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小学的蜕变

            郭明庭

义务教育资源均衡，所有的以村建制单位设立的乡村小学校，就是昔日的“村小”，如今在教育体制改革中合并了。今年开学，离剑阁县城十多公里唯一的一个乡村幼儿教学点的撤并，标志着“村小”在全县范围内完全退出了教育历史的舞台。

但不能忘却的是，我们这一代在村小读书、教书，又从农村走进城镇的经历。

祠堂·启蒙

一九七二年，我六岁，开始上小学。我报名的学校是在我们本家的祠堂，祠堂是人民政府在五零年土改时没收地主产业时一并没收的。祠堂单檐悬山硬顶，四角翘起，面阔三间，深五米，架梁斗拱，泥地。门槛很高，我读一年级时翻着还吃力。三面土坯墙，大门两边是对开的木格窗。里面黑魆魆的，晴天和上午光线好，能正常上课；遇到阴雨天或下午，朦胧的光线就看不清书本了。

祠堂里没隔开，容纳了一二三年级。三位老师各上一个班，上课影响是不可避免的，老师不注意或批改作业时，热闹非凡。四五年级在旁边的地主大院里，老师们分开办公。我们一年级有二十多个学生，年龄参差不齐，那时是收学费读书的，家境较困难的逐年往后拖，我成了班上最小的一个。没有学前教育的学生，在第一学期纪律、习惯等方面是最令老师头痛的时间段了。

出祠堂，下个坎，有百余平米的操场，也是泥地，三面环绕着两人才能合抱的洋槐树。老师摇一摇小铜铃，清脆的声音就把孩子们召唤到树下。树荫下，我们大多穿着破旧、赤着脚，打木牛、滚铁环、踢鸡毛毽子、抓石子儿是主要的活动；雨天，满是泥泞，胆大的男生大多冒雨在操场活动，偶尔来一个特技，我们站在屋檐下看见便跳着，笑着；十几根洋槐树在后来被集体砍伐做农具了，粗壮的树干、洁白的槐花、凸于地面的老根，还在残存的记忆中荡漾。

五个年级，五位老师，只有一位姓华的老师是师范毕业的。一周上六天课，他一学期难得回家几次。村上在祠堂旁边盖了间比人稍高的偏房，华老师就住在那里，课余自己种作蔬菜，竟也能在简单的环境中坚持工作，是值得敬佩的。其余四位是民办教师，都是本村的知识人代表，实际上他们的知识起点也非常低，仅有小学或初中学历。集体按正常出工计算年产值，没有工资。那时课程非常简单，只有语文数学，老师不教汉语拼音，也没提倡普通话。一二年级学了什么内容，基本记不得了，倒是写在祠堂外柱子上的“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至今未忘，读到初中时才知道这两句诗是毛泽东主席写的。

现在每每经过祠堂，儿时的记忆总会浮现在眼前。

操场·梦想

两年后，搬进了村上修建的新学校：六间土坯房，小青瓦，两面有窗，透明的玻璃使采光性更加优良，两头各有两间小房子，作为教师宿舍和办公使用。信号由手摇的小铜铃变成了悬挂在木梁上的大钢管，“当当”的声音传到很远，使来迟走慢的同学飞奔起来。

那时节，我们在家稍大的是要帮助父母做家务（做饭、喂猪、放牛、割草）、照看弟妹的，迟到了老师也不怎么批评。路远的要走半小时，夏天山洪暴发，去不了学校，老师不知道学生去向，学生也不能及时请假，害得老师常常担心。

有了新的校舍，自然是高兴的，美中不足的是，操场更小了些。一条上坡的公路穿过操场，偶尔过辆车，孩子们就趴在窗台看；遇到下课，就追着汽车跑，无视扬起的漫天灰尘，那情景和现在城里孩子们见大熊猫一样新鲜。就在七八十平米的操场上，也支着木制的篮球架，我们有了篮球的概念。下课后，一个篮球，一片欢乐，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也乐在其中，当然，篮球轮到到我们个儿较小手中的机会是少的；偶尔得到手中，死死抱住，交给自己心目中最有价值的高个们，颇有现在追星的样。最为纠结的是，篮球顺着斜坡滚到农民的地里，时间长了，庄稼也就被我们踩坏了，篮球就被会村民没收，讨回的过程是艰难的。

