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的日子

李秋菊

那年，当树叶随风飘舞、黄菊花遍野绽放的时候，爸爸像村里许多男人一样，在妈妈泪眼朦胧的目送下登上了去广东的客车。我和弟弟以为爸爸只是走亲戚去了，过几天就会回来，所以没有一丝难过与不舍。我们万万没想到，爸爸这一去就是好几年，彼此的一切消息都只有靠书信传递。

我和弟弟傻傻地像以往一样，放学后满怀希望去村口守候，期待爸爸快快归来并为我们带回糖果。哪知，十几天过去了爸爸还没回来，只盼回一封信，说他找到工作了，让妈妈别担心。我们就老缠着一天比一天忙碌的妈妈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妈妈总是看着远方，茫然地摇头：“我也不知道，出门在外，由不得他。”我们就会追问：“广东在哪？有多远？爸爸去那里干嘛？他不要我们了吗？”妈妈说：“听说在南方，远得很，大概有一千多里吧，坐汽车要五天哩。你爸是退伍军人，你二爸介绍他去厂里当保安，包吃住，一个月能挣480元，比家里卖头肥猪的钱还多，我再也不用四处给你们借学费了，等两年我们家也可以盖新房子。”说到这里时，妈妈的眼里闪着奇异的光芒，仿佛她描绘的好日子就在眼前。

我和弟弟虽然庆幸以后再也不会被老师留下问什么时候交学费了，但却因为爸爸的归期渺茫而有了淡淡的忧伤和深深的失落。尤其看到别人的爸爸带着他们赶集，下雨天到学校为他们送伞，背着他们从又陡又滑的山路回家，而我们姐弟俩只能互相牵着手，抓着路旁的小树枝，慢慢挪动脚步小心翼翼地走下山坡，那种忧伤和失落就特别强烈。于是，我们常坐在门口的池塘边，望着村里一座座低矮的瓦房和进进出出的老人、妇女、小孩，还有天上变幻莫测的云彩，互相问：“你说，一千多里有多远？”然后都回答：“不晓得，大概天那么远吧。”在我们心中，天与我们的距离难以测量，如同爸爸与我们相隔千山万水，是我们无法抵达的地方。

从此，身材矮小的妈妈独自挑起了家庭的重担，我和弟弟也分担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玩乐的时间自然就少了。当小伙伴们在院子里欢快地做游戏时，弟弟正在灶膛边被火烤得满脸通红，我正学着妈妈的样子把切好的猪草往大锅里堆成尖尖的小山状。贪玩的弟弟总是急急地投一大把麦草去灶膛里用火钳压住，便跑去门边伸长脖子满眼羡慕地望着院子里玩得起劲的小伙伴们。我不放心地大喊：“火熄了！”弟弟赶紧退回来，一看麦草燃得正旺，他就生气地鼓着腮帮子用大眼睛瞪我。我无辜地说：“妈说的烧火不能离开，万一火掉出来把房子烧了，我们只有去住山洞了。”他气呼呼地拿起火钳，在灶膛里乱捅一番，弄得灰尘弥漫，才不甘心地坐下，用手捂住耳朵，把小伙伴们的欢笑声拒之耳外，只是眼睛还是不时的望向门外。

天色渐晚，远处的山峦变得隐隐约约，各家的大人陆陆续续召回自家的孩子。很快村里的窗户中纷纷透出橘黄的灯光，像天上的星星。我和弟弟站在偌大的院子里等待还在地里忙活的妈妈回家。

