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武能，1938年生于重庆武隆，四川大学教授，著名文学翻译家、歌德研究专家，2018年荣获中国翻译界最高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杨武能说：“在我的心目中，和光耀了我人生道路的业师冯至先生一样，钱锺书先生也是自己的一位恩师。”

1985年，杨武能在四川外语学院主持席勒讨论会

 1978年，已近40岁的杨武能考上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从四川外语学院的一名讲师重新做回学生，师从翻译家、诗人、学者冯至先生系统研修德语文学，主攻歌德研究。钱锺书和夫人杨绛皆在社科院工作，杨武能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从事研究工作两年，和钱杨又增了一层“同事”关系。

“钱先生那时候名气很大啊，我一个研究生怎么好贸然去拜访。”杨武能回忆说，他和钱杨二先生虽然都在社科院，但无缘见面。钱先生用来拒绝普通访客的“鸡蛋论”也让他生了退却之心。后来留校，他和杨绛先生都在外国文学研究所，“但杨绛先生上班不多，也很难有真正的接触。”早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杨武能便对钱锺书的著作有过系统阅读，反复阅读过《围城》《人·鬼·兽》《写在人生边上》和《谈艺录》。这些独具风采的作品，给他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象，“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钱先生就心仪已久。”

2002年，杨武能在德国领取洪堡奖

 1981年，《少年维特之烦恼》杨武能译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首印8万册很快售罄，被公认为是目前为止最好的译本，由此奠定了他在德国文学翻译、尤其是歌德作品研究翻译史上的地位。1982年，杨武能和译林出版社合作翻译出版《霍夫曼志异小说》。这本可以和《聊斋志异》媲美的作品出版后，译林出版社社长兼首任总编辑李景端向杨武能转述说：钱锺书先生很赞赏这本书，还说他知道你，说你很能干。

“那时候，钱锺书和杨绛二位先生都是译林编委，他看到这本书自在情理之中。”但对钱锺书先生的表扬，他并没有过多在意。“我心想钱先生多半是随口重复从社科院同事中听来的说法，或者甚至只是望‘名’生义罢了。我本人颇以自己这个名不副实、剑拔弩张的大号为羞，多次想弃而不用，无奈名字乃家父按照字辈取的，而且已经叫得习惯了，要改并不容易。”杨武能还是秉持“不要去打扰钱先生”的原则，将表扬作为他继续攀登更高学术山峰的动力。

《少年维特之烦恼》杨武能译本

 1983年，杨武能以“歌德与中国”研究项目为题，经一年多研究和写作，完成了《歌德与中国》一书初稿，少量印刷并征求学术界意见。“这个征求意见稿后来不知怎么就落到了钱先生手上。”杨武能回忆说，后来钱先生托人给我带话：这本书写得不错。带话人还说，钱先生说他在北大的《国外文学》上有一篇文章，也涉及到了这个问题，不妨找来看看。

 钱锺书的这篇文章由英文写成，1982年翻译为中文，并重写改定，以《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为题，收在《七缀集》中。文中，钱锺书引晚清驻德公使李凤苞《使德日记》中“果次”、“著《完舍》书”云云，以广博的识见和照相机般的深牢记忆认定其日记是历来中国著作提起歌德的第一次。

 杨武能在修改《歌德与中国》一书时，对钱锺书特别指出的这篇文章自然非常在意。在《歌德与中国》的第五章《百年回眸：歌德在中国的译介、研究和接受》中，他不仅全文引用了李凤苞《使德日记》1878年11月29日的记载，还解释了如此“蹩脚”翻译的原因：李凤苞只会英语，所以便把歌德、维特译成了“果次”“完舍”。杨武能还不忘将钱氏充满幽默、但合乎情理的评论附录于后，对钱锺书先生在学术上的“乐于分享”和“乐于助人”表示感激。“这是钱先生第二次公开表扬我。到这个份儿上，如果我再是稳起、傲起，岂不是太不知天高地厚了吗？”钱锺书约定1983年“五一”劳动节后在三里河寓所和杨武能见面。

 这个消息让杨武能既喜且忧。喜的是终于可以得见钱锺书先生，忧的是他已准备四月底回川探亲。杨武能只好硬着头皮据实相告。出乎意料的是钱先生并未因此不悦，反于4月20日夜写了一封信说“等你八月底来京后，约期畅谈”，“并祝旅途安稳，团聚欢乐！”

“倒是我自己出尔反尔，很快又因故推迟了行期。所以我就去信表示能够照旧在“五一”后见面。” 4月26日，钱锺书先生回信：能够认识你这样一位新起学人，很高兴。“五一”假期午后二时半在舍恭候。有意思的是，在这封回信中，钱锺书先生一开头便为上次回信将“武能”写成“无能”而认真道歉。这个笔误并没有让杨武能尴尬。“其实我心中更加喜欢他老人家为我想的这个名字，因为它既表现出虚怀若谷的气度，又蕴含着哲理和禅趣。”

 在钱锺书先生的书房兼会客厅，杨绛先生以传统待客之道，非常客气地给钱锺书和杨武能奉茶，然后退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并不打扰两人的谈话。“杨先生的待客之道中，保持了中国传统的礼数，在进退、举止、言行上得体有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钱钟书与杨绛

