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志》2020年第5期“四川历史名人”专刊

杜甫诗与杜甫精神

康若望

杜甫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生当李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时期，也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由上升期转入下坡路的转折关头。这一重大历史转折的标志，就是爆发于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的“安史之乱”。杜甫时年44岁。杜甫这一生，有四分之三的时间是生活在所谓的“开元天宝盛世”，而四分之一的时间，即最后的15年在战乱漂泊中度过。他经历过开元全盛日10多年的漫游，见识过唐王朝盛世的繁荣景象，也经历过长安10年“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痛苦体验，更经历了安史之乱后的漂泊流离和饥寒转徙，一治一乱的强烈反差造就了这个伟大的诗人。

诗人杜甫用他的如椽之笔，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唐王朝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一部杜诗，是他自己的一部自传，也是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忠实记录，他使诗的表现范围达到空前的广度和深度。由于杜甫“读书破万卷”，具有深厚的文化修养、深刻的社会体验和广阔的观察视野，又有对诗歌超人的执着精神，视诗为生命，不仅使诗的题材范围空前扩大，达到无事不可入诗、无意不可成篇的程度，而且使诗歌艺术达到出神入化、登峰造极的境地。因此人们公认，杜甫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他，人被尊为“诗圣”，诗被誉为“诗史”，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古人对杜甫和杜诗的评价很高，宋代以来“千家注杜”，这里不详细叙说。只说近代著名诗人和学者闻一多先生，曾用诗一般的语言称赞杜甫“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大诗人，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唐诗杂论》），近代著名学者陈寅恪也说“少陵为中国第一诗人”（《书杜少陵〈哀王孙〉后》），近代学界泰斗梁启超在给儿子的信中勉励儿子学习传统文化，说唐朝可以没有姚崇宋璟，不可以没有李白杜甫。

据浦起龙《读杜心解》统计，现存杜诗共1458首，其中五古263首、七古141首、五律六百30首、七律150首、五排127首、七排8首、五绝31首、七绝107首。众体皆有，诸体兼擅，为后世开无数法门。律诗，特别是七律，更是成熟于杜甫。清代钱良择说：“少陵崛起，集汉、魏、六朝之大成，而融为今体，实千古律诗之极则……上下百余年，止少陵一人独步而已。”明代胡应麟更把杜甫的《登高》奉为“古今七言律第一”，说“杜‘风急天高’一章56字，如海底珊瑚，瘦劲难名，沉深莫测，而精光万丈，力量万钧”。

杜甫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杜诗堪称中国古典诗歌的范本；杜甫的人格，堪称中华民族文人品格的楷模。南宋末年，文天祥被囚元人狱中，他不畏威胁利诱，宁死不屈，集杜句成诗200。他在《集杜诗·自序》中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诗也。乃知子美与吾隔数百年，非性情同哉！”我们现在仍然可以从杜诗中体会到他的崇高精神。

杜甫精神，集中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概括几点，启发诸君思考和共同学习发扬。

第一，忧国忧民的爱国爱民精神。这是杜甫文化即杜诗的核心和灵魂，是他的主导思想。和平年代，杜甫就时刻关注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希望朝廷能够招贤纳士，用贤臣、远小人，实行清明政治。他对皇帝穷兵黩武的开边政策表示坚决反对——“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交河，西域河名，即今新疆鄯善，吐鲁番一带）。公家有程期，亡命婴祸罗。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弃绝父母恩，吞声行负戈。”（《前出塞·第一首》）他对皇亲贵族们的奢侈腐化生活进行讽刺和揭露，其中，《丽人行》是典范之作，对那些结党营私贪官污吏的丑行和横行不法侵夺百姓的弊政，进行暴露和鞭挞。由于唐玄宗骄奢淫逸引发的统治阶层内部矛盾和积累的社会矛盾，引发了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叛乱。安史之乱主要是一场地方军阀反对中央政权、破坏国家统一的叛乱，这场叛乱长达7年零3个月之久，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也使唐王朝从此丧失了元气。

