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兼程求索路

——我的父亲黄知风

黄树勋

我的父亲黄知风,出生在四川省营山县一个中等富裕家庭,在五个兄弟姐妹中,数他最聪明,因而爷爷也重点培养他,想让他日后能主掌家业。在他读完小学后,就送他到川北的重镇南充去念中学。

法国勤工俭学时期的父亲黄知风

南充是川北地区经济和文化中心。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列强入侵、民穷国弱的境况中,无数有志之士都在积极寻找救国救民的出路。四川刚经历了一场“保路运动”,要求驱逐列强、实行变革的呼声此起彼伏,南充也是“保路运动”的重要地区,各种救民于水火的新思想异常活跃。父亲刚从一个封闭的小县城,走进这样一个火热的城市,自然如沐春风,深受感染。这时,蔡元培等发起组织学生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活动,以便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进行“实业救国”。四川的张澜、吴玉章等革命志士积极响应,并创办了“中法大学”为留法做准备。父亲满怀救国之志,毅然中断了中学学习,考进了中法大学。经过一年的法文训练,1920年秋,父亲与几十名四川学子一起,从上海乘“智利”号邮轮,踏上了去法国的旅途。

父亲黄知风在法国

到达法国后,父亲由“法华教育公会”分配到亚尔萨斯高等工业学校电机专业学习,在学校他认识了南充籍学友吴季蟠,两人都满怀报国之心,志趣相投,遂结为好友,并在日后成为了并肩战斗的战友。

到了法国,学生们才发现,自己在国内学的法语,法国人根本听不懂。于是他们只好一面学专业,一面学法语,一面打工,生活十分紧张艰苦。父亲学习异常努力,很快过了语言关,能用法、英两国语言与人沟通;专业课也成绩优良,生活虽然紧张,倒也过得充实。但好景不长,很快北洋政府就以经费紧张为由,断绝了原来承诺的给学子们的生活补贴,学生们马上就要面临断炊的危险。这个消息立即在留法学生中炸开了锅,大家组织起来进行抗争。父亲积极参加了包围中国驻法公使馆,要求北洋政府履行承诺的斗争。斗争遭到法国政府镇压,蔡和森、陈毅等学生领袖被捕,父亲又参与到各种营救活动当中,迫使法国政府释放了被捕学生。这时父亲和吴季蟠认识了江津籍学友聂荣臻,聂荣臻热情地给他们介绍打工的工厂,帮助他们解决生活问题,三人也成了好友。

通过斗争,学生们认识到,帝国主义与北洋军阀乃是一丘之貉,只有赶走列强,打倒军阀,中国才有希望。大约在1923年前后,父亲与吴季蟠都参加了“中国旅欧少年共产党”(后改名为“共青团”),不久就转为共产党员。他们一面学习,一面打工,并积极参与党、团组织的各种活动。1924年7月,他出席了在巴黎召开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笫五次代表大会”会后,与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李富春等代表合影留念。

1924年,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笫五次代表大会代表合影(前排:左一聂荣臻,左四周恩来,右四李富春,右三黄知风;四排:右三邓小平)

1925年,父亲又在巴黎参加了留法学生悼念孙中山的集会。由于国内革命形势发展需要,父亲与吴季蟠、饶轴轩、柏载鹍等奉召于1925年6月乘船回到上海,沈雁冰代表党中央到码头迎接他们。这时的中国与他们离开时已大不一样,革命浪潮在南方汹涌澎湃,工运、农运也四处风雷激荡,想必这些刚回国的学子也深受感染,早已按捺不住,想要撸起袖子大干一场。沈雁冰告诉他们,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认为,发展组织、扩大革命队伍是刻不容缓的任务,要他们尽快回到四川老家创建党组织,推动革命高潮的到来。

踌躇满志的父亲黄知风

接到任务,黄知风一行人只在上海短暂停留,参与和支持留法同学赵世炎领导的“五卅运动”,就立即马不停蹄地赶往重庆,与中共重庆地委负责人杨闇公、冉钧接上了关系。杨闇公告诉黄知风、吴季蟠等人:目前党的组织在川北还是空白,让他们回到老家把党组织尽快建立起来。于是,父亲与吴季蟠互道珍重,挥手告别,各自踏上了回乡之路。