我们家与邻居家之间隔着一块空地，堆放着好些用来做地基的大石条。无聊的我和弟弟玩起了躲猫猫的游戏，我穿过空地绕到屋后躲起来，弟弟找了很久都找不到。天色越发暗了，他急得大声唤姐姐，我为自己隐藏得好暗自得意，又怕他会哭，就尖着嗓子“喵……喵……”地学了两声猫叫。弟弟立即循声找来，听着脚步声由远及近了，我准备在他发现我时跳出来大叫一声“哇”吓他一跳。忽然，我听到“砰”的一声响，接着传来弟弟的号啕大哭。糟了，弟弟摔跤了！我快步出来扶起弟弟，问他摔着哪了，他边哭边说：“额头。”我安慰他：“弟弟乖，别哭了，姐姐给你揉揉就不疼了。”可是，当我的手抚上他额头时却摸到了粘乎乎的液体，我舔了舔手，咸咸的，吓坏了，一下子六神无主地抱着弟弟，嘴里“妈呀，爸呀”乱叫不止，哇哇大哭起来。

我们的哭喊声惊动了邻居，七十多岁的大婆打着电筒来到我们身边，发现弟弟的额头右边鲜血直流，脸上、衣服上都是血。她心疼地说：“造孽啊，你妈每天就知道早出晚归忙干活，娃儿也顾不上管。”她把弟弟抱到院坝边的石头上坐下，拉开路灯，对着坡梁上妈妈干活的地方，扯起嗓子喊：“小刘，你快回来啊！娃儿绊出血了！”妈妈很快就上气不接下气地赶了回来。当她看到弟弟满脸鲜血时，惊慌失措地扑过来抱着弟弟：“天哪，我的幺儿，你这是咋了嘛？”弟弟看见妈妈了倒哭得不那么厉害了，抽泣着回答：“我和姐姐玩躲猫猫，我去找她时摔倒碰在石头上了。”妈妈的眼泪夺眶而出，一个劲埋怨自己没有早点回来，才导致了这场意外。大婆劝妈妈：“你别自责了，你家的地都在山顶上，一个女人，家里家外都靠你，不容易”。妈妈很快镇定下来，背上弟弟去找医生，大婆把电筒递给我，让我们照亮。

医生住在村头，我家住村尾。我们一路小跑去医生家给弟弟包扎伤口。等我们返回时，村上的人家几乎都睡了，黑灯瞎火的，格外安静。偶尔传来几声狗吠，和桉树上乌鸦“哇，哇”的叫声打破了可怕的寂静。让人恼恨的是电筒的电池居然没电了，于是弟弟在前我在后，妈妈在中间牵着我们的手，踉踉跄跄地在坑洼不平的田坎上摸索着前行。妈妈不停地轻声叮嘱我和弟弟先用一只脚探好路再走，谁知她稍不留神，一脚踩空，掉进水田里了。我和弟弟哭着想拉妈妈上来，她担心我们也掉下去，坚持自己在不算很深的水里挣扎着抓住田边的草，爬了上来。一身湿漉漉的妈妈在冬月的寒风中瑟瑟发抖，牵着我们的手，冰凉冰凉的。弟弟小声嘟囔：“要是爸爸在就好了。”妈妈沉默不语，随后一声长长的叹息，把我们的手牵得更紧了。

从那之后，妈妈出门前总要再三叮嘱我们注意安全，再多的农活她也在天黑前回家，只是早上比以前更早出门了。看着整日劳累、日渐消瘦的妈妈，我心里梦里都在呼唤爸爸快回家，我不怕被老师问什么时候交学费，也不想住新房子，不想每天一醒来就看不到妈妈的身影，不想老是我和弟弟在家。我决定把这些话下次写信时告诉爸爸，希望他快点回来，这个家实在太需要他了。可写出来后妈妈不让寄出去，再三叮嘱我们不能把这些事写信告诉爸爸，怕他担心，要说高兴的事儿，爸爸才能安心挣钱。

每次爸爸来信，是妈妈最开心的日子。她没读几年书，许多字不认识。念信的任务就落在了上四年级的我身上，当我念到“娃儿他妈，我不在家辛苦你了，想你”时，妈妈就满脸绯红地一把抢过信“这个不念，这个不念”，她自己翻来覆去看了又看，不认识的字就问我。眼睛里闪着泪花，嘴角却又带着笑意，让年少的我们莫名其妙。

