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区调人的记忆片段

周长武

    老战友70岁生日聚会，昔日班长说：“为了给寿星凑热闹，我为大家朗诵一首新作《七十有感》。”

啪啪！啪啪！爆发出一阵热烈掌声。

    七十有感

 新时期的游击队员，工业建设冲锋在前；

 时刻听从党的指挥，戎马操戈捷报频传。

 你追我赶踏遍大小凉山，马不停蹄再攀贡嘎雪山；

 昨日畅饮大渡河水，今又露宿嘉陵江畔。

 徒步丈量山河长与短，亲手描绘宝藏埋的深或浅；

 千辛万苦为谁忙？多作贡献重任在肩!

 喜看昔日风采今依旧，欢笑青出于蓝胜于蓝；

 儿孙绕膝享尽天伦之乐，心宽体胖欢度晚年!

 阵阵掌声把我带回从前，时间倒转50年……

50年前，区域地质测量（20世纪80年代后称区调）是学习前苏联，在一定比例尺的国际分幅范围内，运用多种手段和方法，测绘地质图，最终提交并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图》《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图》及相应的《地质报告书》《矿产报告书》，为科研、教学及生产提供系统的基础地质资料。

1957年，四川省地质局区域地质测量队临时成立，不久又编为西昌地质队一、八两个分队。1959年7月，又将这两个分队从西昌地质队划开，在西昌正式成立四川省地质局区域地质测量队。我于9月到队，开始从事四川省1：20万图幅的区调，到1986年全省1：20万区调全部结束，完成《四川省区域地质志》的编写。期间经历的历史场景，悲喜情感，是后人难以想象和体会的。现将所见闻的人与事，所感受的情与理，回忆一二，以尽一份为后人存史的道德责任。

零的起点

1959年11月，我在凉山州布拖县实习，由此掀开了人生中新的一页。那是跟组长张树铭做l：20万西昌幅路线填图。

地质填图，翻山越岭。早上天亮吃完饭就出发，下午快要天黑才歇息，每天至少走三四十里山路。从出野外那天起，一个月，两个月……天天如此。我刚来做不了具体工作，只是跟着组长张树铭跑，头一两天倒也新鲜，一路走一路唱，领略游山玩水之乐，心里暗自高兴：“这个职业我选对了”。

跑到第三天，原有的新鲜感荡然无存。清早出门就发愁：怎么才过得完这一天啦？有了度日如年的感觉。脚板又打起了水泡，没有什么医疗条件，只好自己用针穿上两根头发，将头发埋在水泡里。这个土办法效果很好，能使水泡消得快，不发炎，第二天用手巾一包就可以上路。组长问：“能坚持吗？”我完全理解，这既是关心又是鼓励，也是考验，我不能叫一声苦和累，要强打起精神，坚持就是胜利。

实习过程中，对一些专业名词，学校都听到过，但到了实地却对不上号，测量岩层产状把方向读反，用航片更是头一回，把山脊认作山沟，又把山沟认作山脊。定地质点跑上跑下，半个小时定不准一个点……越想越觉得压力大，恍然大悟：“书到用时方知少”。既自责学而无术，又因为拖小组后腿焦躁不安。

12月底大雪封山，各小组陆续回到西昌，几个同学凑在一起，兴高采烈地畅谈野外奇闻趣事。谈论最多的是专业技术问题，都与我有同感。收获最大的是认识了自我，我们仍然还是一个学生，只算是进了地质队的大门，还需要不断在实践中努力学习。

1960年春节，过的是“革命化新年”，正月初二就陆续出队。我在一分队矿产组跟着孙富和实习，两个月后他被调走。随后，在原西昌地区会理县摩挲营、岔河一带检查白钨矿锡石矿重砂异常。在会理县猫猫沟、宁南县溜砂坡寻找霞石正长岩体中的稀有分散元素矿物时，很多矿物、岩石不认识，对岩浆岩地区的地质现象一片茫然，身边又找不到人请教，天天背上《矿物岩石学》上山，现炒现卖。一路上采集许多标本，一一与教科书反复对照，观察比较它们的些许变化。每当沿河床行进时，更注意收集各种砾石标本，时间长了，能辨认的岩石种类就多了。