黄知风回到营山,就大刀阔斧地干了起来。他先争取到担任教育局局长的朋友李砚畲的支持,先后在县城、骆市、双河等地举办演讲会,揭露列强侵略中国、军阀压迫百姓的罪行,宣传必须进行社会变革的道理。特别是在营山县中学的演讲,引起了师生们的强烈共鸣,他们纷纷办墙报、写文章,表示对国民革命的支持。他还创办了“咏仁医社”,广泛吸纳进步人士,从中物色对象,暗中为建立中共党组织和国民党左派组织做准备。但他的活动很快引起了驻军头目胡锡申的注意,准备发通缉令捉拿他。父亲得到消息,只好暂时放下营山党组织的筹建工作,转移到了南充,计划与吴季蟠一起先在南充打开局面,然后再向周边辐射。父亲这次营山的建党工作虽未成功,但在营山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来到南充,父亲与吴季蟠在先期工作的基础上,加快了党组织建立的步伐。他们创办了“南充大同电料公司”,一来为党的活动筹集资金,二来也能以商人的身份作掩护开展各种活动。他们常以黉墙街的“三仪茶社”为阵地,向茶客们讲述救国救民的道理,还把法国带回的“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等幻灯片放给大家看,向群众灌输革命思想。他们又分别下工厂、进学校交结进步人士,向他们推荐进步书刊,并从中物色未来的发展对象。经过艰苦努力,终于在他们周围聚集起了一批进步人士。他们觉得建立党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1926年2月,在南充黉墙街南华巷70号吴季蟠家的老屋里,中国共产党川北支部诞生了。吴季蟠、黄知风为负责人,分别负责组织、宣传工作,这预示着南充地区的革命斗争,将翻开新的一页。由于共产党支部处于秘密状态,为了公开活动的需要,3月又在南充水府寺成立了国民党左派南充县党部,吴季蟠、黄知风、任启愤任常务委员。父亲把川北支部成立的消息传回营山,营山的同志深受鼓舞,不久营山的党组织也建立起来。

中共川北支部建立后,第一次出手就不同凡响。1926年3月,北京发生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开枪镇压请愿群众的大血案,人称“三·一八惨案”。消息传到南充,各界群众无不义愤填膺。黄知风与吴季蟠、任启愤等川北支部成员,立即联络各界进步人士,成立了“三·一八惨案南充各界后援会”,组织起学生、工人、农民数千人,在果山公园集会,抗议段祺瑞政府的血腥暴行。父亲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和反动军阀的可恶嘴脸,会后还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这次活动充分展示了川北支部的组织能力,大长了革命群众的志气。川北支部的工作也受到重庆地委的表彰。

这时,南充驻军头目何光烈一心想在川北称王,企图拉几个知识份子为自己支撑门面,以便把自已打扮成一名“儒将”。他觉得吴季蟠和黄知风这两个留洋学生可以利用,于是任命他们为自己师部的“咨议”。哪知这正中下怀,为二人进入军队开展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他们两人借着“咨议”身份,经常穿上军装,走进军营广交朋友,结识了一批胸怀报国之志的青年军官,特别是九旅旅长秦汉三,十旅旅长杜伯乾思想激进,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他们遂介绍二人参加了国民党(左派)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影响和培养,还把秦汉三发展为共产党员,这就为日后的顺泸起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6年7月,国共合作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但此时的四川却被各路军阀统治得透不过气来。中共重庆地委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发动“顺(南充)泸(泸州)起义”,响应北伐,打破川军军阀的黑暗统治。9月,重庆地委的军委书记杨闇公以国民党(左派)临时省党部的名义,召集顺庆(南充)、泸州、合川等地川军中倾向革命的军事首脑开会,决定三地一起打响起义的枪声,然后会师南充,再图发展。黄知风和吴季蟠等川北支部成员,根据决定一面加紧做好秦汉三、杜伯乾部队下层军官的争取工作,一面组织群众做好劳军的各种准备。由于驻军头目何光烈有所察觉,顺庆起义的枪声不得不提前打响,弄得何光烈措手不及,匆忙带领亲信,火烧黉墙街,趁乱狼狈逃窜,秦、杜两个旅迅速占领了南充城。等到刘伯承率领的合川起义军会师后,队伍合编为三个方面军,刘伯承为总指挥,父亲任第三路军政治部主任。

父亲虽是个文弱书生,但在战场上却非常勇敢。有一次他对母亲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在一次冲锋中,一颗子弹擦着他耳边飞过,击中了他身后一名军官的喉部,那名军官当场就不能说话了。父亲等医疗队上来救护后,立即拿起武器继续冲向敌人。战斗间歇时父亲才得知,那位军官抬下战场就牺牲了。母亲问他当时怕不怕?他说枪声一响,只管往前冲,哪里顾得上想自己的生死!这次起义,虽然将士们战斗英勇,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太大,最终还是失败了。但它却是我党独立领导军队从事武装斗争的一次尝试,意义不容小觑。

顺泸起义失败后,父亲秘密回到重庆向党组织汇报起义情况。鉴于当时掌控军队的紧迫性,地委指派父亲到川军中一支有革命倾向的队伍向时俊师任政治部主任。向时俊是父亲的老乡,党已派过多人做他的工作,争取他支持国民革命。父亲进入向师实际上面临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方面,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蒋介石已渐渐露出了他的狼子野心,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反共浪潮中必须稳住向师;另一方面,顺泸起义失败后,四川军阀异常得意,正寻找机会对共产党狠下毒手,到时需要借军人的身份救助同志。父亲在这两个方面做得都很出色。

