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