大跃进年代，形势逼人，一心想尽快具备独立工作能力，对工作和学习到了如饥似渴的地步，以至于野外记录时不能坐下，只能站着写。只要一坐下写，尽管手上的笔仍在本子上戳，人却进入了梦乡。甚至走在路上，无意间踢了地面一脚，这才发觉自己一边在行路，一边在打盹。

1961年起，我被安排到分队从事地质填图。心想，可能因为我身体好、跑得快的原因吧。

翻越大团崖

30余年的野外经历，已记不清跑过多少路，爬过多少山，却总又忘不了那些寸步难行、断粮断炊的日日夜夜……

1961年，第一区调队一分队，承担了l：20万马边幅的区调任务。这个图幅的东西两部分，自然条件相差很大。东半幅为中生代红色盆地，属丘陵地貌，地质构造简单，人口稠密，交通方便，地质工作就跟从这场到那场赶集一样轻松；西半幅是四川盆地与横断山区的过渡地带，一套古生代地层构成崇山峻岭，自然条件可概括为山高、林密、潮湿、多雨，且人烟稀少。单就地质工作而言，把东部比喻成天堂的话，那么，西半幅该是地狱了。我们在马边大团崖熬过的六天六夜，可算是进地狱去走了一回。

大团崖，是峨边县与马边县界山的一个至高点，海拔3077.8米。按计划我们要由西坡上，经过大团崖，从东坡下，再到马边平等乡与另两个填图组联图，并补给生活物资。

西坡是顺向坡，没费多少周折，一天就到了大团崖。当天下午没有找着下山的合适路段，不敢盲动，决定当晚露宿山顶，第二天开始下山。

次日一早吃完饭就出发。东坡是反向坡，地势陡峻，只好选其缓坡地段，下一段算一段，能下多远是多远。遇有悬崖峭壁就绕着走。不过，不能左右偏离计划路线800米。如果超了，这条地质路线就不合格，需返工或“补课”，因此要想方设法通过。在没有攀藤附葛的陡壁，就要蹲下身来，臀部着地，手脚并用向下移。连“移”都危险时，就选一个胆大心细、手脚灵巧的人当先导，腰间系上安全绳，上边一寸一寸地放，下边跟蜘蛛人一样，一寸一寸向下移。如此一个个往下“运”，直到下边的人又搭成人梯，把上面最后一个人接下去为止。本来是长途行军，却类似一场杂技表演，行进速度异常缓慢。头一天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到了下午6点，向下才走到高差300余米处。临近天黑，下起毛毛细雨，大雾弥漫，能见度极差。时值10月深秋，山里有了寒气，全身衣裤几乎全湿，人人上牙嗑下牙，不停地打寒颤。但谁也不吭一声，谁也不埋怨谁，前后一个跟着一个，依然各尽其责，默默地走着。班长曾学文突然想起什么，叫大家停下等一等。见他从地质包里拿出一包火柴，重新包了又包，缠了又缠，再打开一个背包，把它包在了棉被中间，捆好后再走。没有想到，就这一盒火柴，其后竟然救了我们6条人命，这是后话。

