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育仁（1857—1931），字芸子，号芸岩，晚年号道复，四川富顺人。光绪八年（1882）中举人，次年讲学于资州艺风书院。光绪十二年（1886）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改任翰林院检讨（掌修国史，从七品）。光绪二十年（1894）出任英、法、意、比四国馆参赞，考察西欧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风土人情，撰成《采风记》。回国后参加强学会，主讲“中国自强之学”。光绪二十二年（1896）奏荐回川办矿务、商务，初设商务局于重庆，大力兴办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光绪二十三年（1897）创办《渝报》，光绪二十四年（1898）应聘讲学尊经书院，并成立“蜀学会”，创办《蜀学报》。民国初期，宋育仁参与编修《四川通志》和《富顺县志》。宋育仁是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被誉为新学巨子、巴蜀维新领袖、四川报业鼻祖。

尊经四杰，新学巨子

宋育仁早丧父母，随伯父读书广汉，18岁中秀才。光绪二年（1876），由张之洞创建的尊经书院在全省选拔优生，成绩优异的宋育仁成为首批一百多名入选者之一。时任书院山长王闿运主张“通经致用”，宋育仁深受影响,写出《周礼十种》，后成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的思想根基，他的才华受到光绪帝师、户部尚书翁同龢及工部尚书潘祖荫等人的赏识。由于尊经书院以重振蜀学为宗旨，造就了一批“蜀秀”英才，终成蜀中模范书院。其中，富顺宋育仁、绵竹杨锐、井研廖平、名山吴之英同称“尊经四杰”。四杰之中宋育仁、杨锐二人尤为突出，被山长王闿运喻为“宋玉、杨雄”。

光绪十二年（1886），在尊经书院期间中了举人的宋育仁入京会试，顺利通过会试和殿试，成为光绪十二年丙戌科的三甲第46名进士，因为在朝考中表现出色，被选入翰林院作庶吉士。光绪十三年（1887），三十而立的宋育仁写成领风气之先的《时务论》初稿，阐述变革主张，倡言向西方学习，提出“君民共治”，引得朝野耳目为之一新，因此被人们称为“新学巨子”。维新思想名家陈帜评价他“谈新政最早，治经术最深”。

光绪十五年（1889）春，宋育仁通过了三年一度的庶吉士毕业考试，正式留任翰林院检讨一职。同年，朝廷举行光绪帝亲政、加冠、婚庆三大礼，激发了维新派的政治想象与热情。宋育仁献洋洋二万余言的《三大礼赋》，光绪颇为赏识并命翁同龢引见，一时文名大显。光绪十七年（1891），出任广西学政，深感革新须重实际，遂撰《时务论外编》，专论外交，又撰《守御论》，提出大治军旅以重边防。

出使西欧，千古奇谋

光绪二十年（1894），37岁的宋育仁以参赞职随公使龚照瑗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刘光第以《送检讨育仁充英法等国参赞》（六首）相别。宋育仁从上海坐轮船出发，路过香港，越马六甲海峡，入印度洋，经锡兰（现斯里兰卡）、埃及，穿苏伊士运河，跨地中海，到了法国马赛，在巴黎短暂逗留后，渡海抵达伦敦。一路上，宋育仁将所见所闻写成《浮海至巴黎纪程百韵》。在伦敦期间，宋育仁与政治家、学者、工商人士、报刊记者等广泛接触，着意考察英国等西欧国家的议会、财政和教育制度，积极研究英国的社会风俗、宗教、法律等，为他的改革理论汲取新思想、新例证。他把考察结果写成著名的《泰西各国采风记》，内容有政术、学校、礼俗、宗教、公法五类，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他对于西欧国家两院制资产阶级民主政体、英国君主立宪制度颇为赞扬，认为这与自己早年在《时务论》中提出的“君民共治”不谋而合。而后又大幅修订《时务论》，从13个方面论证了西艺、西学及西政在中国古已有之，又从14个方面论述了如何复古改制。

同年，中日甲午之战爆发，平壤清军溃败，黄海海战失利。宋育仁提出“倭兵少财乏，持久足以困之”的对日持久战观点，并大胆设想出奇兵反败为胜的策略。时任公使龚照瑗回国述职，宋育仁代理公使职务。他与使馆参议杨宜治、翻译王丰镐等密谋，拟购英国原卖与智利和阿根廷的兵舰5艘、鱼雷快艇10艘，招募澳大利亚水兵两千人，组成水师一旅，托名澳大利亚商团，以保护商队为名自菲律宾北上突袭日本。方案确定后，宋育仁一面征求两江总督张之洞、刘坤一等支持，同时与美国退役海军少将夹甫士、英国康敌克特银行经理格林密尔等商定，借船款200万英镑、战款100万英镑，买舰募兵，由原北洋水师提督琅威里为统领。然而，返职的公使龚照瑗以“妄为生事”电告清廷，他被解职回国供职翰林院，海外购船募兵奇袭日本的计划作废。回国途中，宋育仁写成《借筹记》，记叙此事始末并揭露清廷官僚误国内幕，以表壮志未酬之情。