课程依旧不变，只是多了些劳动课，主要任务是填操场，一周有三个下午在搞劳动，家长也是支持的。穿着和村民没什么两样的老师们对我们讲，“把操场填起来，修一个篮球场，再砌几个乒乓球台，修个围墙……”我们都很期待，直到离开小学，操场也没有填起来。劳动课全校老师和学生都参加，喊着号子撬石头、抱石头、背土，老师和大同学弄大的，小同学弄小的，看着渐渐扩大的操场，心里特有成就感。劳动累了，坐着歇会儿，追着跑一会儿；渴了，山上有的是溪水，随便喝，没听说过细菌和污染，老师和学生都是健康的。

劳动课的另一任务是种植校园地，分班级，分季节。挖地、抬粪、收获，在实践中探索，在自然中学习；劳动课上，我们学会了合作，学会了竞争，学会了分享，同时也磨炼了顽强的意志力。

平时作业不多，回家在油灯下很快完成，没有现在孩子们考试分数高，也没有补课，但好在都健康，都快乐，都精神。

 教书·种田

八四年，高中毕业后，我成为了一种身份特殊的教师——民办教师，小时教我们的老师们又成了我的课堂教学实践指导者。

我所在的学校是下寺镇冠京村，偏远、贫穷、落后、信息闭塞，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中实行办学硬件“村办村管”，原来裂口的土坯房不安全，就换成了砖混结构的平房。不能忘记的是，村上把任务分摊到人头，刚包产到户农村人还没有解决饥饱问题，完成是有难度的，但也是积极的。乡亲们筹钱，在自己山林里砍树抬到学校，几家合起来烧瓦背到学校，有孩子读书的还要做好木质的课桌凳放在教室里供自己孩子使用，教师办公桌二零零年才更换成统一的。目睹这情景，我明白：村民们已经是在尽最大努力了，他们心中对教育充满了希望，期望通过教育改变下一代人的命运。

有了电，天气的晦明变化对上课影响不大了。大钢管被电铃代替了，上下课时“叮铃铃”的响着。操场正中的旗杆换成了标准的高度，全校师生在这里集合集会、做操、放学。教室里抹上了一层水泥，扫地时屋子里再不会尘土飞扬，堵塞鼻孔了。那操场在我教书时还在填建中：为了改公路，在村委会的支持下，我们用原祠堂前的操场兑换了村民的土地；为了砌堡坎，老师们放弃了寒暑假；为了修围墙，男老师基本都学会了找水平、吊线、抹灰码砖，直到2008年地震后才停下来。

最多的时候，村小有三百六十八名学生，六个班教学班，一个学期前班，九个教师中有七人是民办的身份。民办教师既要种田，还要教书，补贴从十八元到三百六十元，给学生垫付学费是常事，有时弄得过年也艰难。微薄的工资，还得参加学习，通过函授、进修、培训、技能竞赛，教师的文化结构有了提高，专业技能也有所提升，最低也有了函授的中师文凭。我参加大专函授，第一年的钱，还是妈妈给的。

早晚、星期天，成了我们种田的主要时间，白天是要坚守在课堂。和我在一起的民师，除姐和临聘幼儿教师外都是男的，家属更加辛苦，有时忙不过来，央请亲戚邻居帮忙，父亲就凭篾竹手艺去替我还工。我教六年级的十几年中，偶尔有家长见我们早晚都上自习，主动帮忙平平田什么的。星期天，班上的学生在父母的安排下前来帮老师割麦、栽秧。这样情况下，农事儿很快就完成了，于是带着孩子们去小溪捉鱼，捉螃蟹。奇妙的景色、惊异地发现、快乐地喊叫、独特的感受，生活的启迪，孩子们也就衍生出一篇篇生动的作文，可惜那是不知道怎样去推荐发表，也没能保存下来。昔日的学生现在见着我，都说小学时就学会了怎样作文了。那时孩子们的作文，弥漫着泥土的滋味，但都是学生自己生活的真实写照，都是自我内心真情的流露。