雨一直下个不停，还越下越大，天色也更为阴沉，再继续下山，随时有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危险，于是就找了块稍微平缓的地方宿营。放下行李分头找干柴，首先把火生起来，大家围着火堆，顿时有了生气，将油布往树上一扯，算是搭好了“帐篷”；地面上垫床油布，再铺棉被，临时的“家”算是安顿好了。双人床大的一块地盘，没有办法睡，就是能睡，也睡不下6个人。只好一个靠一个在“铺”上坐，共用一床棉被盖着下半身，焦急地盼望能熬过这一夜。时至深更半夜，伸手不见五指，夜雨已成瓢泼之势，相隔几分钟就要清除一次“帐篷”上的积水。尽管都向着大火坐着，风雨交加的夜晚，的确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脊寒”。上半夜彼此无语，下半夜又冷又饿，不停地有人在吼“冷死人啦!”。逐渐地喊声没有了，长时间的寂静，引起我的猜疑，赶快叫几声这个，听听有没有吱声；又推推那一个，看看有没有动静。当感觉到“人都还活着”时，这才放心!突然，徐家宽喊了一声：“遭了，‘床上’进水啦!”。原来地表水已透过油布，再浸湿垫着的棉被，大家都坐在水里头了，只是冷麻木了，好多人还没有感觉到。没有办法，湿也好冷也罢，只有咬紧牙忍耐。恰恰祸不单行，“帐篷”又垮了，我叫：“快！把盖的棉被顶在头上”，这才挡住雨淋，呼吸均匀了。但不久，顶着的棉被也浸透了，水顺着脖子往下流……看来，再折腾下去会死人的，干脆天没亮就起了“床”，把火烧得更旺，围着火堆一边取暖一边烤衣服，下面的烤干了，身上的淋湿了，脱下来再烤，烤了又换。

这时，东方发白，天已蒙蒙亮。班长拿出湿淋淋的米口袋说：“得省着点吃，以后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情况，从今早起，只能煮稀饭了”。其实，就只剩下煮4顿稀饭吃的米了。天大亮，吃完早饭赶紧打捆行李，望着一堆湿东西，像是到了破烂王的家。我见蒋跃如他们在拧棉被的水，就大声喊道：“这多重呵，把棉被扔了，先逃命要紧”，没人理我，各自埋头忙自己的。我又叫了起来：“把我那床被子扔了，我不要了，免得拖累大家”，也没人听我的，仍将全部东西收齐，继续向山下“冲”。

    下山的第三天，雨慢慢停了，但下山的速度还是快不起来，地势依然陡峭。工人何大亮，还是个不满20岁的年轻娃娃，本来就瘦小体弱，加之前两天的体力透支，他已无力继续坚持，一路哭丧着脸，出发不到1个小时，他就瘫坐地上不走了。我好说歹说，又接过他背的东西，让他空手跟着大家走，但走不到100米又坐下来，再走再坐下……个个心里犹如猫儿抓，急得大家直跳。人命关天啦！不能丢下他不管啊，慢就慢吧。大家只有耐着性子，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到了这种地步，已顾不上工作，只考虑如何逃命。

就这样又过了两天，到第6天，已经4天没有吃过任何东西了，肚子饿得慌，成天犹如娃娃断奶一样难受。尤其头一天，一路走一路老想着吃，越想越饿，越饿越想，看见树上的一片嫩树叶，都要塞进嘴里嚼一嚼，拌一拌，哪怕最终再吐出来，也暂时满足一下心理需要……不知为啥，饿了两天后，反而开始忘了吃饭那件事，一到天黑宿营时，只知道生火搭铺，烤火成为第一需要。不是班长保管好的那一盒火柴，遇到又冷又饿，可能将会是另一个结局。

第7天，我们下到了竹林地带，发现地上生长有密密麻麻的嫩竹笋，不管三七二十一，拔起竹笋剥皮就吃，个个都说：“可以吃，好吃”。接连生吃几根后，就再也舍不得走了，干脆放下背包生起火，一边烤火，一边往火堆里扔竹笋：“咳！烧的更好吃！”。大伙一阵狼吞虎咽之后，又有新发现，“煮的沾盐巴最好吃”。于是人人拿出饭盒煮竹笋，有生以来，这是我“吃饭”吃得最多的一顿。从那以后，我落下一个后遗症，再不想吃竹笋了，吃就反胃。

几天来，我们饥不择食，慌不择路，终于到了山脚，沿着河沟淌着水，远远望见开阔地带有耕地，再走又出现矮矮的毛草房。似乎已苦尽甜来，又回到了“人间”，突然劲头倍增，三步当着两步走，急忙向那人家奔去。进到屋子一看，死一般寂静，仔细一找，才发现躲藏在柴堆里的一对老夫妇。问了好久才搞明白：他俩远远地看见我们，个个衣衫破烂，蓬头垢面，没精打采，东倒西歪，心想一定是土匪来了，先躲躲，说得大家哭笑皆非。于是向他们说明，我们是地质队的，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再说，这几天雨大雾大，山上坡陡没有路，又有人生了病，耽误了几天时间，带的粮食早就吃完了，饿了几天的饭，没有力气再走了，请帮助我们一下，我们拿钱和粮票，买点粮食（仅有玉米）。“借也可以，明天买回大米来，借一斤玉米还你一斤大米”。