1927年3月31日,重庆地委组织群众集会,抗议英国军舰炮轰南京。四川军阀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大开杀戒,打死群众300余人,重伤800多人,多名进步人士被枪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三一惨案”。这时,向时俊师没有随波逐流,而是派出手枪连掩护进步人士和群众撤退;蒋介石“四·一二”公开叛变后,向时俊表示拥护武汉革命政府,不承认南京政府的合法性。应该说当时向师的表现,正是包括父亲在内的一大批共产党员工作的结果。“三·三一”惨案后,四川军阀露出了獠牙,在重庆地面上大肆搜捕、枪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党的负责人杨闇公、冉钧相继遇难,党组织也被打散,很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陷于危险之中。父亲这时以军人身份为掩护,冒着危险尽量救助处于险境中的同志。任白戈同志(建国后任重庆市委书记)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

“‘三·三一’惨案后,大家纷纷逃散……我到涪陵是黄知风(向时俊政治部主任)的帮助把我送出城的。当时还有程仲苍(团妇委书记)和汪海若(市妇联负责人)两个女同志,也要离开重庆。黄知风派了三乘拱杆轿子,把她们梳妆打扮成两个军阀太太,说是向时俊部队军官的家属,我伴成副官,就这样混出了城。然后又护送我们从江北到长寿。向时俊驻长寿的一个团长王炳南又派船把我们送到涪陵……”

这段叙述,现在看来似乎很平淡,但想想当时那种刀枪林立、森严壁垒、稍有不慎就会引来杀身之祸的情景,就深深为父亲的胆识和智慧所折服。

但军阀终究是军阀,在武汉政府也叛变革命,“宁汉合流”国共两党彻底决裂之后,向时俊也急剧右转,实行“清共”,共产党员相继离开向师,父亲也绝然离去。

由于重庆刚经历了一场血雨腥风,已成人间地狱,无法立足,父亲只能只身来到成都,租了母亲大伯家的房子暂时栖身。母亲幼年丧母,从小被寄养在大伯家。因而两人经常见面,互生好感,遂结为夫妻。后来父亲经人介绍,以同乡身份,进了驻守成都的邓锡侯的部队。邓此时正想建立电台,但却无人懂技术,父亲留法时学的电机专业,于是邓任命他为电台监理、台长。

随着大革命失败,四川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党员被杀害,幸存的人员也都转入地下。此时的父亲是否与组织接上了关系,现在已不得而知,但从很多迹象看,父亲仍就坚持自己的信念,愿意继续为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尽一份心力。他进入邓部不久,就参加了“成都法比同学会”,这是当年留学法国和比利时的同学成立的一个群众组织。这个组织的很多成员在留学期间,都参加过共产党。听母亲说,同学会定期、轮流在一些同学家聚会。每次在我家聚会时,一些人在客厅敲锣打鼓,闹得动静很大,似乎是在掩护什么;而少数人则关在卧室内商议事情,使这个组织很像一个半秘密的进步团体。后来父亲被捕,就是“同学会”组织营救的。

1931年,父亲秘密去了上海,结果被上海法租界巡捕逮捕。消息传来,“同学会”立即派人护送母亲去上海,并联系“上海法比同学会”进行营救。护送的人告诉母亲,父亲是以“共党嫌犯”的罪名被捕的,一旦引渡给南京政府就非常危险,让母亲在探监时告诉父亲,必须一口咬定自己来上海是为邓锡侯部队采购军需物资的,与共产党毫无关系。后经“同学会”营救,父亲也以留法学生身份面见法国领事进行抗争。可能巡捕也没掌握什么过硬的材料,只好同意由邓锡侯出面担保释放,算是逃过了一劫。事后母亲问他到底去上海干什么?父亲只说是为了去接手一部电台……

1938年的一天,邓锡侯突然私下约见父亲,告诉他南京已派人来秘密调查父亲。因为国民党派兵攻打和轰炸红军时,多次都扑了空,因此怀疑内部有人“通共”,父亲也是被怀疑对象之一。他让父亲尽快辞去“台长”职务避避风头。父亲不久就辞掉职务,带领妻子儿女从成都回了营山。营山县当时还很落后,他曾想筹集资金、开办实业,为改变营山的面貌作点实事。但1942年去到南充赈灾,在灾区染上了霍乱。当时霍乱在营山这个小县城无药可医,被抬回家不久就永远闭上了眼睛,年仅40岁。

纵观父亲短暂的一生,风雨兼程,起起落落,都和当年中国的政治风云紧密交织在一起。他一心想要担起他们那一代人拯救国家的社会责任,把一个贫弱的中国变为富强的中国。然而天不佑人,辞世过早,只能抱憾而终。现在,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中国已经实现了全面小康,正在向世界一流强国迈进,这足以告慰与父亲一样为革命而不懈努力奋斗的那一辈中华儿女的在天之灵了!

【参考资料】

1.任白戈,《我在大革命时期的经历》。

2.《营山文史资料汇编》人物篇。

3.中共南充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顺泸起义》。

4.360百科,《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5.《1927年3月31日重庆发生震惊全国的三三一惨案》,《重庆日报》2021年3月31日第6版。

6.邹安音,《红色映嘉陵——中共川北第一个党支部成立纪实》,《青年作家》2021年第7期。

7.《营山县志》。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黄树勋(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教授)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