维新领袖，实业先驱

光绪二十一年（1895），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同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推动组成中国第一个维新改良政治团体“强学会”。宋育仁受强学会之聘，主讲“中国自强之学”。 光绪二十二年（1896），宋育仁上书朝廷，提出改革财政、废科举、兴学校等变法措施，遭到阻挠未被采用。

光绪二十二年（1896）春，宋育仁奉旨回川办理矿务、商务，成为四川维新由思潮走向实践、突飞猛进的一个显著标志。他首先在重庆设商务局，推动开办洋车、洋烛、玻璃、卷烟、药材、白蜡、竹棕、青麻、煤油、煤矿、锑砂等33家实业公司。他提出兴办公司的目的是“保地产，占码头，抵制洋货，挽回利权”。各类公司所办企业的原则是“不招洋股，不借洋款，不动官款”，“官归官本，商归商本，分设官厂商厂，彼此各不相涉”，“官商股分开，各公司自主，商务局不过问”。一时间，重庆、成都、泸州等地，民族工商业蓬勃兴起。由此，宋育仁被誉为四川近代工商业创始人。

宋育仁在兴办实业的同时，又着手传播变法维新思想。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他联络杨道南等，在重庆以股份制方式创办四川第一家报刊《渝报》（旬刊），宣传通经致用，介绍国外科学技术，为四川报业之始，成为四川报业第一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宋育仁到成都兼任尊经书院院长，讲新学，设新课，发起成立“蜀学会”，大力昌言维新，与时在京城掀起的“变法维新”遥相呼应，与刘光第、杨锐等维新新锐函电往复，交流密切。时值戊戌变法进入高潮，一时间，由他任院长的四川最高学府尊经书院成了宣传维新思想、鼓吹维新变法、培育维新人才的大本营。同时，他还同杨道南、吴之英、廖平等又创办成都第一家报刊《蜀学报》，宣传西学。《渝报》《蜀学报》都开宗明义把“开风气”载入办报章程，通过报刊倡言变法维新，“去塞求通”，启迪民智，壮大维新运动；着力介绍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披露中国危局，提出改革主张和方案，为国家富强与四川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呐喊，成为四川维新派的重要宣传工具。两报与上海《时务报》和长沙《湘学报》遥相呼应，还代售沪、湘、澳门等地维新报刊。《渝报》《蜀学报》还在省外20多个城市和省内20多个州县设立了代派处，影响极大。

反袁回川，隐居修志

宋育仁修《富顺县志》

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变法失败，在四川主持维新事务的宋育仁受牵连遭罢职回京。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圆明园与以巨量藏书著称的翰林院惨遭焚毁，宋育仁避难西山。光绪三十四年（1908），宋育仁入直隶总督杨士骧幕，建言整顿财政，进行一些改革。民国元年（1912），宋育仁受聘作国史馆纂修，代馆长王闿运主持馆务。民国三年（1914），袁世凯鼓吹复辟帝制，宋育仁反袁称帝遭到拘禁。后被递解回川，期间先后避居雅安，寓居成都少城锦江街，在东山（今成都市锦江区三圣乡）建东山草堂，并担任成都国学学校校长、成都国学会会长，出版《国学月刊》，宣讲国学，成为成都颇有名望的“五老七贤”之一。

民国九年（1920）,四川省长杨沧白、督军熊克武经会商拟成立四川通志局，聘宋育仁等乡贤商榷修志相关事宜，后因杨、熊二人兵戎相见而耽搁数年。民国十三年（1924），杨森宣布设立“重修四川通志局”，宋育仁受聘为总纂，主要负责纂修《四川通志》。民国十九年（1930），《四川通志》 初稿完成，全稿共300余册。在纂修《四川通志》的同时，宋育仁还受聘监修家乡的《富顺县志》。由于宋育仁常年在成都，《富顺县志》的审稿等监修工作主要通过信函进行，期间来往信函达数百件。民国二十年（1931），《富顺县志》出版刊刻，被誉为“宋志”。

民国二十年（1931）底，宋育仁因积劳成疾，病逝成都，终年74岁，弟子私谥“文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