两位老人像是没听见似的，毫无表情，看来他们还不相信我们。不管你有多饿，不管你是干啥的，也不过问你从哪来到哪去，任你说得口干舌燥，都与他不相干，他只是轻微地摆摆头，要说话，也就“没有”两个字。再说，在这深山老林，此处仅这一家人户，距平等乡还有一天的路，远水解不了近渴，近在眼前的粮食却进不了口。越想心头越乱，怎么一连串倒霉的事全都碰到了我们头上？这是为什么，天下那么多工作，为啥我们的工作就该这么苦？我们为啥就这么贱？乞讨也不至于这样嘛！如此细想下去，我竟然嚎啕大哭起来，边哭边诉说，越说越伤心，越伤心也就越是哭。这突如其来的场面，使得组里其他人都哭丧着脸，一言不发。老乡呆望了一会，默默地转身朝屋里走，曾学文和蒋跃如见势就跑过去说：“老乡，你不要怕嘛，我们知道你住在深山老林，粮票与钱对你都无关紧要。明天我们去两个人买粮食，其余的人在这里等，绝不会一走了事，买回粮就还你，借多少还你多少，一两也不少你的，你要玉米、大米都可以。”反复好言相劝之后，老乡的顾虑终于消除，也算是动心了。大家立即磨面、烧锅，当晚吃了玉米粥、玉米饼，睡了个六七天来最香的一夜。事隔很久以后，每当有人提及这个场景，竟然难以回答，我当时为何如此动情。

高原情结

1973—1977年，航调队五分队承担了l：20万贡嘎幅的区调任务，我先后在重砂组、剖面组、填图组跑野外，由此同高原结下了深厚的情意。

 一想起高原，就忘不了那里的天，晴空万里烈日高照；那里的草原，连绵起伏一望无际；那河里成群结队的鱼，有捞就有得；那里的藏族同胞热情好客，酥油糌粑让你吃个够。也忘不了那里缺氧长夜难眠，那里早晚寒冷滴水成冰，还有说不完的民风民俗……

从康定出发，坐汽车西行，3个小时爬上折多山垭口，本想站在高处一睹高原风貌，却在下车的一刻，就感到了头昏、想呕吐。有人告诉我，这是高原反应，过会儿下到低处就会好的。没敢久留，即刻上车下山，朝着新都桥营关寨的分队部奔去。

每年年初，我们要在分队部住几个月，先适应高原气候，5月1日以后才出队。在这段日子里，除做好出野外的资料与物资准备外，分队还组织大家开荒种地。每年春天种几亩土豆、萝卜和莲花白，一到秋天，就要收获上万斤，既解决了职工一部分蔬菜，又能常年喂养大肥猪。这种一举多得的劳动，大家积极参加，我也拉过犁耕过地，用手刨过马粪堆，挑水施肥下种，脏活累活，什么都干过。这里冬天寒冷，早晨将洗脸水一泼到地上，会立刻成冰，洗脸刚用过的毛巾一搭到铁丝上，也会立刻变硬，室内一天24小时就靠不熄的杠炭（一种青杠树烧制的木炭）火。但室外一年四季日照充足，土豆、萝卜与莲花白，样样长得又大又好吃，年年丰收。最让人不能忘的是那又嫩又肥的豌豆荚，一到收获之时，人人喜笑颜开，充分享受着劳动果实的欢乐。