“我们的交谈在客厅里进行，照顾杨老饮食起居的管家一边为我们司茶，一边安装一个简易的搁物架。钉锤撞击的声浪下，杨老的声音听闻起来十分费力，我看向管家，但她丝毫没有意识到她的动作对我们构成了干扰。杨老也偶尔看过去，但终究没有发声制止。我一面感叹礼数不古，一面暗自赞叹杨老的涵养。”

 杨武能回忆，钱的书房兼会客厅寒素、简朴，充满浓厚的学者风格。家具不多，最为醒目的是靠墙而立的一个矮书柜，书柜顶上摆放着一套德语原文的《歌德文集》，正是杨武能十分熟悉的汉堡版。他们的话题也自然围绕“歌德与中国的关系”展开。

 不客套，无寒暄，钱锺书广博的知识储备和信手拈来的资料，让早已有耳闻的杨武能得以亲炙。关于翻译的观点，钱锺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已阐述，谈话中他仍多次提及翻译的“化”境和“通感”，这对杨武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钱锺书和杨绛先生也搞翻译，两人的谈话自然有了学术和兴趣上的聚焦。杨武能在《师恩难忘》里回忆：“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中，钱锺书先生给了我许多的鼓励和指点，临别还特意走到右前方的书桌旁，给我写下了常安尔（汉学家，钱锺书在清华读书时的法语老师）的德文名字，告诉我他曾是这位著名瑞士学者的学生，要我在挑选德文参考书时别忘了他老师的有关著作。”

 那天见面的情形一直留在杨武能的记忆里，连当天钱锺书先生的穿着都记忆如新：先生戴着一副黑框近视眼镜，身着蓝色中式便装，显得儒雅而又朴实。那时候他虽已年逾古稀，精神却异常健旺，看上去差不多要年轻十岁。

 1983年，杨武能回到四川外语学院任教。直到1992年，他和钱锺书都保持着通信关系，每有成果出版，都会寄去请先生批评、指正。1985年，杨武能在四川外语学院牵头组织召开“席勒与中国 中国与席勒”国际学术讨论会。为邀请国际国内重量级专家、学者参加会议，“我首先便想到了钱锺书先生，我给他去了一封恳切的信，力邀钱先生参会，并趁机作蜀中之游。”

 遗憾的是，钱锺书并未应允。在给杨武能的长信中，他说自己不喜欢见人、不喜欢社交、不参加任何会议，多年来这个“三不原则”没有为任何人破过例。自然也不能因为你、因为蜀中一游而破了这个例。他引用“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宽慰杨武能：“三流学校”云云，乃君之过谦。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校不在小，有武能则行！万勿妄自菲薄也！

 杨武能并不罢休，又修书一封力邀钱先生驾临。钱先生很快回信，并附上一封给讨论会的贺信：得信，盛情至诚，使我这个木头人也感动了。破例写了几句，遵命航寄。我提你的大名，因为“冤有头，债有主”，表示我是为你破例，他人无此交情，不得援例，一笑。随信附来给讨论会的整整一页题词，实际上已是一篇言简意赅不乏见地的学术性发言。

钱钟书给“席勒与中国 中国与席勒”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贺信

 1991年，钱锺书在写给杨武能的信中说：贱躯数年前大病以来，衰疾相因，已成朽废，乃承远念，极为愧荷……杨绛亦多病，自然规律，逃避无方。唯望足下年事方强，著译日富耳。和80年代他那些意气风发的毛笔信件相比，这封用钢笔或圆珠笔写成的信，能明显看到老病相摧的钱锺书已力不能支，且字迹也有手指痉挛的迹象。

 1992年6月3日，杨武能收到钱锺书的最后一封信：“我衰病与年俱增，头脑不（很）便使用，万事懒散……附来计划，我怕阅览，即览亦不会动脑筋提出意见。务请原谅……我已久不见客，因一见比较生疏的人，便终夜失眠。现在最畏人过访。大驾来京时，万勿枉驾，也请勿来电话，因我闻电话铃声，辙心惊也。以兄过爱，故敢以苦衷相告 ……”

“也是从那天开始，我狠下决心，断绝与先生的一切联系，让他们得到所希望的安静休息。从此不再写信，不再寄书、寄贺卡，更别说打电话，因为我知道，钱先生和我认识的所有老前辈一样，始终保持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礼尚往来的美德，我实在不忍心看见他老人家再带病为我提笔！”杨武能平静的叙述里，充满了无尽的悔意和追思。

杨武能（图片来源：新京报）

 1998年12月19日，钱锺书先生魂归道山。带着对老师的无限感怀和追思，杨武能写下《师恩难忘》一文，回忆自己和钱锺书这位一代鸿儒交往和通信的过程。文中，他如是评价钱锺书：“在待人接物方面，世人津津乐道和传媒大肆渲染的，多是一个恃才傲物、冷面示人的钱锺书——先生年少气盛时也许确实可称狂狷孤傲，却不知他也有平易近人的时候，也有一颗火热的、感情丰富的心，这颗心中饱藏深蕴着对于国家民族、对于事业、对于师友、对于后生学子无比赤诚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