杜甫个人的命运和时代紧紧联结在一起。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坚定地站在国家和民族的立场，坚决反对安禄山、史思明等民族分裂分子颠覆国家政权和分裂国家的罪行，呼吁人民群众奋起保卫国家和民族生存，坚决维护和捍卫国家统一，爱国主义精神旗帜鲜明，《春望》《哀江头》《哀王孙》《悲陈陶》《悲青坂》等诗可证。他关心着郭子仪、李光弼等平叛战事的进展，坚信“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北征》），坚信“昊天积霜露，正气有肃杀。祸转亡胡岁，势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纲未宜绝”（《北征》），这首长诗是唐肃宗至德二年（757）秋天他回到鄜州羌村家里所写。即使在探家中，他仍然心念国家、关心时事，希望安史之乱早日平息。

另一方面，他时刻关心人民的苦难。在他笔下，我们听到百姓的一片哭声。“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衢惟见哭，城市不闻歌。”（《征夫》）“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野哭千家闻战伐，夷歌数处起渔樵。”（《阁夜》）“二十一家同入蜀，惟残一人出骆谷。自说二女啮臂时，回头却向秦云哭。”（《三绝句》其二）其实，早在安史之乱前，我们在杜诗中就听到生者的痛哭和死者的鬼哭。这便是《兵车行》中“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那是送别征人的爷娘妻子的哭声，他们牵衣哭、顿足哭、拦道哭，凄凉悲惨，哭声动天。还有最后的“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那是在青海头战死的冤魂的悲哭。正如李华在《吊古战场文》中所说：“浩浩乎，平沙无垠，夐不见人……此古战场也，常覆三军。往往鬼哭，天阴则闻。”安史之乱后，我们也不断听到诗人杜甫的哭声，“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哀江头》），是杜甫为都城长安的残破而哭；“天边老人归未得，日暮东临大江哭”（《天边行》），是为伤乱之时自家骨肉离散而哭；“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作者听到安史叛乱最终被平息的消息，喜极而泣、涕泪满衣而写下这篇平生第一首快诗。这“快”乃欢快之意。可知作者始终是把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兴亡、与人民的祸福紧紧联结在一起。

最让人感动的，是唐肃宗乾元二年（759）三月，杜甫从洛阳回华州，途中亲见唐官军到处抓兵服役，造成人民极大痛苦，乃作《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六首诗，即著名的“三吏三别”。“三吏”叙事夹带问答，“三别”纯记送行者和出征者的言辞。

“三吏三别”6首是一组诗。王嗣奭评论曰：上数章诗，非亲见不能作，他人虽亲见亦不能作。公往来东都，目击成诗，若有神使之，遂下千年之泪。又曰：《新安》，悯中男也（“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石壕》，作老妇语；《新婚》，作新妇语；《垂老》《无家》，其苦自知而不能自述，一一刻画宛然，同工异曲，随物赋形，真造化手也。

杜甫的忧国忧民之作见诸许多篇章，正如前人评说，“少陵只为苍生苦，赢得乾坤不尽愁”“江花江草诗千首，老尽平生用世心”。直到晚年，诗人登上岳阳楼，还在感叹“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还在为国家命运和人民疾苦忧虑流泪。

第二，推己及人的人道胸怀，高尚的人格魅力。杜甫生于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自小受儒家思想熏陶，是一位忠实的儒家思想的信奉者和实践者。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者爱人”，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即“民本”思想，孟子还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这些就是儒家的仁爱思想，用今天的话来阐述，就是人道主义。杜诗中表达的儒家思想有深刻体现。“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由个人痛苦、自家不幸推想到更多人的痛苦、更多家庭的不幸。安史之乱前夕，杜甫去奉先县（今陕西蒲城县）看望寄居在那里的妻儿，经过骊山时，看到唐玄宗和杨贵妃及一帮贵族臣子，正在华清池歌舞享乐，他发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呐喊，直斥最高统治者；当他艰难回到家，一踏进家门便听到一片哭声，原来是他的小儿子饿死，他感叹“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连邻居都哭了。但他同时又想到，自己出身官宦家庭，享受着免交租税、不服兵役的特权，遭遇还这样不幸，而那些失去土地产业的农民、离家千里远戍边疆的士兵，他们的境况又该是何等痛苦。想到此，他心中的忧虑就如同终南山一样高、一样沉重。这就是推己及人，这就是仁者胸怀。