我在高原的第一次野外工作是淘重砂。这里的河流梯度不大，水流不急，通视通行条件好，爬到分水岭翻山，坡度不陡，相对高差不大，5—10月的天气最好，晚上在帐篷边，一边喝酥油茶，一边望着明月星空，嗅得出大草原的泥土清香，一天的疲劳，随着收音机里的甜蜜歌声而渐渐缓解。此地白天，你不动没事，一动就力不从心，走路须缓慢前行，尤其上坡，张着嘴呼吸，走几十米要双手叉腰，站着歇息一会儿。

翻越贡嘎山，那是1974年4月，小组帐篷搭在玉龙沟，我同曾绍良、龙德、廖湘胜4人从贡嘎山西坡向上攀登。先是骑马，向上爬的只有200米，马儿就顺着等高线走，任你牵扯鞭打，它就不向上，急了还一溜烟地往山下冲去。奈何不得，弃马而行，绕着“之”字线，一步步往上蹭，前进十来米站一会儿再爬，爬了再站。好在这一段山坡不陡，没有树林，无需什么技巧，要的只是耐力。到达4500米一带，出现生理异常反应。老想小便，却又便不出，这种感觉在别处从未有过。站在高处向西远眺，茫茫草原天地相连，星星点点的牦牛成群，恰似绣在大地上的花瓣；个个高原湖泊，晶莹透亮，闪闪发光，恰如镶嵌在地平面的颗颗蓝宝石，使人心旷神怡，浮想联翩。

野外工作常常会带来意外收获。我同廖湘胜在一个小组，他担负物探路线伽马测量，每天背上仪器，带上渔具出发。遇到路线顺河而行，定点记录时，他先将渔具往水里一摔，瞧都懒得瞧一眼，自顾观察记录，忙完之后，顺手拿起渔具，提着挂在钩上的鱼儿就走。悠闲自得一天之后，晚上全组同志准能饱餐一顿。高原四五月份，是挖中草药最好季节，多数同志也逐渐掌握了识别虫草、贝母的本领。开初，只在行军途中有意无意地找一下，碰碰运气，图个好心情。自从发觉“得来毫不费功夫”之后，逐渐上了“瘾”，不但工休日上山挖药，搬家途中也要“顺手牵羊”。一到年底收队，虫草、贝母、雪莲花、草灵芝……应有尽有。

高原的艰难历程，苦中有乐，乐中有思，思中有得，回味无穷。

怀念战友

当年为区调事业艰苦奋斗的年轻小伙子，如今都已七老八十，满头鹤发。在我们安度晚年、分享改革开放成果的日子里，时刻怀念已经与世长辞的老战友，尤其那些曾与我们同吃一锅、同睡一铺，患难与共、亲如手足，为区调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年纪轻轻便匆匆离开人世的同志！

兰维生：云南巧家人，原华弹地质队工人，后调入第一区调队，1961年在我们小组当搬运工。他体形高大，身强力壮。平时沉默寡言，能同所有人友好相处。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生活上有两个特点，一是不吃稀饭，二是讲究个人卫生，几乎天天要擦澡。

我们在路线填图中，接到通知赶回分队部开会。时值我身患疟疾，隔日发作一次，小组确定我一人留下，等待第二天病好后再走，其余人赶往马边县城。第二天烈日当空，路程遥远，大伙挑着行李赶路，个个走得汗流浃背，精疲力竭。恰到马边河过渡，下船后在河边洗澡冲凉。兰维生觉得河边的水不凉爽，便独自一人向深处游去，众人劝阻不及，游几米就被漩涡卷走。危急关头，岸边的人不顾个人安危，立即奔向下游寻找，渡船艄公也划船赶来协助，几个小时过后未见踪影。分队组织人力，连续沿河搜寻四五天也一无所获。就这样，年仅20来岁的兰维生，没有留下半句话语，从此永远离开了我们。

张秉默：重庆綦江人，大队会计科会计，后当分队行政管理员。1965年下放三分队劳动锻炼，在野外小组作搬运工作。他个子高高，身材修长，瓜子脸，高鼻梁，一表人才。工作认真负责，没听说财务上出过差错。他写一手漂亮的沾水笔字，天天反复写那10个阿拉伯数字，他说写不好这10个数字，就不配当会计。他除抽廉价香烟外，无其他不良嗜好，生活上吃穿节俭，作风正派，为人处事，一直保持低调。