给爸爸回信，是我们家一件特别重大的事。妈妈早早收工，饭后一家三口就在昏黄的灯光下，趴在床头的大柜子上写信。这柜子是妈妈的嫁妆，是木匠外公亲手打造。经年累月，红色的油漆已开始脱落，变得斑斑驳驳。虽然如此，它仍是我家最高档的家具。

我在学校获奖的作业本，成了我们的信笺纸。我们一人撕下一张，因为没有多的笔，妈妈只好用红笔，然后我们就各自开始写信。妈妈要求我们每人写一封信，把自己想对爸爸说的话写下来让爸爸看，但前提是只报喜不报忧，写好的信她都要检查。

妈妈很神秘地边写边用我的课本遮住写好的内容。她一会儿问我“爱”字咋写，一会又问我“家”字咋写……不停地问，我不会的就查字典。我和弟弟很快写完了，妈妈托腮想了写，写了又想，我们等得睡着了，她还没写好。睡得正香，她轻轻地摇我：“醒醒，告诉妈妈‘梦’字咋写。”我困得睁开眼看看她又闭上眼。妈妈无奈地给我盖好被子，又去写信。

朦胧中，我看见妈妈时不时望望我们，望望漆黑的窗外，再看看爸爸的来信，字认不完，但意思都明白了，然后若有所思地又写下几个字。看她那么艰难地写信，我鼻头酸酸的，禁不住掉下泪来，吸鼻子的声音惊动了写信的妈妈。她走过来摸摸我的头，喃喃地说：“你也梦到爸爸了吧？是不是他一直在前面走，你使劲在后面追，却怎么也追不上；是不是我做了一大桌好吃的，我们一家人正准备高高兴兴地吃，他却突然不见了；是不是他从外面回来了，带回很多很多的钱，我们在新房子里说啊笑啊，醒来他却仍在千里之外”。接着就有滚烫的液体滴到我的脸上。我假装梦呓般“嗯嗯”，然后翻身，用被子蒙着头，任泪水无声滑落。第二天一早，妈妈急急地问我那些她不会写的字，我写在废纸上，她再一一填入留下空白的地方，一封信总算完成。

在电话还是奢侈品的年代，爸爸不在我们身边的日子，我们母子三人与他交流的唯一方式就是写信：我们家收了多少玉米，收了多少稻谷，养了几头肥猪；还有我和弟弟考了多少分数，得了几张奖状，个子长高了多少等等，都被我们趴在大柜子上一一写进信里，传给日思夜想的爸爸。

从爸爸的回信中，我们也了解到遥远的南方特别暖和，即使在冬天也如春天般温暖；来自五湖四海的工友们汇聚在工厂里，不分昼夜地拼命工作，努力赚钱，闲时互相邀约吃肉喝酒，打牌逛街。我们从来没有告诉爸爸，妈妈的艰辛与无助，我们的思念和期盼。我也知道，爸爸也一定有什么藏在心里没告诉我们，比如孤独与无奈。

没过几年，因为妈妈身体不好，爸爸终于结束了打工的日子，回到我们身边。当时，在我幼小而单纯的心里，根本无法理解生活的艰难，我想要的只是父母的陪伴，家庭的温暖，我并不在乎有多少钱，住多大的房子。多年后，我才渐渐明白爸爸丢下我们离乡背井去打拼，是想尽可能地为我们创造好一点的生活条件，让我们有机会读更多的书，有更好的出路。不再像他一样为了生计，四处漂泊，过着骨肉分离的日子。

作者简介

李秋菊，笔名：静雲 80后，四川省蓬溪县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作品散见《子曰诗刊》《诗词月刊》《长白山诗词》《星星诗词》《当代诗词》《诗词报》《四川群文》《剑南文学》《东方散文》《文化遂宁》《遂宁日报》《川中文学》等刊物。

方志四川 篆刻：殷智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李秋菊（四川省蓬溪县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