还有那篇著名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诗人因为自己居住的茅屋被秋风吹破，床头屋漏，雨脚如麻，长夜沾湿，娇儿恶卧。此时，他由自己想到天下寒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不但是推己及人，简直是舍己为人了。前人评书：末从安居推及人情，大有民胞物与之意。

第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即是对诗歌艺术精益求精的追求，用现代人的话来说，叫做“精品意识”。杜甫是用生命来写诗，他说“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作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不但在观察社会、反映民生疾苦方面耗尽毕生精力，而且在追求诗歌的艺术手法上呕尽心血。他对诗歌创作有一种超人的执着精神，这更基于他具有深厚的文化素养、深刻的社会体验。他“不薄今人爱古人”“转益多师是汝师”，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广收博取的态度。“清词丽句必为邻”，他博采众长，为己所用，化为己有，如蜂采百花而酿成蜜，人不能辨别蜜之味，为从哪一朵花采得；又如秦人销天下兵器为金人十二，也不能辨别金人之头面手足为某件兵器。这就是合众体成一子美，创而成就杜诗的独特风格，“与古为化，化而能新”“荡除尘翳斩荆棘，为经为骚复为史”。

杜甫不但善于学习吸纳众家之长，采百花而酿成蜜，而且富于创造，使杜诗成为流传千古的艺术瑰宝。如长篇五古《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一向被誉为“古今绝唱”。诗中叙事、描写、议论、抒情融为一体，曲折动人。而“新题乐府”更是杜甫开创的一种新的诗歌体式，为中唐以后的新乐府树立了典范。

读者熟悉的《饮中八仙歌》就是一篇创格。全篇句句用韵，一韵到底，不发一句议论，而8人一个个醉态活现。王嗣奭评论说：“此创格，前无所因，后人不能学。描写八公都带仙气，醉态各别，而或两句、三句、四句，如云在晴空，卷舒自如，亦诗中之仙也。”李因笃评曰：“此诗别是一格，似赞似颂，只一二语，可得其人生平。大家之作，妙是叙述，一语不涉议论，而八公身份自见，风雅中马迁也。”

杜甫观物体察之独到，遣字用词之精妙，不由人不佩服。只说一个“受”字，再普通不过，我们常说“接受”“难受”“受用”，杜甫将这个字用入诗，就叫人感觉恰到好处、品味不尽。如“修竹不受暑”（《陪李北海宴历下亭》）、“远鸥浮水静，轻燕受风斜”（《春归》），还有《水槛遣心》二首之一“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燕子身轻，即使是微风，都会斜身而飞。一个“受”字，写出风力，是“经受”之意。黄白山云，轻燕句宋人所极称。又“秋水才深四五尺，野航恰受两三人”（《南邻》），秋水深四五尺，只能浮载起乘坐两三人的小船，此处“受”字用得巧，“恰受”正好能承受。杜诗中用到“受”字甚多，如“不受外嫌猜”“雄姿未受伏枥恩”等。

总之，杜甫写诗追求语出惊人，简直拼却自己的生命，他把诗歌的语言锤炼得十分精确、警辟，能把情景极恰当地结合起来，字句警策，画龙点睛。如“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奉酬李都督表丈早春作》），“红”对“青”颜色对，“桃花”对“柳叶”花叶对，“入”字与“嫩”字相关联，“归”字与“新”字相关联，用一“入”字和“归”字，便写出了初开的桃花和新生的柳叶。又如“青惜峰峦过，黄知橘柚来”（《放船》）；“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书怀》），“垂”字显出夜晚平野的广阔，“涌”字表现出月色如水和大江奔流的气势。以上例子，都表现出杜诗语言锤炼的功夫，实在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1961年12月15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团会议上，决定将杜甫列为1962年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之一，杜甫从中国走向了世界。杜甫之后1000多年里，中国诗坛上的杰出诗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受他的影响。杜甫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继承和发扬杜甫留给我们的这份宝贵遗产，对传承中华文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提高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构建和谐社会，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艺创作，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本文载《巴蜀史志》2020年第5期“四川历史名人”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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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康若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