1966年4月，他同我们出野外，参加分队组织的参观火木山梁子剖面。同行的人20来个，分队支部书记王华才、分队技术负责王茂良领队，剖面测制人员费立清、袁兴福、王介荣、杨长树带路，分队技术人员还有廖鸿昌、张志清、丁兆昌、刘鸿智和我等，还有来分队蹲点的大队宣传科长王家林。负责搬运任务的有张秉默、徐德贵、李惠阳、陈明江、饶正友等。全体人员都身背行装，行管及技术人员背的轻，各自随身背带自己的衣物及日常生活用品、仪器、工具，负重30斤左右。搬运工背的重，主要是帐篷、食品、炊具、大型工具，还有各自所带衣物，一般负重60斤以上。

火木山剖面，位于l：20万石棉幅西南部，冕宁县团结乡境内，最高点海拔4500米，山梁东西向，由东而西逐渐拔高，山脊狭窄，地势陡峻，阳坡岩石裸露，阴坡白雪皑皑，路线选定阳坡，沿山脊攀登。

由于大家的身体条件、登山技巧、身负重量各有差异，登山速度有快有慢，有的三三两两同行，有的独自攀登，整个队伍拉得有百余米长，首尾不顾。我们同在一起的有3人，丁兆昌在前，张秉默居中，我在后面，彼此相距仅一步之差。当我们到达一个陡坎地带，丁兆昌拉着早有人系好的安全绳爬了上去。张秉默走近一看，陡坎高度3米有余，光秃秃的，坡度近于直立，除有一根安全绳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拉扯，他犹豫了，一直站着不动。丁兆昌在上面牢牢地控制绳子，叫他不要害怕。他试了几次都上不去，主要是手脚移动配合不协调，支撑点用力大小不当。我鼓励他歇息一会再来，丁兆昌在上面拉，我在下面推，他除了手脚4个用力点外，连整个身子都贴在了石壁上，腿脚还不停打抖，费了好一阵工夫，终于上去了。我也紧跟其后，上了陡坎。3个人依次坐下休息。张秉默指了指他背的皮大衣，笑一笑问我：“老周，你要不要这个?”我也指了指我背的皮大衣：“可以，你把我这个拿去，咱们两个交换好不好?”完全没有想到，我俩彼此一句玩笑，竟然定格成永远的记忆。歇一阵后，老丁起身走了，老张紧跟其后。我还在原地抽烟，望着山下星星点点蠕动的人影，滚滚乌云缠绕山腰翻腾，呼啸的寒风扑面刺骨，天色昏暗阴沉沉的，一种畏惧心情油然而生。突然，老丁高喊：“老周，张秉默掉下去了！”“什么？”“你说什么？”“张秉默掉下去了！”，我赶紧起身走过去，老丁激动地叫道：“就是从这里掉下去的！”向下一看茫茫云海，什么也看不见。我俩马上向山上山下大声高喊：“张秉默掉下去了！”“张秉默掉下去了！”。很快，分队领导从山下传来“立即停止前进，全部就地休息”的指令。一会儿，又传来“由费立清带路，全部绕道从前面山坳下山”的喊声。这时我思绪万千，紧张得全身哆嗦，心跳急速加快，既不敢上，也不敢下，瘫在地上，一动不动，眼睛闭得紧紧的，只顾一个劲地抽烟。10分钟、20分钟过去了，1个钟头之后，我这才仔细望着出事点：那是一段刀背脊山梁，只能沿着与山脊平行的平台行进。平台宽不及3米，台面倾向山外，上面长有青草，草上有积雪，台面与山脊相接处，有一条风化土的“路”，宽约30厘米，唯有沿“路”行走，才能避开草地与积雪。张秉默却偏离了“路”，踩在雪上，滑了下去。整个过程，仅仅几秒钟。当丁兆昌听到“唉呀！”一声，立刻回转身看时，人已不见踪影！下面是一片茫茫云海，随即听到一声巨响！呜呼哀哉！张秉默从此离开了我们！