教书，种田，凑成的是我们并不和谐的生活，直至2001年全部转为正式在编教师，然后我进了城。

没有经过教育专业知识学习的我们，在村小也成为农村教育的生力军。和很多人开始参加工作一样，都是富有激情和创造力的，因为好奇，因为年轻，因为理想。应该说，我也不例外。包班教学，正常的教学常规，学校的规划与维修，学生的思想行为、安全责任、个性发展、才艺培养、带学生春游野炊……老师们必须大包大揽，无形中就成了全能型教师。

村小都没有食堂，老师基本是回家吃饭的，只是在下雨天，都从家里带上菜、肉等到学校。总有空堂的老师，但任务大多落在我的头上，原因归咎于我稍会厨艺，抽时间做好，中午凑一起聚餐，在美食家们的评论中一扫而光，收拾残局是两位女老师的事。夏天农忙完了，男老师晚上相约去秧田里捉几次黄鳝，带到学校，女老师见了，吓得大叫，吃起来却一点也不秫；冬天可去打猎，山里有的是兔子、野鸡，一有猎获，顺带叫上村干部，略表对修建学校的谢意。农村杀了年猪后，争着把肉和菜带到学校，边烤火边炖肉，酒是要喝点的，抵御高山寒冷。酒后俩爱好下象棋的常争得脸红脖子粗，倒别有一番风趣；我就着学生作业废纸肆意挥毫，再来点子曰诗云，大家又戏谑地称我“酸儒”。

那时的义务教育，小升初是要进行淘汰选拔的，学生也允许留级，比现在好坏一起拽着走觉得更人性化。孩子书学费是每个家庭最大的支出，因为贫困，中途辍学的学生不少，我们去家访、动员学生返校，效果并不理想，我们也毫无办法，只能凭着良心去努力。班级名次的排列，决定着学生的未来，我们把六年级的学生组织起来上早晚自习，还是有一半的学生小学毕业也就终止了学业。就在前不久，原教过的学生未能完成学业只好去上海打工，回来的相见，忆及当时的小学生活都不禁感慨万端。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村小的时候，教师职称评定已经开始，怎么做，需要什么条件，没有领导告知和指导，直到去年才评为一级教师。

                   留恋·时光

2003年以后，村小逐渐缩小规模，有的撤除，有的合并，高年级的统一到中心小学。上下课的提示声换成了美妙的音乐，有了城镇化的气象：书学费减免了，课程开齐了，教师专业了，培训班应运而生了，也衍生出“留守儿童”这个新词语。许多的家长为了照顾孩子读书，不得不到城里租房。房租、生活、零用、孩子补课费用，也有家长们说家庭经济的负担更重了。

到2011年，我所在的学校下辖的农村小学，也就是我最初走上讲台的地儿，只剩下一个乡村幼儿班——冠京村幼儿教学点，午餐由中心幼儿园配送。这个教学点是在“汶川地震”后援建的希望工程学校，离中心校十多公里。二三十个幼儿，两位本村且年纪较大的教师坚守着，虽然中心园每周有教师轮流去指导，还是犹如秋天颤巍巍的枯叶，终于在2018年底飘落了。

回到乡下，去老师家坐坐，一杯酒，一席话，往事涌上心头，竟是那样的留恋逝去的时光。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1926年在《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中写到“乡村教育政策是要乡村学校做改造乡村的中心，乡村教育做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①先生的教诲，言犹在耳。村小，这个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曾经发挥过巨大作用的教育阵地，如今已成为历史。

那些被遗弃的校舍，诉说着好几代人农村人在成长中的困惑、挣扎与蜕变，见证着正在改革开放时代的进程，也见证着学校教育为适应社会变化而做出的抉择和改变。

参考文献：

 ① 徐莹晖：《陶行知论乡村教育》，2010年四川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