我和丁兆昌按指定方向，缓缓地往山下移动，大家已在一个宽敞的草坡上聚齐了。杨长树、饶正友等人，已将张秉默的遗体用油布包好，遗物集中一处。我向上望了一望，这里与出事点的垂直高差80余米，说它悬崖峭壁，一点不夸张。一切收拾妥当后，天快要黑了，分队领导宣布：当夜全部向南撤回猫儿沟的大本营，并确定张志清、徐德贵、杨长树、饶正友以及我等人，轮换着抬死者遗体下山。一路上打着手电，提着马灯，心急火燎，连走带跑，夜里3点过到达目的地，早一步到的同志，已经搭了灵棚，点了油灯，恭敬地将遗体移入棚内，又派专人看守。领导当即赶到团结乡政府汇报，并打电话向西昌大队领导报告。第二天副大队长王忠贵等带领工作组赶到，安排后事处理，做稳定职工思想情绪工作。乡政府也派出多人前来表示慰问，批准免费供给白布、棺木，按照中国人的习俗，在当地掩埋。商业部门又特意供给肥猪、白酒、腊肉、香烟、白糖、肥皂等，帮助改善职工生活，恢复大家体力，分队在此集中休整数天。

来之不易

四川的区调工作开展至今50年，所走过的路不是简单地重复，当年看似自然平淡，如今回头再看，一切都那么来之不易。

我国第一批区调队是大兴安岭、秦岭、南岭3个中苏合作队。四川省区域地质测量队，是最早由国内技术人员组建的区调队之一，第一任队长吕永弟，大队工程师张云湘，分队主任技术员刘惹愚、胡炎基。地质技术人员有从广东南岭中苏合作队调来的刘若愚、张树铭、吴远长、李文林、孙富和、牛开甫，以及西昌地质队的廖品清、李忠海、廖鸿昌、焦凤臣、胡文高、张梦泽、陈炳须、施玉山、李群义，行管干部徐广森、张秉默等，淘砂工人刘鹤群，其余工人是从会理、西昌、冕宁农村临时招收的农民，全队共计20余人。

 1958年已陆续在1：20万会理幅、米易幅开展工作。

1959年9月，已写出会理幅（金沙江以北）地质报告初稿；米易幅也进入野外补课及室内资料整理收尾阶段。

1961年同时新开1：20万冕宁幅、盐源幅、马边幅，以及1：100万昌都幅的野外调查。

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一方面，野外工作全部下马，资料封存，工人裁减80％回农村；另一方面组织进行图幅清理，检查以前工作，提出处理意见。

1963年，新组成由余天福任分队长、胡炎基任主任技术员，以及由王华才任代理副分队长、王茂良任主任技术员的二、三两个分队，分别担负西昌幅、米易幅的续作补课工作，并于1965年8月，同时通过国家正式验收。1958—1965年，历经8年艰辛，终于完成了四川省第一批（两幅）1：20万正规的区调任务，大家戏称“八年抗战”取得最后胜利。

这8年，是探索的8年，感到欣慰的8年！是在没有相关规范和统一要求，没有经验借鉴，靠自己走出的一条区调道路的8年！同时，也是应该深思的8年！在特殊年代的特殊环境里，造就了一批特殊的人才。这个期间，物资匮乏，虽然区调工作流动性大，大队却无一辆汽车，各分队无一辆自行车，几十里路的搬迁转移，人人肩挑背驮，个个步行。室内几个人一张办公桌，人平不到一把椅子。冬天回大队集训，没有房子，集体住旅社。而个人装备仅有地质锤、罗盘、放大镜，个别小组才有一部135型（后为120型上海牌）照相机。劳保用品及工资的发放，干部与工人不同，干部有工作服、油布、皮鞋，工人基本没有劳保。大学本科生见习期工资42.5元，转正定技术13级48元；我们中专生见习期工资28.5元，转正定技术16级32．5元（1957年到队的36元，转正定16级后仍为36元）。这一待遇直到15年后，1978年才为40％的人提了一级。工人当时只有一床油布，外加每月补助1.5元草鞋钱，最低工资13.4元，最高18元；1964年以后有所改进，全部定为一级工35.6元，劳保用品与干部一视同仁。国家将地质职工划归强劳动范围，粮食定量比其他部门员工都高，工人43斤，技术人员36斤。肉、油、糖等副食品各县不一，一般每人每月半斤肉、2两糖、2两油。1961年我们在犍为县，每月只供应2钱清油，盐巴也计划供应。冕宁县最好，每月供应1斤肉、2两油、半斤点心。由于劳动强度大，营养不良，分队部分同志如胡文高、陈红、林序臣、王茂良等得了水肿病，腿上一按一个小窝，但仍然战斗在野外第一线。

1965—1977年是第一区调队大发展、大收获年代，区调分队由最初的2个，逐步增加到5个，另有科研分队、矿产分队各1个，各类地质技术人员增加到150余人。生活及工作环境大有改观，分队逐渐配有大小汽车，野外有了帐篷和钢丝床，个人劳保发了鸭绒睡袋、皮大衣等，生活物资的计划供应标准逐步提高。其间，虽然历经了“文化大革命”停产闹革命、大搞武斗的严重干扰，依然陆续完成和出版了1：20万会理幅、盐边幅、盐源幅、金矿幅、冕宁幅、石棉幅、马边幅、雷波幅、贡嘎幅、九龙幅、叙永幅、筠连幅、荥经幅、綦江幅共计14个图幅，面积10万平方公里的区调任务。

1978—1980年，二、四、五分队，首次采用航空照片解译、编、填结合方法，仅3年时间，完成了1：20万内江幅、自贡幅、宜宾幅、泸洲幅、遂宁幅、德阳幅、简阳幅、三台幅、阆中幅、通江幅、仪陇幅、南充幅、广安幅、重庆幅14个图幅的区调联测任务。为此，3个分队同时获得地质矿产部科技成果二等奖，这是第一区测队开展区调以来，获得的唯一最高奖项。

1959—1980年，四川省第一区测队共完成30个图幅的1：20万区调任务，总面积20余万平方公里，占全省80个图幅的37％以上。

 历年积累的一系列区调成果，为如实揭示地区性、区域性基础地质特征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为编制四川省一系列专用地质、矿产图提供直接利用，并成为成昆铁路、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西昌卫星发射基地、二滩特大型水电站及凉山水电资源开发选址建设的唯一依据。通过区调工作，在攀西地区指出了综合找矿方向，并发现众多新的矿产地，后经证实不少具有工业规模如会理岔河锡矿、冕宁牦牛坪稀土矿。

1981—1983年，《四川省区域地质志》脱稿，为四川省全面结束1：20万区调，画上圆满的句号。

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四川省地质矿产局进行体制调整，于1981年1月，集航调队、111地质队、820地质队、西昌实验室全体、109地质队、106地质队、113地质队、403地质队和404地质队的大部分地质技术与行管人员于一体，共计3000余人，成立了四川省地质局攀西地质大队。第一区调队也就随之结束其称谓，但区调事业仍在继续，并在广泛开展1：5万区调的同时，建成集普查找矿、矿产勘探、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地质实验于一体，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综合地质大队，在地矿系统，论规模之大、功能之全，足以堪称世界之最。

往事如烟，有的变好了，有的却未变。时至今日，什么都在不断变化，唯有我们艰苦奋斗的精神不变。人的一生，总会遇到波折，就像我们生活的那个年代，工作环境恶劣，生活物资匮乏，劳动强度又大，福利待遇也差……然而，大家都如此，个人还去想什么呢？想的是平常能挤出点余钱剩米，多少顾及点家在农村的老人，工作能够完成任务得到表扬，就是天大的快乐。别的想不到那么多，一切都是那么自然，那么的平淡。只在今天静下心一想，在那个年代没有消沉，没有怨天尤人，没有玩世不恭，也没有游戏人生，这就是我们一生弥足珍贵的财富！

（作者系四川省地矿局攀西地质队退休职工）